◎葛兆光
日本的神宮佛寺很幽靜，不像中國道觀佛寺那樣遊人如織，樹陰濃密得似乎
隔斷了塵世喧鬧，也襯托出一種謎一樣的深不可測。這些深深的神宮寺院裡，也
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會藏了些稀罕的古物，時不時亮出三件兩件，便讓歷史生出
幾許波瀾。我猜測是兩個原因，一是因為日本人神佛敬畏比中國人厲害，在中國
，政治重於宗教，政治戰爭一來，就顧不上泥塑木雕的神佛，不光是“煙橫古道
人行少，月墮荒村鬼哭哀”，道觀佛寺也難得倖免，史書里少不了用“玉石俱焚
”、“雞犬不留”這樣的成語。可是，日本的神宮佛寺常常延續千年，像奈良的
東大寺、招提寺等等，就至今依稀唐貌。一是日本人愛惜東西的傳統比中國更甚
，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家大業大滿不在乎，一把火就可以把阿房宮燒個幾天幾夜，
他們把自家的東西和外來的東西，一件又一件地小心翼翼地藏起來，看宮崎市定
《謎の七支刀》，就驚訝於《日本書紀》裡面記載的一千六七百年前百濟國王贈
與倭王的那一柄七支刀，還能從石上神宮的庫房裡重新發現，中土佚失已久的王
羲之《喪亂帖》，居然也藏在日本皇宮裡面，在千餘載後，重新藉給上海博物館
展覽，讓中國人開了眼界。老話說“禮失求諸野”，現在想想，古代中國文物丟
了，或許也可以求諸東鄰。難怪宋代歐陽修就心情複雜，這樣說日本的收藏：“
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
典藏夷?，蒼波浩蕩無通津。”
　　下面要說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便是原本深藏在日本京都西本願寺
，後來歸了西本願寺創辦的龍谷大學圖書館的，一幅充滿了謎團的古地圖。
　
　
　　令人驚異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
　　這幅古地圖裡面有什麼奧秘，讓我們今天不能不鄭重面對？
　　
　　也許，人們還記得前幾年一個英國退休船長，也是業餘歷史愛好者的孟席斯
（Gavin Meizies），他的一本書《1421–中國發現世界》（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曾經惹起的一場風波。據他說，是中國的鄭和而
不是歐洲的哥倫布、麥哲倫發現了世界，這個來自西方口惠而實不至的說法，也
許滿足了國人久已欠缺的自信和自尊，所以很多國人都相當激動。記得那一年我
在香港參加一個討論會，鳳凰衛視的一個主持人聽了會上一些不同于孟席斯的看
法，居然指責學者說，“你們誰能像他那樣滿世界去找資料？”孟席斯船長滿世
界找資料？這滿世界找的資料之一，就是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呀。因
為他要證明中國人到了美洲，可中國人到美洲就得繞過非洲好望角，而這幅繪于
鄭和下西洋之前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恰好畫了下垂的阿拉伯半島和倒
錐形的非洲，倒錐形的頂端就是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所以這幅古地圖成了他的
重要證據之一。據他說，有一種難以證實的傳說，這幅古地圖曾經被一個叫做孔
蒂（Conti）的義大利威尼斯商人帶回歐洲，因此才有了後來的“大航海時代”
，有了哥倫布和麥哲倫……
　　孟席斯的是非曲直不必在這裡敘說。其實，這幅地圖不是他的發現。一個日
本歷史地理學家，那個膝下有著中國歷史學家貝塚茂樹、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
湯川秀樹、中國文學語言學家小川環樹三個優秀兒子的京都大學教授小川琢治，
在20世紀初的1910年，就已經發現這幅地圖，並且摹寫和解說過它，一百年前摹
寫的地圖，至今保存在京都大學。孟席斯說鄭和發現世界，這幅地圖並沒有給他
提供太多的證據，但是這幅古地圖本身，倒是真的讓人尋思，因為這裡有一連串
的疑問。葡萄牙人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約1450-1500）是1488年才繞過好
望角（Cape of Good Hope，當時曾命名為風暴角Cabo Tormentoso，後來才改為
喜望峰C.deBoa Esperanza）的，達伽馬（Gama Vasco,da，約1460-1524）要遲
到1497年才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據說，在1508年版托勒密《地理學》之前，歐
洲人還沒有完整的非洲地圖。那麼，在鄭和之前當然也是在迪亞士、哥倫布之前
，是什麼人有這樣的地理知識，知道從未有過記錄的好望角，從而讓中國人繪出
了非洲大陸的倒錐形狀？是誰一一標誌出了東起日本，經朝鮮、中國和中亞到阿
拉伯半島的各個地名，這是蒙古時代大一統的世界圖像嗎？它真的被威尼斯商人
帶到歐洲，並對歐洲人的大航海發生過影響嗎？最近，我讀到一部全面研究這幅
地圖的書，仿佛學術史百年前後必有遺響和回聲一樣，研究者和百年前的小川琢
治都來自日本京都大學，一個叫宮紀子的年輕女學者的著作，對這幅地圖作了迄
今為止最細致的研究。不過，疑問仍然還在，這部題為《蒙古帝國所出之世界圖
》的新書，精緻的腰封上面還是寫著一句話，“世界最古的非洲—歐亞地圖，為
什麼遺留在日本？”
　　
　　真是謎一樣的古地圖。
　　蒙元時代的世界新知識
　　這幅明建文帝四年（1402）畫于絲織物上的地圖，長150厘米，寬163厘米，
古色古香，至今仍然藏在京都龍谷大學的附屬圖書館中。據地圖下方李朝初期官
員權近的跋文，我們知道，原來那時有一個叫金士衡的朝鮮左政丞和一個叫李茂
的朝鮮右政丞，看到了中國的吳門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和僧人清浚的《混一
疆理圖》，前一種地圖對中國之外記載得頗詳備，後一種地圖不光註明了當時的
地名，還標誌出了“歷代國都”，但是，他們還是覺得“好則好矣，了則未了”
，為什麼？因為這兩種地圖都對朝鮮缺略太多，日本又畫得不詳細，於是，他們
命令一個官員李薈“更加詳校，合為一圖。其遼水以東，及本國（朝鮮）之圖、
澤民之圖亦多缺略，金特增廣本國地圖，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圖”，這個“新圖
”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難怪除了地圖中央是龐
大的中國之外，右面就是被畫得過分龐大的朝鮮，在朝鮮中央的圓形城郭符號上
，大書了“朝鮮”二字，把朝鮮想像得這麼大，正是因為重新繪製者來自朝鮮的
緣故。
　　自我中心主義是哪個民族都免不了的，把自個兒放在中心去想像周邊，並不
止是中國人的習慣，自我誇張和自我放大也常常是凸顯自信和自豪的策略，甚至
無意識中也會如此。這我們不必管他，要緊的是一個知識史上的問題，要考察這
一地圖的基本知識源自何處。畫《聲教廣被圖》的“吳門李澤民”是誰？宮紀子
的書裡沒有詳細考證，但是她說，從嘉靖三十四年（1555）羅洪先所編《廣輿圖
》中可以知道，《廣輿圖》曾經參考過蒙古時代的兩幅圖，一幅是朱思本的《輿
地圖》，另一幅就是李澤民的《輿地圖》，從地圖中的浙江沿岸還有“慶元”二
字等等跡象可以看出，它是在蒙元時代繪製的，因為元末朱元璋稱吳王時，便已
經把蒙元時代的慶元改為“明州府”，而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這個地方又
改稱“寧波府”了。另一個畫《混一疆理圖》的僧人清浚卻比較好辦，他生生于
元定五年（1328），死死于明武二十五年（1392），在宋濂《天淵禪師浚公還四
明序》、南石文秀《增集續傳燈錄》（永樂十五年成書，1417）等等文獻中，可
以知道他是台州州黃巖，俗姓李，別號隨庵，三十歲前後，曾經在寧波的阿育王
寺佛照祖庵待過五年，畫了《廣輿疆理圖》，那時還是元朝末年，一個叫做葉盛
（1420-1474）的人，在他的《水東日記》裡面記載了《廣輿疆理圖》的一幅摹
本，摹本作者嚴節的跋文裡說，這就是清浚在元至正庚子年（1360）畫的。他的
地圖，一是用的是蒙元時代的地名，二是有“中界方格”就是經緯線，大概一格
是百里，南北九十格，東西略少一些，“廣袤萬餘”，三是對家鄉就是他生活的
慶元（寧波）、台州一帶，標誌得格外詳細。
　　因為這個緣故，後來照著李澤民和清浚兩幅地圖再繪製的《混一疆理歷代國
都之圖》，也照樣沿用了蒙元時代的地名舊稱，宮紀子在書中舉出不少例子，比
如南京附近的“集慶路”，洞庭湖附近的“中興路”、“天臨路”，北京附近的
“奉聖州”、“宣德府”等等，她判斷大約這些地名都是1329年到1338年使用的
一些地名，也就是說，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依據的原本《聲教廣被圖
》和《混一疆理圖》，呈現的是蒙元時代的制度和知識。當然，古地圖不像今天
的新地圖那樣，注意地名的時間一致性，在知識史上常常會有以當下為中心，把
古今中外匯聚在一起，不管三七二十一同時呈現的趨向，由於採用了天台僧人清
浚詳記歷代國都的地圖，這幅圖中，時而羼有古代歷史的地理知識，像這幅地圖
中的“堯都”、“舜都”、“商都”、“秦都”等已經消失的歷史地名，時而也
羼有民族潛藏的歷史記憶，像這幅地圖裡面會特意標誌出“大金都”、“女真南
京”，宮紀子說，這是作為肅慎後人的地圖製作者對於同出一源的女真族表示特
別的敬意，因為用了李澤民的《聲教廣被圖》，就不免誇張地把周邊廣袤的空間
統統畫上，不管它是否真的屬於“大元一統”。當然，也因為重新繪製的時候已
經入了明代，就會把現實中已經知道的新地名寫進去，於是，就有了明朝建文時
代的“皇都”（南京）和“燕都”（北京）。不過，儘管有“皇都”和“燕都”
，學界還是趨向於認定，這幅地圖反映的是蒙元時代的知識。
　　確實是蒙元人的知識。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在朝鮮被繪製出來的
1402年，朱元璋才死不久，建文帝才當了幾年皇帝，朱棣還在北京虎視耽耽地看
著南京。沒有籠罩天下的力量時，中國人顧不上遙遠的非洲，也沒有派人下西洋
，這些知識當然都是照抄蒙元人的，據說李澤民《聲教廣被圖》非常詳備地記載
了“內自中國，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里”的地理，那是“廣域遠邁漢唐”的
蒙元人的闊大氣象。問題是，正如宮紀子所追問的，既然它是元代人的知識，那
麼，在歐洲人之前，亞洲人怎麼會先知道有關非洲的地形？為什麼蒙元時代能夠
畫出這樣的亞非歐洲地圖？這件事情真是說不明白。儘管在歐洲早期的TO形地圖
中，也有過把亞洲、非洲、歐洲畫成三葉形的世界，不過，那畢竟只是想像。儘
管也有人提出宋代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元代汪大淵的《島夷志略》來證明中國
人早就對非洲有了解，但是，就算有了關於非洲的見聞錄和旅行記，也不等於可
以繪出一大洲的地形圖。
　　可是，在《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不僅阿拉伯半島畫得相對準確，也
畫出了大體的非洲。那個過分誇大的湖泊，是不是今天說的“大湖”？右邊那條
末端有兩個分叉、貫穿南北流入紅海的河，應該是尼羅河（Nile River）吧？左
邊從大西洋東西橫貫的河流，是尼日爾河（Niger River），還是剛果河（Congo
River）呢？這真是太奇怪了，難怪有人會覺得這下子可打破了歐洲人發現世界
也發現非洲的迷思（Math）。
　　是回回人的禮物嗎？
　　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說明這些地理知識的來源，這使它成為知識史上的難解
之謎。不過，很多學者都傾向於相信，這和色目人中的回回人有關。
　　《元史地理志》裡面說漢隋唐宋“幅員之廣，咸不及元”，確實是真的，“
若元，則起朔漠，並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
下為一，故其地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看過陳垣先生《
元也里可溫教考》和《元西域人華化考》這兩部名著的人都知道，在蒙古人席捲
歐亞之後，國界似乎漸漸淡化，廣袤空間中人來人往，歐洲人到中國的，絕不止
有馬可波羅，而中亞西亞的所謂西域人到中國的更多，他們一方面學到了中國的
文化，陳垣曾列舉當時儒學、佛老、文學、美術、禮俗和女學諸等領域的“外國
專家”，一方面又帶來了阿拉伯的文化，那些長著滿臉絡腮鬍子，雙眼碧藍，鼻
子高聳的“色目人”，不僅僅會變戲法，還有很多漢族中國人不會的奇技淫巧，
像會造火砲的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像會造塔塑像的阿尼哥等等。通過絲綢之路
東來的外國人，比起漢唐來不知多了多少倍，而延祐元年弛海禁之後，乘船到達
泉州、廣州、寧波三個市舶司來做生意的阿拉伯商人，也已經不再是少數僥倖海
上逃生的探險者，在各種進口時髦商品之外，他們可能帶來了很多新知識。
　　我們也許對那個時代的“全球化”估計太低，其實，很多異域知識的傳播和
影響，在中國已經相當深刻和廣泛，正如柳詒徵說的，蒙元時代的文化“兼蓋中
國、印度、大食及歐洲四種性質”。有一個例子，我始終覺得應當一提再提，這
就是《元史》裡面提到的那個西域人札馬魯丁（又寫作札馬剌丁，Jamaal-Din）
，他不僅在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進獻了萬年曆，而且還給皇帝製造了各種各
樣的“西域儀象”。其中一個儀器叫做“苦來亦阿兒子”的，竟然是一個地球儀
（有人說，“苦來亦阿兒子”就是阿拉伯語Kurahaiz的波斯讀法Kura-iarz，“
苦來”意為“球，蒼穹”，“亦”是標誌屬格，“阿兒子”意為“陸地，土地或
國家”）：其製以木為圓球，七分為水，其色綠，三分為土地，其色白，畫江河
湖海，脈絡貫穿其中，畫作小方井，以計幅員之廣袤，道里之遠近。
　　這裡說的“圓球”，不懂得地球為圓形的人會知道嗎？所謂“七水三地”，
如果不對整個地球的大海和陸地有充分了解，能夠說出來嗎？用“小方井”給地
球畫了格子，就應當是經緯線吧？如果能夠計算“道裡之遠近”，那麼，對於遙
遠的異域，會有什麼樣的知識呢？特別是，就是這個札馬魯丁，在至元二十三年
（1286）主持了《元大一統志》的編纂，那個時候，為了“表皇元疆理無外之大
”，朝廷曾經讓大臣招聘一批“鴻生碩士，立局置屬總其事”，當時還“大集萬
方圖志”，所以，他給皇帝的建議中說，現在，漢族地區的地圖已經有四五十冊
了，可是如今皇元的地盤太大了，“如今日頭出來處，日頭沒處，都是咱每（們
）的，有的圖子有也者，那遠的他每（們）怎生般理會的？回回圖子我根底有，
都總做一個圖子呵”，可見，他的任務就是要繪製一個包括蒙古時代一統世界的
總圖，而他本來就有回回的地圖，現在又有了漢族人的地圖，還在收集各種“遠
的”地圖。那麼，《聲教廣被圖》和《混一疆理圖》的異域知識，是否就來自這
裡呢？
　　不必等到義大利人利瑪竇來，這些隨著蒙古人進入漢族中國的西域人，便已
經把關於世界的知識傳進來了，只是漢族中國人，可能還不懂它的意義罷了，但
是，就算中國人不懂，難道不可以照貓畫虎麼？
　　
　　超越疆域的知識史視野
　　好多年來，人們都以為龍谷大學所藏的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獨
一無二的，“孤證不立”的原則讓人們對這種異常知識史現象將信將疑。然而，
1988年，日本舊島原藩松平氏的菩提寺即長崎的本光寺，又發現了一幅同樣有權
近跋文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這回的地圖長220厘米，寬280厘米，比龍
谷本還要大，是用很厚的紙繪製的，據宮紀子研究，它和龍谷本出自一源，卻略
有不同，可能比龍谷本要晚一些，因為它已經根據16世紀的資料，補充了一些朝
鮮和日本的地名。這已經太叫人吃驚了，然而發現還在繼續，這些年裡，日本學
者又陸續在熊本的本妙寺、天理的天理大學附屬圖書館發現了同樣左有非洲、阿
拉伯半島，右有巨大的朝鮮和日本的《大明國地圖》。而中國也在最近幾年，在
第一歷史檔案館發現了《大明混一圖》，這幅更大的地圖上也畫了非洲和阿拉伯
半島，只是這個地圖左邊的非洲和右邊的朝鮮，都比上面幾幅地圖小了一些，而
日本列島卻變得大了許多。
　　為什麼這幅朝鮮人畫的地圖會收藏在日本，是倭國侵入朝鮮後掠走，由豐臣
秀吉賜與西本願寺的，還是通過通信使的往來，由朝鮮官員攜到日本的？或者是
近代西本願寺的大谷光瑞從朝鮮半島買回來的？我們不得而知，只是覺得有趣的
是，這幅地圖的知識真是太“全球化”了，先是融入了可能來自阿拉伯的世界地
理知識，他們給人們介紹了只有他們才熟悉的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大陸，接著變成
了漢族中國人繪製的地圖，把中國想像在世界中央，並變得無邊浩大，然後在朝
鮮人手中重新繪製並改造，朝鮮也在地圖中被放大了好幾倍，再接著卻又流傳到
了日本，悄悄地藏在深深的神宮佛寺之中，直到20世紀才重見天日，引發了學界
的驚訝和震撼。知識的傳播和輻射，常常超越國境，尤其是在國境線不像現代國
家那樣需要護照和簽證的古代，因此知識的發明，難以像專利局頒佈證書一樣，
把它歸於哪一國哪一家。據說，韓國人對這幅不存其本國的地圖相當自豪，2004
年他們宣布發行《韓國古地圖》郵票四枚，其中之一就是這幅《混一疆理歷代國
都之圖》，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先人對於世界的新知識的證據。可是，中國學
界並不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是朝鮮對於世界的知識發明，只承認這
是朝鮮為世界保存了一個全球知識史的重要材料，並暗地裡希望這是中國人的地
理發明。可我並不認為這是漢族中國固有的知識，畢竟在那個時代，中國人仍然
相信華夏之外沒有那麼廣袤的四裔，孟席斯的話雖然中聽卻未必可靠。
　　不是中國人發現好望角，希望不會挫傷中國的自尊，我們有理由自豪，畢竟
中國古地圖記載了那個遙遠的非洲。儘管它保存在日本，但是知識卻並非日本的
，只是要感謝日本人的收藏嗜好和習慣，也要高興他們重新發現這幅地圖，這讓
人類的知識史得以重新書寫。在這一個古地圖中，我們看到知識史的相互微妙關
聯，真好像是“冰島的一陣風，吹起地中海的波浪，卷到菲律賓的暖流，然後鼓
起琉球到中國的船帆”。
　　不僅僅是對知識全球化歷史的認識，這種知識史的重新發現，也許還會有思
維上的革命性結果。2002年，在南非國民議會的“千年項目地圖展”上，據說，
曾經展出過這幅藏於日本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和來自中國的《大明混一
圖》的摹本，女議長費琳‧金瓦拉看了這幅地圖後，說了一句相當有“後殖民哲
理”的話，她說，“這個展覽的目的是，讓我們不要被別人（殖民者）強加給我
們去信服的東西所束縛”。當然，每一次新知識的發現當然都是對舊常識的瓦解
，女議長說得不錯，它能把他人強加給我們去信服的東西，從我們的習慣性思維
中去除“常識”或者“熟悉”，從而解開觀念的束縛，這也許恰恰就是歷史學在
已經逝去的舊時代中不斷發現改變自己的新材料的意義所在吧。
2008年1月30日於上海
發表自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