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濟各，一如聖方濟各，一舉一動總是那麼驚世駭俗。不錯，這一點總讓觀察家們看
錯了眼。
從歷史上看，聖方濟各用自己的生活和行動，徹底追隨基督的榜樣，度完全的福音化生活
。他神貧、愛主、愛人、熱心傳教、親近自然、愛好和平，滿心喜悅、影響深遠、力挽狂
瀾。
再看一看現任教宗，他之所以取名方濟各，一定是以聖人為榜樣，努力實踐聖方濟各的價
值觀。
實際上，從教宗方濟各就任以來，他的所作所為，一舉一動，莫不觸動天主教會和世人。
我們看看他對教廷不遺餘力的改革、對世界熱點衝突的和平呼籲、對各大宗教的對話、對
基督宗教的拉進合一、對環保和難民的關注和同情……。
如同歷任教宗一樣，教宗方濟各都會得到中國絕大部分天主教徒的愛戴和支持。
在中國的天主教會，切願與普世教會一道，成為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
。既是堂堂正正中國人，又是真真實實基督徒。無論中國教會歷史上的禮儀之爭，以及當
今中共政權下的天主教會，莫不如此。
如同利瑪竇神父般，教宗也出身耶穌會，對傳教非常熱衷。利瑪竇以適合中國當時社會情
況的方式作出的「適應」傳教法則而導致短暫的成功，（由於禮儀之爭而被廢止）。但今
天教廷有意將他列品，則是對利氏的重新認可與尊崇。同會會士朱樹德神父寧肯放棄海外
優越的自由條件，返回大陸傳教，以致遭到迫害、坐監，最後致命。這讓教宗方濟各都敬
仰不已（可見於教宗方濟各親吻朱立德神父苦難雙手）。教宗方濟各有意通過中梵對話達
致建交，好對中國教會的擴展、福傳事業能有個正面的推動與幫助，這是毫無疑問的。
在歷史上，教廷與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獨裁都達成過協議，甚至東歐的共產國家。
這就是說，教廷是不忌諱該國的政治體制，而是儘量想方設法的讓該國的教會得以苟延殘
喘、從而延續教會的生命。當然，這裡面尤以教廷與匈牙利的協議而受到詬病，因為達成
協議的可能就是做了過多的妥協。
很顯然，教宗方濟各極富南美熱情的風格，試圖將中國教會的門打開，迎接中國廣大的非
天主教徒，以嶄新的形象收穫更多的果實，通過持久的對話，為了教會的長遠發展和利益
，忍辱負重，而不是坐以待斃。
從歷史上看在中國的天主教會，除了少數的背教叛教者，有為數不少的教友和神職為了忠
於天主、忠於教會而步履蹣跚、充滿掙扎，甚至流血致命。這在十年文革時期達到頂峰。
就是現在，也得面對政府的挑戰。而這裡面，微妙的一點可能就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教
宗本篤十六世屢次提及的地上、地下教會的修和（這個修和可以先從靈性開始，一旦成熟
了再邁向體制的合一)，以及教宗方濟各上任以來批准地上、地下教會的人為主教，從中
可得出一個結論：地上地下形成合力才能發展，團結才能一致對外。大家若是爭執不斷、
互相拆台，註定是沒有贏家，後果只能是走向衰敗。
至於教會與政府的關係，相信秉承「天主的歸天主，凱撒的歸凱撒」最好不過了，也就是
所謂的政教分離。但中國的現實卻是政府一直在操縱和打壓宗教。在這種情況下，教會與
政府不得不保持一定的距離，而不是與政府談婚論嫁，做政府的官員或卒子。因為政府與
教會應各自獨立，互不隸屬。
陳日君樞機和金魯賢主教這兩位地上地下路線的踐行者，是中國教會這個時代的代表和象
徵。陳樞機嫉惡如仇、堅持公義、愛護弱小，追求完美，做事中規中矩，從歷史上看，陳
樞機與范學淹主教、龔品梅樞機這些地下教會的標桿性人物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也正因為
這樣，成了政府和愛國會的眾矢之的。至於遊走於中梵之間的代表性人物——耶穌會的金
魯賢主教，這位「泥鰍式」的主教，既不與共產黨撕破臉，又獲得梵蒂岡的尊重，還使上
海教區絕處逢生。這是一個公開教會的典型成功樣板。
記得二零一零年金主教對陳樞機說：「陳樞機，我們畢竟是一國兩制。」是啊！直到今天
，香港的教會仍然享有某程度上的自由（雖然這個自由正在遭到內地的不斷滲透），而內
地的教會卻仍在水深火熱中掙扎，可見兩地教會的巨大區別。不要說教會，就是大多數中
國老百姓也在這個威權政治體制下卑屈的活著。當然，我們可以嘗試去做一些改變，但這
很可能需要付出一定，甚至巨大的代價的。這其中，我們可以看到，馬達欽主教脫離愛國
會的柔性訴求雖然得到滿堂喝彩，但終歸為黑暗勢力所不容，至今遭到軟禁不說，連帶上
海教區神職和各項事業都遭到整肅。與其說是遭到失敗，不如說是遭到了迫害。
如同越南一樣，政府不時打壓一下教會，比如為了維護教產，天主教徒被當局逮捕入獄，
堅持正義的主教被迫辭職。同時，梵蒂岡又選擇相對溫和的人做主教。以習近平上臺以來
政治上越來越高壓的態勢，除非政治趨於自由，相信這會在一定時間內成為教會的常態，
那些認為中梵達成協議，宗教將得到完全自由，我認為恐怕不太現實。
有了東正教的前車之鑒，教宗方濟各對中國教會展現極大的寬容、包容與愛，沒有說過懲
罰及排他性的字眼，這都為解決中梵問題留下極大空間。當然，這可以說是一個因應環境
變化而做出的權宜之策。畢竟，分裂的代價太大，從歷史上看，教會有切膚之痛。
教宗方濟各與中共政權對話，建立互信機制，形成良好的互動，對於和平以及政教關係而
言，具有重大意義。當然，建交不必圖快，只要水到渠成。否則，拔苗助長也不會有好的
結果。顯然，教宗方濟各在這點上極具耐心。
上主富於仁愛寬恕，極其慈悲，不輕易發怒。在這教宗方濟各所訂立的慈悲年裡，讓我們
為中國教會邁向自由、為中梵關係能取得良好進展而祈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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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多瑪斯，中國大陸一位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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