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主義與台獨：北京的兩個擔心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 丁學良
目前北京正進行著的“兩會”上，中國最高層一方面告誡，香港人不應該“把任何社會和
經濟議題都政治化”，一方面表示對香港“分離主義”的崛起非常擔心（路透社2016年3
月4-6日綜合報道）。
確實，自從香港的抗議活動越來越頻繁和火爆以來，國際上越來越把香港的對抗局勢同其
它地方的對抗運動作比較。尤其是今年春節香港商業區旺角的對抗行為發生顯著升級（即
“魚蛋騷亂”），時間恰與台灣民進黨選戰大勝相銜接，令觀察家們更是把“台獨”和“
港獨”聚焦在一個鏡頭里考察。這種視角在中國內地尤其盛行，如果不是近來的言論空間
緊縮，這“兩獨”一定是眼下“兩會”上的熱議話題。
兩者可比不可比？
在某些專家眼裡，“台獨”和“港獨”是不可比的，部分原因下文將提及。可是，既然目
前這種比較已經被公眾廣泛高度的關註，就有必要對此作盡可能客觀持平的解析：它不僅
僅是個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現實政治和政策選擇的問題，潛在地影響到
千百萬人的安全、生活和未來的走向。
由於歷史的現實的條件和香港大不一樣，有關台灣獨立運動的內涵和形態積累了豐富的資
料，可供我們細細剖析，而所謂的“港獨”就不是這麽回事。因此，本文先在“台獨”問
題上理出幾個相關的參照點，以其為背景，來反觀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所謂的“分
離主義/港獨”乃是其中極少數最激進者的一種政治訴求。
按照台獨運動核心團體的追溯，“台獨”作為一個訴求早在1928年就出現了，“有建立獨
立的台灣共和國的主張”（《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版
第10頁）。甚至有人把這種訴求更往前挖掘到1924年，該年5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台
灣自治協會”，利用許多場合鼓吹台灣脫離日本殖民主義帝國，由台灣人自己治理台灣島
（參閱相關史料《崛起：台灣左翼運動的1924年》第五章，新北：《批判與再造》雜志，
2007年12月號第37-50頁）。
從那時至今的漫長歲月里，廣義上的台獨運動經歷了五個階段，這些階段當然是相互交叉
滲透而非截然分隔的。第一個是鼓吹理念階段，第二個是有組織活動階段，第三個是上臺
執政階段，第四個是下臺反省階段，第五個是重新執政階段，也就是今年5月20日將正式
開始的民進黨政府時期。
五個階段呈現的四大參照點
時起時伏不斷變形的廣義台獨運動包含了太多的差別層次，不必在此逐一清理。僅就它與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最具有對比意義的那些成分，依筆者的觀察，可以歸結為四個參照
要點。
其一是，全部台灣居民裡面，拒絕按照北京的基本方案走向兩岸統一的人數比例越來越高
，目前絕對超過了一半；超過了多少難說清，因為台灣的民意調查在這個問題上的數據差
別顯著。如此這般“拒統”的台灣居民，最大公約數不再是基於血緣、省籍、方言，而是
基於政治社會制度的認同。他們成為大多數，既源於人口要素，即台灣出生長大者越來越
多，也源於海峽對岸的政治狀態，使島內各界越來越失去“和平民主統一”的指望。目前
的台灣居民裡面主張“按差條件統一也勝過按好條件分裂”的人，也就是把中國統一當作
最高價值認同的，已經成了政治上的瀕臨滅絕物種，有如華南虎或白鰭豚，你怎麽喜歡它
，也沒辦法讓它昌盛。
其二，所有拒絕按北京方案統一的台灣居民，他們竭力保衛其生活方式（即政治社會制度
的另一種說法）不被損毀的願望，依托的底線之一是他們有“國軍”的保護。一部分人更
指望他們的努力，到了嚴重危機時刻定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實質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有效武
衛。
其三，台獨運動中的激進分子，曾經過度利用了台灣民眾對以上所說的國際支持的指望，
幾次試圖把“台灣獨立”的目標猛推到位，也即“台灣獨立建國”，不僅是要跟中華人民
共和國一刀兩斷，也要拋棄台灣跟歷史的中國之政治連帶標志——中華民國的國號。這種
願望在“台獨”的上述第一和第二階段，還只是以社會行動為主，到了第三階段，就成了
政府行動。於是立刻招致北京和華盛頓的雙重大力反擊，不得不黯然退縮。中共官媒在警
告剛勝選的蔡英文團隊的時候，用“不當家不知道油鹽柴米貴”為題，提醒得頗為生動—
—你們的前輩從說到做沒有做成的事，你們今年5月20日後就不要再試做了。
其四，於是就有了眼下的這種現實：蔡英文團隊不斷聲明執政後不會危及兩岸的基本關系
格局，不會做讓美國和國際社會擔憂的沖擊周邊安全的險事。曾在台獨運動的第二和第三
階段發揮過不可替代作用的李登輝，今年2月中旬在他的新書中文版自序里明言：只要保
全中華民國的主權和地位，修改憲法內容，讓中華民國成為新共和國，就沒有宣告台灣獨
立的必要，沒有必要在國際社會做出引起爭執的發言。他認為，重點在於（中華民國）“
以台灣之名”存在也即“台灣化”（臺北《風傳媒》：“風評：李登輝，又來了！”2016
年2月17日）。這個宣示被解讀為是給蔡英文執政維持兩岸關系的現狀聲張護航。這些以
前把中華民國國號當作老外套必棄之的政客，經過“台獨”的第三和第四階段的嘗試，終
於體會到，在可望的長時段里，這件老外套仍是保護他們最不願喪失的權益——自主治理
台灣的金光罩。
香港本土主義運動的階段
筆者還沒有讀到研究文獻，細細考證香港“本土主義”的起點和早期形態。僅依本人的觀
察，在1993-1995年就聽過有些香港的社會精英分子，把1997年的主權轉換稱為“新殖民
主義主子替換老殖民主義主子”。估計這種激進本土主義觀點在1980年代初，中英開始香
港問題談判時就萌發了。
時至今日，本土主義蔓延到香港社會更廣階層，其第一個堪與台獨運動作對比的，是“民
主回歸派”失去影響。近幾年來，香港年輕激進的本土派分子老是指責本港老一代民主愛
國者，說他們以政治空幻藍圖誤導港人太深（參閱“Hong Kong students who
protested government now seek to take part in it”，New York Times, 16 Feb
2016）：他們當年大力鼓吹只有讓香港先回歸中國，才能藉此過程實現香港的民主化，理
由是殖民主義天然是外來少數人統治，絕不可能與本土全民政治參與權相容。全世界的殖
民地都是先去殖民化，再開啟民主化，所以香港人民必須趕走英國殖民政權，回歸中國，
實現港人民主治港。“你們幾十年前鼓吹的這個民主回歸前景，不是空中樓閣又是什麽？
”香港民主回歸派的被邊緣化，頗相似於台灣那些鼓吹“和平民主統一中國”人的失勢。
這兩者的失勢，均大大增加了“本土權益至上”派的陣營。
第二個堪作對比的，是香港本土主義內涵的界定。原來“本土主義”被有些人譯成
Nativism，其含義易被解讀成極端排外：香港只屬於世世代代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這放在
香港顯得很怪異，因為它從來就是一個移民城市，誰都難以聲稱自己是“土著/原住民”
。Nativism原是指北美洲原始部落主要是印第安人的權益，不應該受到歐洲殖民者的剝奪
壓迫。現在“本土主義”多譯成Localism，意即把本地權益置於首要地位，這樣就不等同
於在香港社會里鼓吹老新移民之間水火不容，連特區政府的部分高官都能大體接受它。“
台獨”理論家裡曾經有人大力鼓吹，“台灣民族”在血緣上就有別於中國人，以此論證“
台灣獨立的人種根基”。國際學術界一讀到這種觀念，馬上就聯想到種族主義，因為納粹
運動就是以血緣論為出發點的。近年來，少有“台獨”理論家再發表這種政治生物學說辭
了。
不可比的部分更多
迄今為止，香港本土主義只有“鼓吹理念”和“有組織活動”兩個階段。在可預見的時段
里，它和“台獨”的可比部分看不到更多的了，兩者最要害的區別是明擺著的：香港本土
主義團體作為政黨不可能上臺執政，至多只有少數成員當選成議員。上述“台獨”四大參
照點的第二和第三條，不會出現在香港政壇上，不會有嚴肅的本土主義者真以為香港能夠
組成“自衛軍”，能夠指望關鍵時刻國際社會給予“香港獨立運動”以實質支持和武力保
護。
正是由於以上的要害區別，香港本土主義群體大多數所索取的，基本上不會超越“治權”
的冷靜範疇。這不是說該群體中沒有少數激進成員不想爭奪“有限主權”，而是由於周邊
硬性的限制條件，令任何這類想法變成有規模的行動時，都會被立刻制止。香港社會主流
不會追隨“港獨”的號召形成分離主義的民運，盡管最近英文中文媒體廣泛報道香港本土
派激進成員聲明“要對港獨去污名化”、“要在十年間推動公投”、“2047年由港人決定
香港是否脫離中國”（詳閱《明報》2016年2月20日、《紐約時報》2016年2月16日長文）
。
筆者反倒相信，經過幾番嘗試肩負挫折及代價之後，這些激進成員隨著年齡增長和對本港
及國際政治的深切體會，極有可能變得更審慎，把政治訴求退縮到靠近現實的尺度，有如
上述四大參照點的第四條。運作空間大得多、資源富得多的台獨運動經過幾番嘗試，都能
變得如目前階段這般審慎，相似過程也會出現在不太遙遠的香港。筆者1994年回顧親歷過
的幾波大動盪時，曾反省道：“妥協是成年的智慧，激進則是青年的專利。雖然激進對於
人類整體而言是一個已經多次犯過的錯，對於每一具體的青少年個人，它卻是新鮮的”（
丁學良：《革命與反革命追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154-155頁）。
所以，要合理處置香港近期的多種麻煩沖突，一方面，香港人不要把任何社會和經濟議題
都政治化；同時，中國大陸也無需對目前香港少數年輕人的過激言論太驚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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