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文：從宋襄之仁看臺灣的文化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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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臺灣作家張國立在臉書分享了他回臺下飛機時遇到的一段“文化”經歷。一名臺
灣女生刻意大聲說：“終於回到有文化的地方。”一時讓同機乘客陷入寂靜。此番事件
也同時引發各種討論，張本人則認為“文化是一種包容”。此種文化的高傲也並非個案
，2006年龍應臺女士曾隔海對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嗆聲：請用文明說服我。在
她那篇洋洋灑灑、長篇大論的公開信中，竟稱胡主席代表著一股逆流，更質疑起中國政
府的合法性和正當性。最終，她用“文明”來形容自己所處的臺灣，用“野蠻”來概括
胡先生領導下的中國大陸
兩岸之間的文化爭論從不乏話題。光是在文字方面，就有簡繁之爭。臺灣的一些“文化
人”將繁體字封為“正體字”，而將大陸推行的簡體字“正名”為“殘體字”。這顯示
出了，僅僅是在文字方面，就充滿了對大陸的極度蔑視與鄙夷。更不用說，沒有經歷文
革的臺灣，還自認更有資格代表中華的正統，將奉行共產主義的中國大陸描繪成“馬列
子孫”。更有趣的是，當臺灣基礎設施建設全面落後於不斷崛起的大陸時，又適時的出
現了臺灣人這道“最美麗的風景”。
這不禁讓我聯想起春秋時期的一個諸侯國——宋。作為“亡國之余”、殷商之後，宋國
人長期未放棄遺民的身份。其禮制和宗教，都與周人有所不同，長期保留了某種文化上
的驕傲。早在亡國之初，就有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他們認為武王伐紂是以暴制暴，不仁
不義之舉，誓死也不願與這種“非正義”或“非仁德”的人有瓜葛。
將這種文化驕傲發揮到極致的人是宋國的國君茲甫，也就是大家都熟知的宋襄公。他率
領軍隊與楚軍交戰，宋軍已經成列，楚軍正在渡泓水，右司馬公孫固向宋襄公建議：“
彼眾我寡，可半渡而擊”，宋襄公拒不同意，說仁義之師“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 ”
。楚軍渡河後開始列陣時，公孫固又請宋襄公乘楚軍列陣混亂、立足未穩之際發起進攻
，宋襄公又不允許，說：“不鼓不成列”。直待楚軍列陣完畢後方下令進攻。由於楚軍
實力強大，經激戰後，宋軍大敗。戰後國人皆怨襄公指揮不當，但宋襄公不以為然，向
臣民辯解說：“古之為軍，臨大事不忘大禮”、“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捉拿頭髮
花白的敵軍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敵人於險隘中取勝）、不鼓不成列（不主動攻擊尚
未列好陣的敵人）”，認為自己遵守古訓行事並無不當。這就是後世傳為千古笑談的“
宋襄之仁”。
宋國的這種文化驕傲有沒有得到周朝人民的認同呢？好像並沒有。在我們經常看到的寓
言故事當中，宋人經常是嘲弄的對象。在寓言集中的《孟子》、《列子》、《莊子》《
韓非子》、《呂氏春秋》和《戰國策》裡，宋國人的形象出現的頻率非常高。在這些寓
言裡面，宋人的負面形象主要體現在愚。《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中，“重帶自束”宋
人望文生義，看到古書上有“紳之束之”就把自己捆綁起來，而不知此處的紳是用來記
事的腰帶。《戰國策·魏三》中“宋人名母”說的是宋國學子，學成歸來竟然對其母親
直呼其名，理由竟是“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
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他還有廣為人知的“揠苗助長”、
“守株待兔”、“杞宋無征”、“朝三暮四”族繁不及備載。
在武王伐紂四百年後，殷商的遺民還陶醉在堅守傳承的殷商文化之中，儘管有些文化已
經不合時宜。他們信仰鬼神，崇尚武力，就連君位繼承都常常採用兄終弟及而不是周朝
的嫡長子制。位於中原腹地的宋國，從內心根本都瞧不上“不仁不義”的宗周王朝，拒
不接受與周禮並軌，執著而孤獨地行走在殷禮狹窄的軌道上。
而今，被一道海峽隔離開來的兩岸，也正重演著幾千年前的歷史。在國民政府內戰失利
退守臺灣時，大量的文化名流、知識階層心懷對新政權的恐懼，一路跟隨國民黨來到這
個原本陌生的島嶼。心懷著對故鄉的思念和有家不能回的怨恨，在希望中等待，在等待
中失望，乃至絕望。唯一可以繼續寄託的，就是用文化認同構建精神家園。但是這種文
化家園，既承受著與其母體地域上的隔絕，又面臨著臺灣本土文化的衝擊。這種隔絕和
衝擊，使其愈來愈顯得焦慮和高傲、敏感而自負。而這種高傲和自負，又加劇其與現實
的脫節，自絕於時代的潮流。使其走上與宋國一樣的那種畫地為牢、作繭自縛的境地。
新宋襄之仁，就發生在今日的臺灣。熱衷于道義說教，卻脫離實際，如同空中樓閣，
看似華麗，實則沒有現實的可取性。實力的欠缺，促使宋襄公們只能靠在道義上制造
一些煙霧，企圖利用掌握對道義的話語權，與正在崛起的宗周分庭抗禮，乃至實現其
不切實際的稱王稱霸甚至是復國的迷夢。而這種宋襄之仁，在現實層面遭受如泓水之
戰那樣的慘敗之后，注定同樣會淪為笑柄。（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