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鳳凰網主筆張弘發表文章稱，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外交不算失敗，甚至
外交成功值得肯定，而五四運動是知識精英背後煽動的暴動。文中還合理化日本的訴
求，認為日本出兵山東，理應得到回報，認為英日聯盟且有密約，因此日本的主張“事
實和法理皆有依據”。文章還將五四運動定義為“梁啟超、林長民等人扭曲事實、煽
動民意、向親段勢力發動攻擊的派系鬥爭，更引述《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認為林長
民是挾私報復。甚至在其文章結尾，還要求知識分子“深思”在政治紛爭中扮演的角
色。在全國各界開展“五四運動”紀念活動的時候，社會上竟有一些逆流，試圖重新
闡釋“五四運動”，從“另一個視角”解讀，是要為誰翻案，背後又有何險惡的用心？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德意志、意大利、奧斯曼帝國等國為主的“同盟
國”的戰敗而告終。這使得1917年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的中國成為了戰勝國。而此
前同年1月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國會演說提出《和平條款十四條》，讓國人不假思索的
掉入了“公理戰勝強權”的迷霧之中。北洋政府甚至在北京舉辦盛大典禮，慶祝戰爭
勝利。但很快，這種迷夢被現實擊得粉碎，中國代表團的合理要求在巴黎和會上被與
會列強無情的拒絕。更讓國人不能接受的是，被德國強占的山東主權，竟然被英美做
主送給日本。而北洋政府竟也“權衡利弊”，最終準備在合約上簽字。這徹底激怒了
中國人民，迫使人民奮起反抗，最終爆發了“五四運動”。
由於革命黨人犯了革命初期的幼稚病，聽信了外國勢力和一些“和平人士”的勸
說。也因為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得辛亥革命最終失敗。“南北議和”之後，革
命的果實遭到帝國主義勢力扶植的袁世凱竊取。新成立的北洋政府與滿清政府除了
政治制度和國家元首有所不同之外，其本質都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袁世凱為達到稱
帝的目標，與日本簽訂了賣國條約“二十一條”。而在袁世凱死後，隨著列強在華利
益分歧日益嚴重，陷入混戰的北洋軍閥徹底淪為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工具。這給中國
人民造成了無比深重的災難。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給正處在絕望之中的中國人民帶來了些許希望。渴望獲
得到自由與公正的中國人民把希望寄托在了“公理戰勝強權”。但事實證明了，在西
方為主導的國際秩序中，強權就是公理。這徹底讓中國人民認清了西方的“美好背後
的虛偽”，擊碎了此前的幻想。中國人民最終認識到，唯有自力更生，才能實現自我
自我拯救。
北洋政府所謂的“外交勝利”不過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謊言。顧維鈞的據理力爭，
不過是在演繹“弱國無外交”這一殘酷的現實。而北洋政府所取得的“外交勝利”
不過是列強之間為化解分歧而做出妥協的結果。而根本不是北洋政府外交努力或者
“國際道義”的結果。日本出兵山東以及日本和段祺瑞政府之間的密約，不正是北洋
政府賣國，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鐵證嗎？
五四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是救國圖存，是及時醒悟，是不甘擺布。
他們在殘酷而黑暗的現實面前，沒有倒下，沒有妥協。他們大聲疾呼，喚醒絕望的人
民，做勇敢的反抗。污蔑中國知識分子“扭曲事實”、“煽動民意”的居心叵測之人，
又如何看待土耳其共和國的締造者凱末爾領導的革命呢？比起戰勝國中國，奧斯曼帝
國這個戰敗國的國民，在面對亡國危機時，表現的更加的勇敢和堅強。他們直接拒絕
了《凡爾賽條約》，并用武力擊碎協約國的入侵，最終迫使協約國簽訂《洛桑條約》
捍衛了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對照土耳其人的精神和力量，難道中國人民還要繼續滿足
於北洋政府所謂的“外交勝利”嗎？中國的知識分子難道還要繼續“放下歧見”，繼
續容忍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嗎？比起土耳其革命者的“暴力”，中國人民的“暴力”，
不是過度，而是遠遠不夠。中國人民早該奮起反抗，推翻那個甘當帝國主義走狗的北
洋政權，并勇敢的對抗西方列強的野蠻干涉，用鐵與血爭取和實現民族的獨立。
五四運動的偉大，正在於他喚醒了中國人民，認清了西方所謂“正義與人道的原
則”的真面目，正視了西方“強權即公理”的本質，丟棄了“公理戰勝強權”的幻想。
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率先覺悟，告知國人中國“唯一可依靠的就是自我
以及戰無不勝的精神和勇氣。唯有“振作起來，進行自我拯救”。五四運動的光輝，
即使是今天，也耀眼無比，因為他仍然照耀著我們繼續為謀求民族獨立、國家統一，
繼續同西方霸權主義做鬥爭的偉大征程。同時，他雖不及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革命
那樣的堅決與徹底，但仍能與之相媲美，激勵著全世界人民為民族獨立、國家自主，
同西方霸權主義做鬥爭而勇敢前進，直到勝利。任何試圖污蔑偉大的“五四運動”的
陰謀與企圖都不會得逞，而只會警醒我們，在新的時代更加牢記歷史教訓，警惕某些已
經改頭換面、重新包裝的所謂“人道與正義”，繼續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不懈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