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欲重塑威權主義,中國走向與歷史相悖之路
中國版本的威權主義總有些與眾不同的地方。幾十年來,隨著其他專制政權或垮台、或變
質為功能不全的虛假民主國家,中國的專制政權保持了強大,甚至繁榮。
誠然,中國共產黨一直在果斷地壓制異議,鎮壓潛在的挑戰。但有些人認為,中共之所以
繼續存在下去,部分是因為它建立了異常強大的制度,受到嚴格的規則和規範的約束。其
中最重要的兩條是集體領導——靠共識統治、而不是靠強人——和任期限制。
當中國共產黨本週宣布將廢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允許習近平無限期地任職時,它打破了
這些規範。它也可能加速了許多學者認為的中國朝著與歷史的力量衝撞的進程。長期以來
,中國一直設法避免了這種衝撞。
這些歷史表明,北京的領導人正在做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曾
經稱之為「徒勞無益的差事」:試圖維護一種在現代社會無法繼續存在的政府體制。但是
,正在轉向強人統治方式的習近平,要加倍努力證明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可以在當今時
代重塑威權主義。
如果習近平成功,他不僅穩固了自己的未來、延長了中國共產黨的未來,也許還為威權主
義在世界範圍內蓬勃發展建立了一種新的模式。
更強硬的那類獨裁政權
如果像許多人現在所預期的那樣,習近平將終身留在任上,這只是在把他多年來一直在推
進的一個過程正式化:那就是剝離中國制度的權力,將其積累到自己手中。
把獨裁統治從思想上分為兩類,有助於對其的了解:一類是制度化的,另一類是個人主義
的。前者以委員會、官僚機構和類似共識的方式運作;後者只靠一位有魅力的領袖。
中國曾經是近乎於蘇格拉底理想的第一種模式,現在正日益成為兩種模式的混合體。加州
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中國學者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發表的一篇論文認為,習近平
已把自己變為「金融監管和環境政策的主導者」,以及經濟政策的主導者。
習近平還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敵對政治派別的成員在這場運動中受到不成比例的
清洗。雖然這加強了他本人的實力,但卻削弱了中國以共識為主導的運作方式。
據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研究威權主義的學者艾麗卡·弗朗茨
(Erica Frantz)的研究,這種威權主義更難維持。「總的來說,個體化不是一個好的發展
,」弗朗茨說。
缺點往往很微妙。研究發現,國內政治趨於更不穩定,管理更不穩定,外交政策更加激進
。但最明顯的風險來自繼承。
「我喜歡問俄羅斯問題專家這個問題:如果普丁明天心臟病發作,會發生什麼?」耶魯大
學政治學家米蘭·斯沃裡克(Milan Svolik)說。「沒人知道。」
「在中國,直到現在,這個問題的答案非常明確,」斯沃裡克說。死去的領導人將會為需
要做的事情留下一套經廣泛商定的規則,還會對該怎樣做有政治共識。
「這次修憲似乎擾亂了這一切,」斯沃裡克說。通過違抗繼承的規範,習近平已經表明,
任何規則都有可能被打破。「關鍵的規範一旦被推翻,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斯沃裡克
說。
派系清洗的可能風險是,政治規範將從共識轉變為零和,有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內部鬥爭
。
習近平正在削弱的,是使中國的威權主義具有非同尋常的韌性的制度主義。集體領導和有
序繼承的制度是在毛澤東的災難性終身任期結束後建立的,這些制度帶來了相對高效和穩
定的統治。
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政治學家肯·奧帕洛(Ken Opalo)在中國宣布修憲之
後寫道,有序的過渡「或許是政治發展的一個最重要的指標」。他說,終身總統「把某些
精英群體排除在權力之外,消除了讓那些掌權者接受問責和創新的激勵。」
權威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2005年,政治學家布魯斯·吉雷(Bruce Gilley)絞盡腦汁地思考一個對任何政府來說都是
最重要的問題:國內的公民是否認為政府是合法的?他把這個問題轉化為一個數字評分,
評分通過對國內公民行為表現的複雜觀察來確定。
他的研究發現,中國享有比許多民主國家更高的合法性,而且除了亞塞拜然之外,中國比
所有其他非民主國家有更高的合法性。他把中國政府的合法性歸功於經濟增長、民族主義
情緒和集體領導。
但吉雷在2012年再次研究他的這些指標時發現,中國的評分已經陡然下降。
他的數據揭示,長期以來被認為是對中國制度不利的力量已初顯鋒芒。一個被稱為「現代
化理論」的學說認為,一旦公民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他們就會要求諸如公開問責、言論
自由,以及在政府中發揮作用等東西。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權威國家,要麼向民主過渡,
要麼在動盪中崩潰。
這種挑戰,除了那些錢多到足以收買本國公民的國家以外,還沒有被其他的現代專制政權
戰勝,這種挑戰使得中國需要新的合法性來源。經濟增長正在放緩;民族主義儘管一度在
獲得支持上發揮了作用,但卻越來越難以控制,而且容易產生事與願違的結果;公民的要
求正在增加。
所以,根據中國問題學者海克·霍爾比克(Heike Holbig)和吉雷的研究,中國正在提倡「
意識型態和集體的社會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把政府與中國文化等同起來。愛國歌曲和學
校教科書不斷湧現。提到「習近平思想」的地方越來越多,現在這已是官方的意識型態。
習近平將權力個人化的做法,似乎既借鑒了舊式鐵腕人物,也借鑒了世界上民主國家中出
現的新民粹主義者。
但是,這種做法只是中國需求的一個高風險的、部分的解決方案。個人崇拜能解決幾年甚
至幾十年的問題,但不會更多。
「沒有民主的問責」
中國正在嘗試一種威權主義形式,如果成功的話,它可能會縮小國內公民需求與政府所能
提供的東西之間看似不可逾越的鴻溝。
按照定義,威權政府是不可問責的。但在中國的一些城鎮和小城市,有限的、可控的公眾
參與管道正在開放。例如,一個名為「市長郵箱」的項目允許公民提要求或進行投訴,並
獎勵遵守規定的官員。
一項研究發現,市長信箱極大改善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公民的幸福感。沒人會說這些城鎮
有民主;但這足以讓一些人有民主的感覺,使他們滿足。
這種創新始於基層社區,他們通過有限而持續的異議和抗議表達了自己的意願。麻省理工
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學者蔡曉莉(Lily L. Tsai)稱之為「
沒有民主的問責」。
現在,一些官員正在將這種曾經遭他們抵制的趨勢轉變為有意識的做法。他們的目標不是
實現自由化,而是抵制它——「在不破壞整個制度的情況下,吸出民眾的不滿」,中國問
題學者許慧文(Vivienne Shue)和帕特里夏·M·桑頓(Patricia M. Thornton)在一本關於
中國治理的新書中寫道。
北京似乎希望,大多數中國人會接受威權主義統治,如果政府能至少提供一些民主制度所
承諾的好處:適度的好政府,反應還算積極的官員,以及在明確限制範圍內的言論自由。
提出更多要求的公民會面臨可能是世界上最嚴厲的審查和壓制。
這種有新意的制度,可以作出比克服中國與歷史力量的衝突更多的東西。它可能提供一種
讓威權主義在全球茁壯成長的模式,許慧文和桑頓寫道,「非民主國家如何不僅可以存在
下去,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成功。」
但習近平的權力攫取,通過削弱制度、推動你死我活的派系鬥爭,有可能讓這種創新變得
更危險、更困難。
弗朗茨說,當領導者為自己鞏固權力時,「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對國家政治氣候的良好
掌握能力會減弱。」
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政治學家托馬斯·佩平斯基(Thomas Pepinsky)在
Twitter上寫道:「我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是,把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導人手中的做法,
聽起來像是一個腐朽的威權主義國家會做的最典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