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劉曉波至死不悟
劉曉波逝世之日，適在法國國慶前一日。
法國大革命一舉而成功，因為革命之前的 18 世紀法國，輿論初現，已經出現如劉曉波一
類的啟蒙知識份子，如盧梭、伏爾泰，倡導人生而平等而自由權利。
18 世紀末，工業革命萌芽，開始出現手工業者。知識份子對人權的倡導，在社會各階層
都有回應。知識份子的人權主張，很快就得到全民認同。法國革命雖然仍是小資產階級倡
導，但工人和農夫很快就明白人權平等和民主憲政的道理。因此雖有恐怖時代的挫折，但
法國人權的解放，一舉而成功。
影響所及，19 世紀的自由黨和保守黨，也不斷鬥爭妥協，因為大量鄉村人口移居至利物
浦和曼徹斯特等工業城市，從前的選區和選民分佈比例，不再適合。
例如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人口膨脹了十倍，若仍用二百年前的選區人口劃分代表制，曼徹
斯特幾十萬人口，只有兩個議席，與英格蘭南部一、兩千人口的富裕小鎮相同。
此一不均衡不公平的結構，英國的農夫和工人很快意識到了。他們也與知識份子一起合作
，將人權平等理論付諸行動。英國的農業出現現代化，而眾多工會在多次紛爭組合之後，
終於在 1900 年成立工黨，通過選舉，成為交替的政府 。
劉曉波的人權憲章，為何在中國失敗？因為中國民族的極權基因有兩千年。問題出在戰國
時代的酷臣商鞅，為秦王厲行變法，將人民嚴厲組織起來，以打仗的形式採行農耕。
為甚麼要這樣？因為秦國所在的陝西和甘肅，天然資源不足，要養活人口，非要艱苦奮鬥
，而且要對外吞併，以戰爭方式掠奪有農業資源的其他國土。不幸劣幣驅逐良幣，統一了
齊楚等貿易和文化文明相對更高的六國的，最後是秦國。
商鞅和李斯壯大了法家。從此帝王以法家來統治。中國分裂時興起的儒家、墨家、以及老
莊後來尊為的道家，都比法家文明。如果沒有鼓吹株連和嚴刑的法家存在，則以中國的儒
墨兩家，就早已形成人類最早期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我認為比起蘇格拉底和羅馬，中國本來有機會建立最早的人權文明。
但不幸在於法家獨大，而儒學只是知識份子歷代在野的教育思想。法家的意識早植根於中
國，經朱元璋和滿清文字獄的強化，由毛澤東發揚光大。網絡刪除小熊維尼的圖像，收緊
通訊，即是二千年前秦王法家的 21 世紀版。
中國是農業國家，農民以「山高皇帝遠」的遠視姿態生活。中國的農民不像 18 世紀末的
法國工人和小產業者，也不像英國 19 世紀的勞工。中國農民不會自行組織，不會對上層
知識份子如譚嗣同、魏京生到劉曉波，所提出種種中西結合的墨家和自由主義人權思想有
積極的反應。
中國農民人口對知識份子提倡的理想，並不 Responsive，更遑論互動。即使辛亥革命，
也只是孫中山一個團夥得到中國的資助，在武昌突襲成功。推翻帝制，中國的農民人口並
無思想準備，在意識中也從無參與。辛亥革命發動了幾多中國百姓？教科書沒有說。因此
幾十年後出了一個「紅太陽」繼續做新的秦始皇。
西方的知識份子二百年來可以調動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無此能力，因為民眾不肯受調動
。有人說這是民族基因的冷漠和麻木，也就是人類學的不同國情。因此中國農民即使有維
權律師，為秋菊打勝了一場官司，贏了官司的秋菊，只會叩謝包青天和律師，然後回家繼
續吃飯。秋菊和她的農民丈夫不會想到，隔壁一家或另一個山頭的一條村，也有許多苦難
與自己相同的農民。
中國的農民不會自行組織成立一個農黨，但英國的工人會。這就是民族基因最大的差異，
而且害死了一代代中國的知識份子。這就是中國人最大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