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發生了沸沸揚揚的司法院職務法庭性騷擾案，本文概略過程如下段。
法官陳鴻彬於2012～2014年疑似性騷擾其女性法官助理，遭送職務法庭，於2016年被判決免除職務，但因陳提起再審（且成功）所以重新組成第二次職務法庭審理。2018年第二次的職務法庭判決結果為「罰款」而已、輿論嘩然，且中間還歷經陪席法官謝靜慧辭去職務法庭職務、以及受命法官陳志祥對外發言不當等額外波折。最後，監察院針對第二次職務法庭判決結果提起再審，而陳志祥自己也遭送評鑑。至此，司法院做成一內部政策：全體法官都要接受性平教育3～6小時（視經辦業務而定）。小編對此新聞印象深刻。
民眾可能普遍認為法律專業人士的性平意識不佳或不足，應該只會發生在性侵、性騷擾等案件吧？事實上，『所有的案件』都可能牽扯到性別議題！例如也頗具爭議的大法官釋字第728號「……雖相關規約依循傳統之宗族觀念，大都限定以男系子孫（含養子）為派下員，多數情形致女子不得為派下員，但該等規約係設立人及其子孫所為之私法上結社及財產處分行為，基於私法自治，原則上應予尊重，以維護法秩序之安定……」，意即大法官會議認為：部分祭祀公業規定「女性晚輩並不能當『派下員』」是合理的、國家尊重此財產處分以及私法自治。另外，依照美國刑事案件꜊P刑數據統計，在差不多案情與當事人性質的刑事案件，男性都比女性被判刑的期間要長（相信國內的數據也類似），美國目前也開始有男權團體出來發聲、認為不公。而家事事件（含保護令、親權）當然也是最容易與性別議題相關的案件。
本團隊成員以及我們所接觸到的個案，多數人都有共通類似的經驗，不論法院或社工：都會直覺認為「女性比較會養育孩子」。假若是一般男性為經濟支柱的單薪家庭，女性養育孩子的「時間」一定會比較長、這是客觀的事實，但這樣是否就代表「比較會」養育孩子呢？當然不是，而需視個案而定。在親權案件中，法院多數都是委託社工或指派家事調查官對雙方進行訪視，當然，如同本團隊前述文章所提及、這類訪視通常都對「當下，與孩子同住的那一方」有利，所以另方若平時對於照顧養育孩子也有所貢獻，必須『積極提出客觀證據』加以說服來訪者！另外，依照國內案
件多數的實務狀況，社工訪視通常「只有一次」，這種狀況要能對雙方照顧能力進行多深入的剖析或觀察……小編認為效果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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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也藉由本文介紹「友善父母」、「主要照顧者」原則以外的另一重要親權酌定依據：「幼兒從母」。「幼兒從母」的淵源來自於古時的英國習慣法，以時代背景而言，有兩大因素導致此慣例產生：一、在奶粉或嬰幼兒主副食品工業尚未存在或發達的年代，嬰幼兒離開母親（母乳提供者）的存活率會大降；二、以當時多數的社會分工狀況來看，男人負責經濟活動、女人則主司（或只能）擔任家管，甚至是以歧視婦女的角度，認為婦女「只適合」養育孩子。
在21世紀，前述這兩大原因應該幾乎與多數家庭所處的社會經濟生活無關了，但法院仍將此一原則視為重要依據。近年慢慢有很多評論認為「幼兒從母」是性別歧視，不論是「認為婦女適合帶孩子」或「認為男性不適合帶孩子」兩種切入角度都是歧視，因此法院在用字遣詞上有一些修正，諸如「孩子年紀尚小，與xx依附關係較深」（xx可帶入父親或母親）等中性用語、或更長更多的文字段落來替代「幼兒從母」。不過，還是有法院或其他法律專業人士，仍高頻、大量使用「幼兒從母」一詞就是了，各位隨意google、應該都一堆～～事實上，2013年民法第1055-1條修正通過後
，司法院於2014年頒佈的<院台廳少家二字第1030001373號：法院依民法第 1055 條酌定或改定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之參考原則>內，仍直接使用「幼兒從母」名詞。
另外，本團隊認為實務界常有錯誤解讀性別統計數據的狀況。依照司法院公開的統計數據，在親權酌定案件中，整體未成年子女親權判給父母的比率，各約1:2（意即親權爭執的案件中，法院給爸爸子女監護權約33%、給媽媽約66%），當子女在3歲以下時，這個比率會拉高至1:4（即20% vs 80％）。這些數據僅能客觀解釋最後判決的最終結果而已。
但是，有次小編聽一位曾為法官、現轉為律師的FB線上直播，該律師提到上述親權酌定結果的父母親比率、評論道「爸爸們要多加油～」。小編認為這位律師在直播過程的建議雖是善意，但事實上已經扭曲了該統計數據的意涵；承上，該數據只是客觀展現了法院「裁判的結果」，跟當事人於訴訟過程是否有努力、願不願意努力根本無關！試想，若法院針對年紀較小的孩子，仍秉持著依照性別歧視或刻板印象的「幼兒從母」原則進行裁判，該案的父親要怎麼努力呢？加上法院實務上又有許多對於男性的負面刻板印象，拉高了男性爭取親權的門檻……這些來自於大眾與公部門的
錯誤印象不排除，父親們要付出多少不對等的努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