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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良榕 2017-01-04 天下雜誌614期
2010年在赫爾辛基九坪公寓裡的六人小公司，如何在六年間一躍成為全年淨利潤
高達三百多億台幣、全球最賺錢的手機遊戲商？38歲的超級細胞創辦人
兼執行長潘納寧，親自為《天下》詳解箇中奧祕。
一般人心目中的網路新創公司代表，例如優步（Uber）、Airbnb都是燒錢衝市佔，獲利遙
遙無期。
但遊戲業，尤其是手機遊戲業就不是這樣了。只要製出一款人氣遊戲，全世界
自然有上億手機用戶心甘情願掏錢購買點數、各式虛擬物件。遊戲商登時財源滾滾，
跟挖到金礦沒有兩樣。 全球最賺錢的手機遊戲公司、位在赫爾辛基的「超級細胞」（
Supercell）便是如此。這家創立才六年的公司，挖到四座「金礦」。
因為它推出的四個遊戲，都名列手機遊戲排行榜的前十強。
其中知名度最高的「部落衝突」，還在美國佔據App Store遊戲類下載數第一名
連續三四七天之久，這個紀錄至今無人能破。
最新一款遊戲，「部落衝突：皇室戰爭」二○一六年三月才推出。
而一五年靠著「部落衝突」、「卡通農場」等三款舊遊戲，全年淨利潤竟高達九．六四億
美元（約三一二億台幣）。 這數字放在台灣科技業都可排到第三名，僅次於台積電跟
鴻海，甚至贏過擁有上萬名員工的聯發科。也難怪，這個二一○名員工的公司，會
成為赫爾辛基納稅第一名。
當《天下》走進位在赫爾辛基市郊的超級細胞總部。空蕩的會議區，一個帶著靦腆笑容，
穿著印有Supercell字樣黑色T恤的年輕人，早等在那裡。他伸出手跟現場每個人握手，
手勁強勁，「Hi，我是 Illka。」
沒穿鞋子的執行長
一會兒，公關過來，《天下》採訪團隊才知道
，原來他就是這家估值超過三千億台幣、比聯發科還高的全世界最大手機遊戲公司創辦人
兼執行長，潘納寧（Ilkka Paananen）。
潘納寧腳上只穿著黑色襪子，原來他直接從辦公區跑出來，那裡鋪著厚厚的地毯，
超級細胞員工上班都會把厚重潮濕的雪靴放在衣帽間，換穿拖鞋或直接穿襪子。
這在芬蘭新創企業是很普遍的做法。
過去，網路、手機遊戲公司，很難擺脫「一代拳王」的詛咒。
芬蘭第一個紅遍全球的遊戲公司Rovio，在「憤怒鳥」系列之後一直沒有新的強打，
最近宣布轉型為媒體公司；靠著農場遊戲「FarmVille」大賺，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
的Zynga，也因為後繼無力而股價暴跌。
而超級細胞卻可以在六年之間，推出四支遊戲全都大賣。箇中奧祕，源自一個大膽的
全新管理方式。而且答案就藏在該公司的名字裡。
祕訣一：高度獨立運作的「細胞制」
該公司每支遊戲的研發團隊都稱為「細胞」（cell）。「這是小又獨立運作的意思，」
潘納寧說。
超級細胞一般的「細胞」約四到六人，最多的達四十個人（因為還得負責剛上市的
「部落衝突：皇室戰爭」的營運）。 每支團隊形同獨立營運、只對市場負責。潘納寧說
，基本上可將超級細胞想成一個平台，每個「細胞」都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公司。
「我大概是業界權力最小的執行長吧！」他微笑著說。
如果這麼在乎團隊獨立運作，那為何超級細胞會在二○一六年六月將公司八四．三％
持股，以八十六億美元賣給中國的騰訊呢？ 潘納寧解釋，當時主要是本來的大股東—
—持股超過七成的日本軟銀，有意出售持股，而最後選擇騰訊，「是因為騰訊很了解
遊戲業，知道讓開發團隊維持獨立的重要性，」他說。
潘納寧畢業自赫爾辛基理工大學（現併入阿爾托大學），擁有國際商業管理碩士。
他在二○○○年、二十一歲時，和朋友創立第一家遊戲公司Sumea，四年後被加州
著名遊戲公司「數位巧克力」（Digital Chocolate）併購。之後短短幾年間，
數位巧克力成長到四百名員工。
潘納寧也一路晉升到新公司的總裁。 此時，他開始為大公司的管理體系日益繁瑣而苦惱
。例如，每個月都有進度會議，決定開發中的遊戲要不要中途喊停。「可想而知，開發小
組的人一定花很多時間準備這個會議，結果反而排擠到真正開發遊戲的時間，」潘納寧說
。
而且，大型遊戲公司的管理方式逐漸向製造業看齊，一味追求成功率。用製造業的語
言是「良率要高」。這就會開始造成流程標準化、追求熟練、減少失誤，反而扼殺創新，
產出平庸的遊戲。
潘納寧在二○一○年五月離開數位巧克力，帶著五個核心伙伴，懷著「創建我們自己
夢想中的公司」的理想，在一個九坪小公寓創立超級細胞。 新公司除了高度獨立運
作的「細胞」體制，另一個重點是培養「擁抱失敗」的企業文化。
祕訣二：「慶祝失敗」的企業文化
「失敗非常重要，」潘納寧說，他表示，對超級細胞所屬的娛樂業，勝負關鍵就是能
否打造出全新、不曾出現在世界的東西，這個過程風險很高，自然會失敗連連。
但是一定得大膽嘗試，「如果你犯的錯不夠多，表示你不夠努力。」
超級細胞在某款遊戲失敗的時候，會在公司內進行慶祝。
這機會應該不少，過去兩年，該公司只推出一款遊戲，也就是「部落衝突：皇室戰爭」。
但中間有九個遊戲腰斬。也就是說，超級細胞內部開發的遊戲，最後能問世、全球
發行的機會只有一○％，可見該公司對遊戲品質要求之嚴格。 誰有權力決定哪些遊戲
該腰斬？
潘納寧說，「不是我，主要是市場決定。」
在開發階段，每個「細胞」負責人有充分自主權。但遊戲到了正式發行前的封閉測試
階段，會在加拿大、紐西蘭等地找一小群玩家測試，由一組關鍵指標評估市場反應
，不達標就殺無赦。
認識潘納寧的芬蘭同業都知道，儘管他個性溫和，待人毫無架子，但對於遊戲品質、
公司用人的要求都很嚴格，高到近乎潔癖。
潘納寧則認為，這是芬蘭遊戲社群的多年優良傳統，以維持品質為第一優先，甚至
寧可虧錢。
多年？傳統？聽了不免錯愕，芬蘭在手機遊戲的輝煌時光，也只不過十年時間啊。
其實，芬蘭有著深厚的多媒體技術開發傳統，這個底蘊，也是赫爾辛基這六十萬人口的
小港都，為何能夠一躍成為全球遊戲研發重鎮的關鍵。
為何芬蘭會成為遊戲之國？ 在一九八○年代後期到九○年代，歐洲有一種盛行於軟體
工程師、設計師之間的次文化「Demoscene」，眾人交換、展示自行製作的多媒體程式，
芬蘭年輕人尤其熱衷。該領域最大的盛會「Assembly」，每年都在赫爾辛基的會展中心
舉辦。
「Demoscene」運動孕育的設計、軟體人才，也成為Rovio、超級細胞爆紅後，芬蘭
遊戲業得以快速起飛的基礎。 潘納寧對此感到驕傲。他表示，光是赫爾辛基周邊，
就有二九○家遊戲公司，一五年共產出五十款遊戲。「而且現在很多人專程搬來
赫爾辛基，就為了開發遊戲，」他說。
但為何芬蘭人這麼熱衷多媒體、電腦遊戲？
潘納寧舉他的學生時代為例，「（冬天的時候）外面這麼黑、這麼冷，你能做什麼？
找個朋友一起打電腦遊戲最適合吧！我想這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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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幾段顯示台灣不可能照他們路子走,文化差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