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1901年參加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考取秀才。
求學
1905年7月，參加廣東人留學生組織「興中會」，加入參與同盟會，被選為評議部部長，
成為孫文助手。曾任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編輯
1906年，以兩百多學生中第二名成績畢業。
1907年，開始隨孫文遊走越南、馬來亞等南洋各地；在馬來亞檳城結識了華僑富商陳耕基
的女兒陳璧君。因富贍文采，成為孫文秘書，亦是其文告捉刀人與革命事業得力助手。
革命行動
1910年，為了回擊梁啟超等保皇改良派譏諷同盟會領袖是「遠距離革命家」，挽回民眾對
革命黨的信心，謀刺清攝政王載灃，行前《致南洋同志書》中
說：「此行無論事之成敗，皆無生還之望。即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
門也。」 3月31日，在北京後海北岸的一座橋（銀錠橋或者後來被拆的甘水橋，無定論）
埋設炸彈欲謀刺清朝攝政王載灃時被人發現，事洩被捕，獄中賦詩，慷慨激昂，一時為人
傳誦。由於肅親王善耆在審理中，對汪精衛之人品才學產生敬重，外加清廷擔心如殺汪，
可能會導致革命黨更加暴力，經過善耆對攝政王的斡旋下，改判終身監禁。1911年11月6
日，辛亥革命之後，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黃被釋放。
汪兆銘獲釋後，面見袁世凱，促其推動清帝退位，並參加南北議和。
二次革命
1913年「二次革命」開始後，被孫文急召回國。返國討袁並參與護法。革命失敗後，亡命
法國，入法國里昂大學攻讀社會學，其間拒絕了袁世凱對他回國任高級顧問的邀請。
1915年12月，袁世凱稱帝後，回國參加「護法運動」。
1921年，孫文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出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
1924年，汪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任宣傳部部長。
1925年2月，孫文臨終前預立三份遺囑，分別是《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聯遺書
》，前兩份由孫文口授，汪兆銘筆錄。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成立，汪兆銘在加拉罕、鮑羅
廷的支持下，被選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繼續執行孫中山的聯俄
容共政策。
1926年1月4日至19日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議決繼續執行聯俄、容共、扶助
農工的三大政策。 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後，由於蔣介石成功迫使國際共產黨讓步替換了和
汪精衛親密反對北伐的蘇聯駐廣州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Kissarka, ，1893年12月13日
－1938年8月1日)、等人的職務，三月二十二日在汪公館開政治會議，汪等面對的是
蘇聯人已經決定讓步的現實。 決議「汪主席患病，應予暫時休假。」，汪兆銘以治療糖
尿病，離開廣州，前往法國馬賽。[2] 由蔣出任國民黨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黨中央常委主
席，並接受國民革命軍北伐總司令職位，開始北伐。
曾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在革命黨內地位崇高，歷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
員會主席、行政院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中國國民黨副總裁等。直到中日戰爭初期，
仍是蔣中正主要政敵之一。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之際，孫科辭職，汪兆銘出任行政院長。汪在抗戰初期抗日態
度堅決，遷都洛陽，積極備戰。然而由於指揮不動蔣中正人馬，遂委請蔣中正出山指揮軍
隊，自己主政。7月17日，日軍進攻熱河，汪對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一再命張學
良出兵抵抗。汪、張互訐，結果汪宣佈辭職，10月前往歐洲。
1933年，由於民眾的呼聲，蔣中正請汪回國主持抗戰。汪要求張學良先辭職，蔣中正說服
張學良去歐洲考察，3月汪回國復職。此後汪兆銘主張對日和平交涉，得到蔣中正的支持
。5月31日，何應欽與日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天津塘沽舉行會談，共同簽訂了《塘沽協定》
，引發當世對汪兆銘與何應欽等認為這是個賣國協定的譴責。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表示對中國「不威脅、不侵略」的政策，汪兆銘
認為有談判的空間。但由於國民黨主戰派的反對，汪兆銘於8月8日表示辭職，後在蔣中正
的強力挽留下復職。
抗戰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開始。 汪兆銘任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
副總裁，地位僅次於蔣中正。
此後的汪兆銘主張對日本親善，主張「和平運動」，主要的論點為：
（一）中國不可能打贏這場戰爭，在徹底失敗之前以談判實現和平將更為有利；
（二）他曾和蔣中正有過談判經驗，因此認為蔣是不可信任的人；
（三）他關心日佔區人民的利益，認為日佔區需要照料；
（四）根據汪兆銘的助手周佛海說，如果蔣贏得了這場戰爭，那麼汪和日本的協定自然被
取消，如果蔣不能獲勝，那麼協定還可以限制日本的行為。
1938年8、9月間，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談判，
日方提出「不要領土、不要賠款，兩年內撤軍」，支持汪兆銘的和平運動。
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宣佈了一項包含了六原則的所謂的「亞洲新秩序」聲明：
（1）東亞的永久和平；
（2）善鄰友好和國際正義；
（3）聯合防共；
（4）經濟合作；
（5）創建新文化；
（6）世界和平。
12月19日，汪兆銘向國民政府申請護照，借道雲南前往越南。汪主張與日本媾和，自重慶
出走至河內。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張季鸞，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
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表示以下幾個條件的基礎上和一個新
的中國政權調整中日關係：
（1）親善友好：日本對中國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
（2）按照軸心國之間，反共產國際協定之同樣的精神，共同防共；
（3）經濟合作，日本一方絕無壟斷中國經濟的意圖。
12月29日汪兆銘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和「艷電」（29日電報代碼為
「艷」）， 電文稱：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尊重中國之主權」，能使中國
「完成其獨立」，以「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與日本政府交換
誠意，以期恢復和平」。這樣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
，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於近衛內閣數天後（1939年1月4日）
突然辭職，以及雲南軍閥龍雲並未如約支持汪兆銘，和平運動失敗。
1940年3月30日在金陵組建日本扶持的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汪兆銘政權，1943年底，汪兆銘
的健康惡化，1944年3月赴日治療。11月10日病逝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
今名古屋大學）醫院。11月23日遵其遺願，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南京中山陵西南的
梅花山。
正面評價
汪兆銘在辛亥革命之初，作為革命元勛，能夠比較堅定奉行孫中山先生旨意，堅持推翻滿
洲政府。
另外，頗具爭議、身在日本的網路寫手林思雲在《真實的汪精衛》[15]一文中，就替汪兆
銘鳴冤。首先，文中高度讚揚汪的人格，認為他有嚴肅的生活作風，在國民黨任高層時「
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不近女色，這在當時的國民黨高官中，都是鮮有人能夠做到的
」。其次，汪的行動都比較能貫徹孫中山的思想。例如，汪在1927年提議中央軍事委員會
不設主席，由7人集體領導；同年在未得悉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眾議貫徹孫中山聯俄
容共政策。再者，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汪屬於第一批抗日主戰派，欲邊作戰邊爭取與
日本談判籌碼，惜苦無軍權；後以雜牌軍力戰不果，於1933年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簽訂塘沽
協定。這種屈服原因，並不如蔣介石在抗戰前，一般為了確保既得利益；事實上，汪的權
力只有聲望而沒有軍事基礎，他背上污名對他的政治仕途非常不利。後來，汪在被行刺、
受重傷後，仍然繼續宣傳和平救國理念，期間也與日本主和派接觸並談判講和條件。在一
片對日抗爭聲中，林認為「這條主和的路比主張抗戰的路，艱難得多。」此點在汪兆銘離
開重慶時給蔣留書中，「今後兄為其易，而弟為其難。」一語可見端倪。
再者，林的另一篇文章《怎樣看待汪精衛政府》中亦認為，汪兆銘在1940年同意出掌日本
成立的汪兆銘政權一事，乃為了取得保障中國人民力量的必要措施，是謂「曲線救國」。
汪政權成立後，日本人承認這個政權，也給予相對權利。事實上，江澤民少年時期，就是
在汪政權下，入讀免費的國立中央大學_(南京)。另外，汪精衛在二戰期間，站在日本一
方，而蔣中正則站在美國一方，那麼戰後無論同盟國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其實都是戰勝
國，亦即免除了戰敗國割地賠款損失。只是這項觀點是否汪的原意，需要汪的中期文件，
方可印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