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哈佛大學是否歧視亞裔學生？
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哈佛大學(Harvard)有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猶太人太多。到1922年
，猶太人在新生中所佔比例為21.5%，而1900年時僅為7%，遠遠超過了耶魯大學(Yale)或
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中猶太人的人數。在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當中，只有哥倫
比亞大學(Columbia)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的猶太人較多。
哈佛校長A·勞倫斯·洛厄爾(A. Lawrence Lowell)曾發出警告，「猶太人的入侵」將「
毀滅哈佛」。他想設定一個上限：15%。當教職工反對這一提議時，他通過操縱錄取過程
，達到了同樣的效果。當時，本土主義的勃發促使有關方面對移民進行了嚴格限制，哈佛
大學的招生委員會開始利用「個性與適合與否」的含糊標準來限制猶太人入校。正如社會
學家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所述，這些做法在接下來30年里成功限制了猶太
學生的人數。
如今，出現了一種相似的不公正現象，但針對的是亞裔美國人。為了進入頂尖學校，他們
學術能力評估測試（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簡稱SAT）的成績必須比白人學生高
出大約140分。2008年，在哈佛大學所有SAT成績非常高的申請者當中，超過一半的人都是
亞裔。然而，他們在新生中所佔的比例僅為17%（現在為20%）。亞裔是美國增長最迅速的
種族，但20年來，他們在哈佛大學本科生中所佔的比例卻一直變化不大。
一個代表亞裔申請者的新訴訟案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哈佛大學在使用種族「平衡」
策略。每一年，每個種族和民族的錄取人數都保持着驚人的相似性。足以對哈佛大學「定
罪」的是，學校在極少數年份錄取的亞裔學生人數會超過以往，但在接下來幾年，達到標
準的人就會特別少。
對於這種現狀，一個最常見的理由就是，許多亞裔美國申請者能夠在考試中取得高分，但
是缺乏創造力或領導力等抽象的品質。早在1988年，哈佛大學招生主任威廉·R·菲茨西
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就表示，他們在「課餘標準上的表現稍差」。
即便不提猶太人當初是如何被定性的，以及當下的情況與那時是如何相似，也也還有一個
問題，那就是幾乎沒有證據能證明上述說法的真實性。針對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逾10萬名申請者的一項新研究發現，種族和
課外成就之間並無顯著的相關性。
事實是，不是亞洲人的優點比白人少；而是他們更容易被認定為缺乏個性，箇中原因則是
亞洲人經常被描述為缺乏特色，甚至彼此之間沒有區別。（哈佛大學的一名招生工作者曾
在一名亞裔申請者的文件中寫道，「他很安靜，當然，他想成為一名醫生。」）
在被污衊為缺乏創造力、貪婪、一心追求名利地位之後數十年，猶太人為美國人的生活做
出的貢獻可謂有目共睹。我們沒有理由相信，如今的亞裔美國人會做不出同樣的成績。
儘管與過去有眾多相似之處，這裡仍然存在一個巨大差異。在洛厄爾時代，哈佛是白人新
教徒精英的大本營。當時，反猶主義盛行。如今，哈佛由來自不同民族和持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組成；15%的學生都是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作為學生和教師在哈佛大學度過七年
之後，我從未聽到任何人對亞裔美國人加以貶損。
那麼，人們為何要容忍這種新的歧視？首先，許多學者都認為，如果招收高比例的亞裔學
生，就會造成非洲裔美國人的錄取比例降低。平權行動的反對者——其中包括參與提起新
訴訟的「公平代表計劃」(Project on Fair Representation)——喜歡把這兩件事聯繫起
來，但它們並不相關。
最高法院也承認，招收「足夠多」的少數族裔學生對學校有益，能讓它獲得「學生群體多
元化給教育帶來的好處」。在我看來，這種說法肯定了對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等人數偏
少的團體有利的錄取標準。但是，它並不能解釋，也沒有肯定中國、韓國或印度裔學生被
錄取的可能性比白人學生低得多的現象。
保守派指出，哈佛注重招收非洲裔（目前在新生中占12%）和西語裔美國人(13%)，但卻對
圍繞着校友子女（約佔學生人數的12%）和特招運動員（約13%）的偏好視而不見。真正的
問題在於，在一個靠能力說話的體系中，白人將會成為少數群體，而哈佛只是很難接受這
一點罷了。
名校的錄取名額是一種稀缺商品。在決定誰應該被錄取的過程中，必然會牽涉到不同價值
觀的權衡。我們應該把優秀作為唯一標準嗎——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優秀體現在什麼方
面？我們該不該把名額分配給那些將從這些名額中獲益最多的學生？抑或是錄取那些最有
可能回饋社會的人？
正確答案並非只有一個。但這並不意味着，有些答案不存在明顯錯誤。
在招生過程中把課餘活動作為一個重要因素合情合理。但是，目前的體系十分缺乏透明度
，所以很容易將「無形特質」或組建「平衡課堂」的願望等模糊標準背後的歧視隱藏起來
。在洛厄爾時代，這些標準被用來將一些表現出眾的少數族裔排除在外，如今，它們也在
發揮同樣的作用。基於法律和道德原因，各個學校有責任提高錄取標準的透明度——而不
是把它們當做遮羞布，去掩蓋僅僅因為一些學生是亞裔，就把他們排除在外的事實。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1127/c27mounk/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