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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很多年以後，當我回過頭來想，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我是台灣人。」我猜，鄭南榕的
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老闆走了]
作者是 劉華真（台大社會系副教授，曾任《自由時代》校稿工讀生）
收錄於「好國好民－鄭南榕逝世二十周年紀念特刊」
關於他的死，我的記憶好像很清晰，但又很模糊。
那時我在唸大三，為了賺零用錢，被朋友介紹到《自由時代》雜誌社當校稿小妹，鄭南榕
是那間雜誌社的負責人。在那裡工作相當一陣子，但我和鄭南榕始終沒有什麼接觸。我的
責任，只是對著手寫的原稿，挑出排版鉛字的錯誤，有時候去找寫稿的記者「你寫的一筆
什麼狗屎字」，或者去找打字小姐更正錯誤，然後把看完的稿子交給三校。工作時間是大
概晚上十點進辦公室，校對到早則三四點、晚則五六點左右。每到半夜就會有人買宵夜回
來，大部分都是清粥小菜，那個粥我還記得，黏糊糊的，像在裡面加了太白粉。因為太常
吃清粥小菜，有少數的幾次他們買別的宵夜回來，我都覺得特別的好吃。
對我而言，那就只是一個賺零用錢的工作。我的家庭，母親那邊，吵吵鬧鬧脾氣火爆的人
很多，但從沒出過任何政治異議份子；父親那邊，因為跟國民黨一起遷台的關係，是國民
黨政權的忠實效忠者。所以我不是看黨外雜誌、柏楊、李敖的書長大的，高中畢業以前讀
過最反叛的書，也只不過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在加入大學社團以前，對台灣史毫無瞭解，
賴和、吳濁流、林獻堂、謝雪紅是我從來沒聽過的名字。那時候的我，很努力在讀英文版
的The 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學德文，醉心於抽象的理論思考，夢想著有一天
能讀德文版的資本論。於當時《自由時代》雜誌所登的激進台獨言論，我一開始的反應是
有點震驚，然後覺得他們文筆不夠好、邏輯也不甚清楚，但讀著讀著，我慢慢開始瞭解他
們在想什麼。但對於國家認同、對統獨，我仍然沒有什麼清楚的立場，因為那對我而言實
在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我就只是懵懵懂懂讀那些稿子，賺一點零用錢。
工作一陣子之後，這個位於民權東路巷子裡的雜誌社有了改變。先是裝上了鐵門鐵窗，上
樓之前有人用對講機問你是誰，開始有一兩個我不認識的人長期駐守在雜誌社裡，葉菊蘭
和鄭竹梅開始常常出現，還有更多不認識的人來拜望；來了之後，和資深記者們打打招呼
，然後就和鄭南榕進房間去深談。這些改變，是在不知不覺中進行的，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去問問別人為什麼裝了新鐵門鐵窗。一直到鄭南榕死後，以及瞭解到他為什麼而死，我才
理解到這些未曾被我察覺的改變，所為何來。
然後那是一個特別的校稿日。辛辛苦苦的在《自由時代》校完稿後，四五點吧，天還灰濛
濛的，到一個朋友家睡覺。八九點被朋友叫醒，劈頭一句「你老闆死了」。我睡得迷迷糊
糊，叫她別開玩笑了，幾個小時前我才見到他，然後倒頭再睡。早在幾個禮拜前就答應，
那天下午要幫朋友的忙，到還沒有被搞爛的《新新聞》代班校稿。一篇一篇稿子讀來，都
是在報鄭南榕，我的老闆。他的家庭，他的身世，他的教育背景，他辦的雜誌社，他所參
與的反對運動，他怎樣登了許世楷寫的〈台灣新憲法草案〉被以叛亂罪起訴，他以維護言
論自由為由拒絕被拘提……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把那些稿子校完的，因為他們所寫的那個
人，是我每個禮拜碰面，常常穿著拖鞋短褲，一邊抽煙一邊邋遢地在辦公室走來走去的老
闆。
接下來的幾天，讀著《中國時報》、《聯合報》，看他們怎樣報導精神科醫師說這種行徑
有什麼問題，南榕年輕時曾求助過心理醫師，人格怎樣偏差，連他是外省人卻參加台獨運
動都被拿來當成他有認同危機的「徵兆」。這些主流的媒體報導，用一種病理學的觀點來
討論鄭南榕的自焚，對於當時被箝制的言論新聞自由，隻字不提。不可置信外加火上澆油
的憤怒，是我對當時媒體的一體印象。
隔沒幾天，台大學生在校門口發起絕食靜坐，悼念鄭南榕。人不多，幾十個人吧。然後突
然間我看到鄭竹梅，好像是她不知從哪裡聽到靜坐的消息，硬拖著阿珠姊姊帶她來和大家
一起悼念爸爸。她還只是個小學生，圓圓的臉，有一雙聰明眼睛的小孩。她和我們一樣，
身上披了白布，盤腿坐在柏油地上，我剛好坐在她旁邊。一些記者或蹲或跪地拍竹梅和學
生一起靜坐的照片。
突然間有一台摩托車衝向我們，停在離靜坐人群不到兩三公尺的地方，拿了個容器把不知
是什麼的液體往竹梅身上潑，然後快速駕著摩托車逃走。整件事情發生不過兩三秒鐘，所
有人都愣住了。等到回過神來，幾個靜坐的男生衝去追那摩托車，帶竹梅來的姊姊趕緊把
竹梅帶開，把她放進車裡換衣服清洗。當我站起來休息一下，看到竹梅隔著玻璃往外望，
我的心一陣酸楚，心裡對她說：「勇敢的孩子，不要被打倒。」
當然那位被記下摩托車號的潑尿元兇，在台灣警察機關的嚴密追查之下，變成哈利波特II
，消失的元兇。
出殯那天，拿了一塊長長的黑布，中間挖個洞，把頭鑽進去，在腰間繫上白布條，為鄭南
榕穿上了喪服，慢慢地沿著中山北路走，走到士林廢河道的靈堂。我不記得是一個人還是
和朋友一起走完全程的，只記得那是一條很長的路。每踏出一步，就好像更確定這個我認
識但不熟悉的老闆，真的真的已經不在了。
鄭南榕去世之後，雜誌社主要由他的弟弟和葉菊蘭在打理。我一直在那裡工作到他們把雜
誌社收掉為止。所有的員工一起出去吃喝了一頓，喝得大醉。然後大家幫忙葉菊蘭選第一
任的北市南區立法委員。我既無謀略又無背景，只能呆呆的幫著開宣傳車，早晨半夜四處
去發傳單，回到家裡，軟硬兼施地要媽媽投票給葉菊蘭，順便要她去影響附近的一大掛太
太小姐們。投開票當天，騎著摩托車一家一家投開票所去抄票數，然後回報到競選總部。
當葉菊蘭確定以倒數第二名當選台北市南區立委時，擠在許多前來慶賀的支持者中，我站
在快慢車道的分隔島上，眼淚忍不住流了下來。
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幫人助選，幫人拉票，也是唯一的一次。
過了很多年以後，當我回過頭來想，我為什麼停止把自己想像成中國人，或「既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而開始毫不猶豫地告訴任何詢問的人：「我是台灣人。」我猜，鄭南榕的
死在我心裡埋下一粒種子。
每每有人在問鄭南榕為什麼要這樣做，我的心情是複雜的。在這當下，被多數人視為理所
當然的言論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的自由，十四年前，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當人們已經習慣
把所享有的自由，當成呼吸喝水那樣簡單自然的事情時，大概已經忘記前人爭取自由的路
，走來何等血跡斑斑。如果有人可以佩服李敖、陳映真，因為他們在時勢不容的情況下，
仍堅持說他們要說的，寫他們要寫的，即使為此被捕下獄也在所不惜。那麼，不要因為政
治意見的差異，而貶抑堅持同樣信念、不惜得罪當道的鄭南榕，以及他為台灣言論自由所
做的貢獻。
寫於2003年
: ※ 引述《eglinton (sasabi)》之銘言：
: 柯文哲接受週刊專訪
: 記者問：你是台獨嗎？
: 柯文哲：這很好笑，台獨黨綱我沒有讀過。
: 記者問：有個政治選擇題，三選一。一是我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二是我是台灣人、也是
: 中國人，三是我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你選哪一種？
: 柯文哲：這一點……（停頓數秒，嘆氣），唉，政治上我是台灣人，文化上我是中華文化
: 圈的，我不會否認這一點。我比較覺得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我中國書讀很多，論語背
: 得超熟的，用的文字是中文，要怎麼否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