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市長柯文哲拋出要以監視器抓違停，遭桃園地院法官錢建榮批評侵害人民隱私。柯昨
: 回應，並不是要把全市1萬4000支監視器全部拿來抓違停，了不起10個熱點而已，沒那麼
: 嚴重好不好；錢建榮聽了直搖頭說，10幾支和1萬4000支有何差別？沒法律依據，就是沒
: 法律依據！如果沒人反對，難保以後不會成為1萬支。
行政機關未依法定程序取得證據，是否無證據能力？
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未必一律無證據能力，必須綜合一切情況判斷
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度判字第407號判決（節錄）
http://tinyurl.com/lla3u7z
(二) 至於實施行政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則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 （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8條
之4之規範意旨）。 蓋稅捐稽徵及行政罰之裁處程序，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課稅權及
裁罰權為目的，為保全證據並確保稅捐之徵收及行政罰之執行，固有實施行政調查之
必要，惟行政調查之方法若足以侵害個人之隱私權及財產權，即不能漫無限制；且為
確保依法行政原則，增進人民對行政之信賴 （行政程序法第1條揭示之立法目的參照
），實施行政程序之公務員自應遵守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然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
，若不分情節，一概以程序違法為由，否定其證據能力，從究明事實真相之角度而言
，難謂適當；反之，一概以究明事實真相之必要為由，肯定其證據能力，從人權保障
之角度而言，亦屬過當。因此，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例如稅捐稽徵法第11條之6規定
，稅捐稽徵機關故意以不正當方法取得之自白且與事實不相符者，不得作為課稅或處
罰之證據），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發現實體真實，應由法院於行政救濟程序個案審理中
，就個人基本人權之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
客觀之判斷，亦即宜就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即實施行
政調查之公務員是否明知違法並故意為之）、違背法定程序時之狀況（即程序之違反
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侵害被調查人權益之種類及輕重、違反誠實申報稅捐
義務行為所生之危險或實害、禁止使用該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行
政機關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可能性，及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行政處分相對
人之行政救濟有無產生不利益與其程度等情狀予以審酌，以決定應否賦予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93年台上字第664號刑事判例意旨亦採類似見解）……。
(八) 惟縱使被上訴人（按：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違背法定程序取得本案9批進口貨物之
結匯資料， 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依前揭說明，仍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
均衡維護，依比例原則及法益權衡原則，予以客觀之判斷……。
其實系爭事件我認為爭議在於
一、於證據調查層面是否有法源依據要求的強烈必要？
行政處分當然必須有法源依據，但是行政機關取得證據是否需要嚴格的法源依據？
換句話說，若基礎行政處分（罰單）欠缺法源依據，該處分當然是具有重大瑕疵而無效
，並無爭議；但是行政機關採證取得證據時，取證行為欠缺法源依據或違背法定程序，
是否導致行政處分變成重大瑕疵而無效？例如，警察開啟自己的汽車，結果迷糊誤開到
別人的車，而車鎖老舊居然能代用而開啟，赫然發現車子裡有Ｋ他命（目前僅處行政罰
鍰）；又或者警察違法破門進入搜索地下工廠，結果意外發現有多人在內聚眾抽菸。如
同這樣的非依法定方式取得的證據，是否一律導致基礎行政處分罹於無效，就很有討論
空間。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是否能導出違法取得證據無效的結果？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6條規定：
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
圍內為之，並與蒐集之特定目的相符。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二、為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
從系爭事件看起來，用攝影機對特定路段連續拍攝，是出於維護交通秩序的必要，而且
對資料蒐集，具有特定針對性（只針對車牌、車型、停車時間，但不考慮駕駛人是誰）
，又此舉當然能增進公共利益，至無疑問，且交通舉發本即是該管行政機關的職權範圍
內所得行使者。所以從個人資料保護法而言，為了舉發違規而在路口插監視器，看不出
來何以違背本條規定。
三、縱使違背本條規定，證據取得仍可能有效
從行政法院的見解來看，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未必一律無效；假設真的違背本條
規定，亦無規定說違背本條規定取得之資料不得作為證據之明文，也就是說，該證據取
得是否具有證據能力，還是必須經由法院審酌。換句話說，這偷拍的監視畫面能不能做
為證據，由法院老大說了算。
所以說，是否因為「證據取得無法源依據」，就能導出「證據資料無證據能力」，進而造成
「做成的行政處分一律無效」的結果？我認為還是有不小的討論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