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抓著「抗日」打選戰嗎？
太好了，又有我出來跟大家閒聊的機會了。
小弟我除了人稱藏書界竹野內豐、蠹魚王、髒話王之外，
又叫鍵盤抗日王。
有些人常跑來我這邊留言，說我是皇民，
（某：「看你ID的拼音就知道是小日本。」
我：「對，緋雨閑丸是小日本的名字，跟孫中山一樣。」）
還故意問我知不知道抗日先賢的事蹟，問我有沒有抗日文獻。
拜託，當然有，
抗日先賢蔡培火的手寫日記、信件草稿、自選詩文在我手上保存；
去年在台灣文學館舉辦的「從甲午戰爭到乙未割台文學特展」，
展出的藏品有三分之一是我和老爸提供的。
我還寫了篇不成熟的文章〈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抗日史料的故事〉
發表於台灣文學館館刊。
這篇文章就來聊抗日史料的故事。
（警告：文章很長，先去上完廁所泡杯咖啡再來看！）
http://goo.gl/ExK4Xg
這是日本雜誌《風俗畫報》（喂跟風俗娘沒關係好不好，擦一下你的口水），
《臺灣征討圖繪》五本、《臺灣土匪掃攘圖繪》兩本、《臺灣蕃俗圖繪》兩本。
這是啥東東呢？1895年日軍來臺，
記者及畫家也即時隨著軍隊南征北討，紀錄在臺見聞。
由於當時攝影技術未臻成熟，戰地記者無法在兩軍打得正慘烈時攝影；
因此日軍攻臺第一手的戰場影像，就只好借助畫家的手眼來留真。
畫報內圖片皆以寫實性的寫生及版畫呈現。
《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主要分幾個項目，
封面翻開就看得到「口繪」，以現代雜誌的概念來說，
也就是「隨書附贈開卷折頁全彩大海報」。
再來是「論說」，由編輯人野口勝一等撰寫當前戰況或未來展望。
接著「記事」的部份是主體，描述各地之戰爭狀況以及臺灣概況。
最後的「雜錄」或「漫錄」則以文字和圖繪紀錄臺灣的風土民情。
一方面以戰爭的描述讓日人得知最新戰況及戰功，
另一方面則以臺灣的市街圖、民間習俗等讓讀者認識這塊新疆土。
當然，這系列畫報是以征服者的立場來書寫，內容不免或有渲染之處；
然而作為日治初期的歷史、美術文獻，
雖然畫報的敘述是主觀的，但重要性絲毫不減。
然而，其實在日軍正式登臺之前，日本早已對臺灣展現高度的企圖心。
早在牡丹社事件時，日本突破了清廷對臺灣原住民疏於關注的漏洞，
成功地佔領部份臺灣土地，甚至築起了房舍。
這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第一次對外用兵，而且取得了大勝利；
這等大事，自然值得大書特書，
在1875年日本出版的山口謙《近世史略》與田代幹夫《臺灣軍記》皆有詳細的紀錄。
不過《臺灣軍記》中附錄的臺灣地圖，橫看豎看都不太像今天的臺灣，
並非這一百多年來臺灣島地形起了翻天覆地變化，
而是當時對臺灣地形探勘不夠全面。
http://goo.gl/2UFNnD
不過，從牡丹社事件結束後的1875到乙未割臺的1895年，
這二十載中日本人肯定仍然隔海密切注意臺灣，
期待哪天大清國一個手滑把臺灣給掉在路上了馬上撿回去養。
尚未簽訂馬關條約時，日軍已經先行佔領澎湖，
到1895年5月，軍隊通譯官岩永六一便在澎湖將《臺灣地誌及言語集》完稿，
雖然倉促之間，編輯未臻完美，但仍足見日本的企圖心，展現出速度的力量。
https://goo.gl/r1pKXL
若說從《臺灣軍記》到《風俗畫報．臺灣征討圖繪》是以征服者之眼來看臺灣，
那我們換個角度，看看臺灣人是怎麼看的。
鹿港文人洪棄生是抗日陣營中，極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乙未抗日失敗後，他閉門讀書，採取不合作態度，
不講日語、不服日職、不穿日服，最有意思的是：不薙辮髮。
1906年日本總督下令強制「斷辮髮」，
日本警察要洪棄生剪下「清國奴」的辮子，他硬是不從，
整天與日警玩躲貓貓，閃躲「髮禁」；
直到大約1915年，日警強將他辮子剪下才算了局
（那時候清朝在中國也早完蛋了，
在臺灣居然還有他這一號人物留辮子「遙懷」前朝），
辮子被喀嚓倒有一個好處，就是他不必再與警察你追我跑了，
他索性披頭散髮以「嬉皮士」造型過日，
也不將頭髮理成符合「文明規範」的男子短髮。
這樣性格的男人，其筆下之力道是可以想見的。
他寫下大量詩文，以詩文抗日，紀錄日軍侵臺暴行。
他的詩集《寄鶴齋詩矕》我是在板橋的一家舊書店購得，價格極廉，
就在書櫃上和一排民國七八十年的純文學書籍同列，
然而詩句的控訴之沉重，我懷疑舊書店的夾板書櫃是否能夠支撐。
https://goo.gl/8xLRhO
他的《臺灣戰紀》，寫成於1906年，由於無法在臺印行，直到1922年才在北京初版；
由於是自身的直接經驗與事後追述的直接史料，
一向被視為研究臺灣抗日史的重要文獻。
我所收藏的《臺灣戰紀》有可能是中國「杭州古舊書店」於1980年印行的「複製本」，
然而與國家圖書館及臺師大國文系收藏的《臺灣戰紀》杭州古舊書店版相比，
又有些微不同，有可能是杭州古舊書店不只印行一個版本，或者另有原因，
我仍無法斷定自己收藏的《臺灣戰紀》究竟是何來歷。
且看洪棄生畢生排斥日本教育、日本制度、日本引進之新器物，
其氣節凜然，連日本人都要為他在大門告示曰「士人住宅，不得驚擾」
（不過後來後還是被日本人抓去關，那又是另一個故事了）；
然而從洪棄生最後仍和其子炎秋感情失和，
其子偷偷閱讀新學之書、偷學日語，最後還盜領洪棄生的存款逃到日本唸書來看，
介於新舊政權替換的關口，年輕文人與老文人的面對態度截然不同。
同一時代的新青年，他們有自己的抗日主張。
這個新青年叫做王石鵬。王石鵬有一個夙願，
就是整理爬梳明代至日治的臺灣相關典籍，整理出一本集大成的「臺灣學」，
加上他相信地理知識能夠開化文明；
於是就讀臺北師範學校，本著教育初衷的王石鵬終於在1900年將《臺灣三字經》完稿，
是時他僅有二十四歲。
王石鵬雖然歷經過亡國之痛，也曾萌生消極出世的心態，
然而他畢竟有年輕人積極務實的一面，立即投身教育之中，
為這塊土地編寫教材，強調臺灣史地，
《臺灣三字經》成為臺灣傳統童蒙教材中，第一本完全以臺灣為書寫對象的蒙書。
http://goo.gl/sH6OaY
然而耐人尋味的地方在於，王石鵬這個人，似乎集「抗日」與「親日」於一身。
就這本《臺灣三字經》來說，民俗學者郭立誠認為創作動機是
「告誡後人不要忘本不要認賊作父，不要忘記割臺之痛」；
且王石鵬生平也與幾位抗日意識強烈的文人王友竹等交好。
然而《臺灣三字經》書前附錄臺灣總督府編修官文學士小川尚義題字「如此江山」，
復請日本漢學家籾山衣洲校閱，請來官方、學界日人加持，
還能說《臺灣三字經》是抗日作品嗎？
仔細觀察《臺灣三字經》內文，遍尋不著任何有抗日情緒的詞彙，
不過也沒鼓勵讀者親日；
倒是在本書自序中，王石鵬用簡單幾句話交代從清朝過渡到日治，曰：
「迨乙未之際，白馬盟成，又遭紅羊劫換」，些許透露出他的感觸。
「白馬盟成」引用漢高祖劉邦殺白馬定盟約的典故，
比喻清朝與日本所訂立的馬關條約。
然而接著的卻是「紅羊劫換」，「紅羊劫」是一種歷史讖緯之說，
原指值逢丙午、丁未年，國家會遇大的動亂及災禍，後來泛指國難。
日軍來臺，王氏以「紅羊劫換」喻之國難，此「國」自然是大清國或臺灣民主國。
在日人無孔不入的言論監管下，王石鵬僅能以這句成語，暗示他的遺民身分。
另一個身兼「抗日」與「親日」爭議的人物是連雅堂。
在早期的國小社會課本，連雅堂是以抗日英雄的形象出現在課文中。
他撰作《臺灣通史》，為的是要臺灣人勿忘自己的歷史，這個動機相信毋庸置疑。
然而在1920年初版之時，《臺灣通史》找來了日本總督田健治郎題字「名山絕業」，
再一翻還有前總督明石元二郎題的「溫故知新」；
我們很難相信前後任總督會為「抗日意識」的《臺灣通史》背書，
所以到了戰後出版的《臺灣通史》，這兩位總督的題字被撕了下來，
換成徐炳昶教授的序，表彰連雅堂的民族氣節，讓這本書看起來更「抗日」。
http://goo.gl/ofhv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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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談這麼悲壯嚴肅的話題了，來看小說吧。
1897年，一本奇書《說倭傳》（後改名《中東大戰演義》）在中國出版了，
這是由晚清作家洪興全所撰，一本共三十三回的章回體演義小說，
以甲午戰爭到乙未割臺為背景，創作出一幕又一幕臺民奮起抵抗的故事。
故事後半，由黑旗軍首領劉永福獨挑大樑，率領臺民英勇抗日，
連他女兒劉大小姐也是巾幗英雄。
黑旗軍神威到處，日軍無不喪膽，有詩為證：
「黑旗士兵素威揚，殺敵堪誇膂力剛；笑煞倭人真膽怯，至今猶怕到臺疆。」
雖然這段紀錄看起來像是發生在平行世界，不過，小說嘛，這樣寫才有人看。
而這本《中東大戰演義》也成為除了「征服者」、「被殖民者」之外，
從「第三者」筆下，想像建構出來的「抗日史」。
http://goo.gl/eOrAHL
洪棄生、王石鵬、連雅堂，從1895年之後，不論願不願意，
不折不扣都是「日本人」。
他們的個性、學識、生長環境不盡相同，
表現出來「抗日」的強度、方法，或許無法歸納在同一個光譜上，
有時候對於新學科、新文明、新建設，他們甚至還有些「親日」。
在臺灣人的精神而言，「擇日不如撞日」（選擇日本，不如衝撞日本）；
但葉榮鐘詩說得好：「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
在日治時代的高壓統治下，有時還要適時用「親日」掩護「抗日」；
必要「抗日」時，還得用迂迴婉轉晦澀象徵的方式，以免惹禍上身。
反正自己的日本自己抗，態度要步步為營、且戰且走；
同志們遍地開花，以筆為鋤，默默在書頁中，種下抗日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