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經歷日本時代，或者四五年級前輩們，
都有經歷過當局對台灣本地人實施的差別教育待遇，
不但被貼上標籤而被既得利益者鄙夷，而且成長之後也會因為諸多門檻而被刁難。
例如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就分別為台灣人和來台日本人實施差別教育，
分別設立「公學校」和「小學校」，雖然在日治末期已經建立了形式上的義務教育，
但公學校和小學校本身地位和受教權仍然不平等；另外日本當局為了嚴控台灣人思想，
在高等教育就設立門檻，僅限台灣人學習醫、農、工等不至於威脅統治者權威的學科。
就算到後來日本殖民時期已經結束，國府當局也對台灣人實施形式上的義務教育，
但初等教育由於強制性的國語運動和掛狗牌等手段，
變相實施類似日治時期針對台灣本地人的不平等教育；
而後來的高等教育，就引入了「各省比例」和「僑外生優惠」這些玩意，
也變相設立針對台灣人獲得高等受教權的門檻。
那麼就日治時期和台灣戰後時期，當局針對台灣本地人實施的差別教育，
哪個時期的差別教育對台灣人比較不合理？
或者是經歷過這些不平等待遇的前輩們，會不會為此大吐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