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媒體來源:
奇摩新聞
2.完整新聞標題:
【報導者專題：好死，好難？】
我們延長的到底是生命，還是痛苦？──專訪瑞士協助自殺組織
3.完整新聞內文:
Yahoo奇摩取得非營利網路媒體《報導者》獨家授權，同步刊登「好死，好難」專題，
透過報導，一起檢視這段充滿眼淚的歲月，帶您一窺台灣人生命最後一哩路的真實困境。
文／賴子歆 共同採訪／鄭涵文 照片／DIGNITAS提供
2015年夏天，台灣出現第一名在瑞士「尊嚴」組織協助下結束生命的案例。
他生於1945年的台北，擁有工程科系大學學歷，因為工作而頻繁往來各國，2014年年底成
為「尊嚴」的會員時，他已罹患結腸癌，癌細胞轉移至肺、肝、骨頭。歷經幾輪化療後，
他接受安寧照護，直到2015年8月，他再也無法忍受痛苦，決意結束生命，在家人的陪伴下
至瑞士接受「尊嚴」協助，自行為人生畫下句點。
座落在阿爾卑斯山環繞之地的非營利組織「尊嚴」，全名是 DIGNITAS – To live with
dignity – To die with dignity，由人權律師莫奈利（Ludwig A. Minelli）在1998年創
立，目標是徹底履行瑞士模式——在人們活著和臨終時，均尊重選擇自由、自我決定和個
人責任，而「尊嚴」也以會員制的方式，對外國人開放（註1）。不少人為了減緩痛苦，
選擇以「自殺旅行」的方式，到「尊嚴」求助。
目前，「尊嚴」約有20名兼職員工，全職的董事會成員有3人，除了創辦人莫奈利外，
還有路雷（Silvan Luley）和馬汀諾（Sandra Martino），是核心管理者；
目前「尊嚴」有來自84個國家的7,700名會員，其中7名是台灣人。
《報導者》經過三個多月時間的約訪，終於在4月越洋視訊專訪Dignitas董事路雷。
今年47歲的「尊嚴」董事路雷告訴我們，7名台灣會員中有2名曾詢問「協助／陪伴自殺」
（Assisted / Accompanied Suicide）的服務，但未進一步完成程序，也就是還沒有得到
「臨時綠燈」（provisional green light），連取得協助自殺服務的第一步都尚未完成
（註2）。
很多人誤以為去到「尊嚴」，他們會說服和鼓勵人們結束生命，但其實會員中真正由他們
完成協助自殺的個案，只有3%。外人不知道的是，「尊嚴」花了更多時間，防止絕望的人
獨自用可怕的方式離世，讓受苦的人在走入死亡前，能得到專業醫療協助，知道還有其他
的路可走。
以下是「尊嚴」董事路雷接受《報導者》專訪內容，以第一人稱表述：
我成長在一個看待死與生同樣自然的家庭，在貿易公司當3年學徒、念完經濟後，
便到跨國工業用品公司上班。30歲那年，不知怎的，我再也無法承受當代經濟體制的極端
貪婪、瘋狂追求股東利益，於是辭職然後出走各國。回到瑞士後，我決心投身於非營利的
人權相關領域，輾轉來到「尊嚴」，一待便是13年。
我在「尊嚴」13年來，印象最深刻的協助自殺案例是一名來自以色列的女士。記得同事
說，這名女士信仰猶太教，陪著她一起來瑞士的家人多達三、四十人，他們在她的床榻
四周點滿白色蠟燭，唱著家鄉的希伯來歌曲，用燭光和歌聲，伴她走完人生最後一程。
那畫面非常美麗。那美麗在於整個家族對她展現無比的愛與支持，這份愛與支持一路伴
隨她直到最後。能在我們所愛的人陪伴支持下完成生命最後一節，我覺得這是善終最重
要的事。
雖然「尊嚴」的確提供會員如前述的協助自殺服務，但實際上，只有3%的會員最後會在
我們與外部醫生的協助下，自主結束生命。
<多數人不知道自己仍有選擇>
多年來，這3%的人基本上都承受著極大痛苦，大部分要不是罹癌，要不就是神經系統疾病
患者，譬如俗稱漸凍人的運動神經元疾病患者，或是亨汀頓氏舞蹈症、帕金森氏患者等。
這兩大族群之外的少數幾位，可能是因為重大意外或其他原因，造成四肢永久麻痺或是嚴
重癱瘓。
會選擇使用我們服務的癌症病人，雖然知道可以利用安寧緩和醫療，接受深層鎮靜，但是
他們想在意識清楚下，自行結束苦痛。神經系統疾病患者和其他少數人，則是出於不願意
讓自己清醒的意識困在一個再也無法正常運作的身體裡，事事仰賴他人，生活沒有品質也
沒有尊嚴。
但其實，多數人不管是透過電話還是email找上門來時，都代表他們遇到健康問題或是生活
危機，一時之間走投無路，而我們接下來做的就是提供他們選項，告訴他們，其實你還有
其他選擇，可以跟哪些專家或團體談談看怎麼做，協助他們。
很多人一聽到還有這個或那個選項，肩頭上的壓力頓時就會減輕不少，對未來的恐懼也會
淡很多，便可以繼續過下去，重新找回生活的喜悅和品質。從這個角度來看，其實我的工
作最主要的部分是關於生命本身，包括如何去形塑生命直到最後一刻，當然也涵蓋了死亡
。
我的親朋好友並不覺得我在做的事情很奇怪，畢竟幫助人們生命的終點不要走得那麼苦，
並沒有錯。我想這也跟瑞士或是歐洲看待生命的哲學有關。很多調查顯示，多數瑞士和歐
洲其他國家的人，都支持不管是在人生中還是生命終點都要有選擇。
社會發展到今日，我相信不管是台灣人還是瑞士人，都越來越有自覺，重視個體的自由選
擇權利，喜歡為自己的人生做選擇，從選擇念什麼科系到做什麼工作、跟誰在一起、生幾
個孩子、住在哪裡等，大家都希望依照自己的觀點和偏好做決定。
從另外一個層次來看，在現代發達的工業國家，拜醫療衛生和科技、教育等種種進步，大
幅提升了我們的預期壽命。以瑞士來說，過去100年來，預期壽命足足增加了兩倍，從40歲
變成80歲。這很棒，我想，要是可以享受生活直到最後一刻，任誰都想要長命百歲。
但問題來了，現在醫療科技已經發達到即使大限已到，還是可以讓你活著。那人們自然會
開始問：這樣活著真的是我要的嗎？靠醫療措施延長的這段時間，對我個人來說是好的、
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嗎？我們延長的到底是生命，還是痛苦？除了「賴活」，我難道不可
以選擇「好死」嗎？
<臨終教育的不足>
在高齡社會，所有人都需要學習臨終議題，包括醫療專業人員、政治人物和一般民眾。但
可惜的是，很多瑞士醫生在學校根本沒學到，反而透過聯絡我們來學。
很多來電要我們協助死亡的病人，當我們問他有沒有跟醫生討論緩和醫療或是持續性深層
鎮靜、知不知道自己的病人權益、有沒有預立醫療指示的表格等等，他們會回：「那是什
麼？」或是「我的醫生跟我說，緩和醫療只有臨終前3天可以用，我覺得太晚了」，事實上
緩和醫療可以提早介入，而且還有很多其他事可做。
所以我覺得還是回歸到教育問題。雖然近20年來，瑞士的安寧緩和醫療在我們或其他組織
的刺激下已有進步，我們到處演講、訴訟、參與立法諮詢，跟醫生、研究人員或學生聊，
近來幾乎所有使用我們服務的病人，都接受了緩和醫療照護，社會也開始討論生命品質和
臨終議題，包括預立醫療照護計畫、預立醫療決定或是器官捐贈、指定醫療代理人等。但
就整體臨終教育的普及程度來說，顯然進步的空間還很大。
在我看來，安寧緩和醫療和協助自殺是不衝突的雙軌，病人可以依據自己的健康變化，決
定走哪一條路。不過有些緩和醫療的專家會認為，緩和醫療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不需要
協助自殺，這我就不以為然，因為這不是真的，而且有沒有解決到問題要由病人判斷，而
非醫生。(閱讀全文：https://goo.gl/g0vd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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