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發掘伍佰、陳明章、黑名單工作室、豬頭皮..
有沒有水晶唱片任將達的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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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人物】百卉含英的風華年代 水晶唱片任將達樂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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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報 2017/05/01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1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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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溯源：南管樂
1956年任將達在基隆出生，與音樂首發記憶也來自於此，「我在一條窄巷成長，家旁就是宮廟，第一個聽到的音樂聲，就是廟裡傳來的北管音樂」，多年後任將達成立「水晶唱片」做「台灣有聲資料庫」收錄田野聲音、北管與南管音樂時，他完全不感覺陌生，「應該是幼時記憶殘存。」
成長的五O年代，台灣民間電台播送很多上海音樂，任將達2個姊姊喜歡聽，連帶影響他喜歡唱，「政府從中國過來，帶來很多上海音樂，後來我發現大部分上海音樂又來自日本，日本也模擬西方藍調音樂轉成他們自己的Blues，這些日式Blues在當年上海佔據重要位置，不少女歌手都在唱和。」
中、日、韓三語成長
父親韓國人、母親日本人的任將達，從小家裡是中、日、韓三語溝通，「母親不太會說中文，她聽日、韓文歌居多」，任將達回憶，他學日文首先從媽媽青春之歌學起，「後來家裡經濟失勢，媽媽不如意時會抱著我，唱著她看過電影主題曲，哀嘆她自己的人生。」
任將達父親本是「台灣韓僑協會」會長，6歲父親中風，家中經濟遭小人介入，一家人改搬至未接水電的基隆違章建築，母親也需出外幫傭。
「最近我回溯日本流行文化脈絡，感受到日本戰後，政府因社會重整人力需求，會在女人進入勞動市場過程，強化對社會貢獻的意識，日本於是出現很多解放女性電影，這些主題曲都讓那些苦悶、被社會觀念壓抑的女性解壓。」
六O年代，韓國總統朴正熙（前總統朴槿惠之父）帶領韓國進入「維新憲法」時期，「朴正熙最威權時，我正好抵達釜山念國中。」任將達稱當年在釜山，其實不太明白社會到底發生什麼，「後來才知道當局藉『涉嫌吸毒』名義肅清流行歌手。」
音樂背後時代意義
「朴正熙當年成立『韓國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肅清反政府傾向的樂手，包括韓國搖滾教父申重鉉，其實女兒朴槿惠2016年也爆出掌握『藝文黑名單』封鎖反朴槿惠藝人，父女手法如出一轍。」
1969年任將達在基隆念完韓僑小學返韓，「我韓文不算很好，釜山是地方口音極重所在，當時我透過收音機學韓文，無意間聽進不同類型韓國流行樂，或源自日本的韓國翻譯歌」，「只是當年的我，聽不到音樂背後的時代意義，也不知道首爾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藝文事變。」
1972年任將達返台進入建中，「當時Billboard、Cashbox開始風行，美軍電台都播商業成功的西洋歌曲，我和幾個朋友覺得要跟別人不一樣，都強調我們聽專輯，不聽《學生之音》西洋盜版合輯。」
他回憶，當時去中華路買唱片，大家會一起分擔費用，「一般人買是一張10元，我們常客買到一張7元，唱片行老闆也常交流我們西洋音樂趨勢」，在沒有音樂媒體的年代，任將達不僅如此吸收音樂知識，也會到基隆翻看美軍離開台灣時在當地寄賣的唱片。
Soul、Funk、搖滾、民謠都聽
「當年包括『摩城唱片』（Motown）出的黑人音樂，Soul、Funk、搖滾、民謠我都聽，也聽Neil Young、Bob Dylan、Led Zeppelin、Deep Purple，他們的搖滾樂都是代表性反體制內容」，任將達謙稱，那時英文不算好，沒很掌握歌詞意思，「但就是他們的outlook、外在形象，給我很強的文化憧憬，吸引我想要變成那種不一樣。」
高中暑假，任將達常跟學弟閉關寫搖滾樂，「台灣當時沒有這種樂風，羅大佑還沒出現。」寫歌用300元一支的便宜吉他，也買拾音器（pick-up）接到一般音箱，「音箱玩壞好幾顆。」閒暇早上起床，他和學弟飆摩托車到石門區老梅沙灘，「美軍時期曾是私人沙灘，我們在那兒練完吉他再騎回市區」，整天聽、玩音樂，任將達高校時期活得很美式。
「吉他是高一跟班上朋友學的，教我幾個和弦後，我求他借我一晚，通宵沒睡一直刷一直彈，聽唱片裡的樂曲抓單音，當晚就把吉他學起來，開始自己摸索音樂的數十年。」
他稱高中不玩團，因為民謠風行，「如Simon & Garfunkel，班上同學聲音高亢的都搶唱Paul Simon、Art Garfunkel歌，我特別喜歡硬式搖滾（Hard Rock），比較藍調基礎的搖滾樂（Blues Rock）。」
高中畢業進入台大，正值民歌時代風起雲湧，「同屆有考古系（今人類系）齊豫，常看她在醉月湖旁彈吉他。」任將達開始感受台灣出現一些個人音樂，但他仍忠於追求一路狂愛曲風，「那時反骨，只看美國影集不看台灣電影，音樂只聽專輯不聽合輯，很高端的自以為是（笑）。」
此時的任將達還未想到，日後他將在台灣本土音樂史佔據重要地位。
【延伸閱讀】【上報人物】水晶唱片時代意義 任將達：新台語運動、音樂出版普及、言論自由
水晶之路
大學畢業，任將達開過兩年咖啡廳，中廣DJ賀立時在圓山大飯店幫草創的凱渥主持秀場時，找上任將達做走秀配樂，不久，1981年賀立時得知金聲唱片公司將代理寶麗金產品，急需一名國外部經理，引薦任將達進入金聲，「這是我人生第一次把『音樂』當正式工作。」
「金聲之前做台語，當時首次接觸海外唱片。」只是當年盜版橫行，任將達清楚做代理賺不到錢，「當時去唱片行，整面牆大概10張正版，其他整面盜版。」
「當年都靠黃鶯鶯《只有分離》專輯養活全公司，包偉銘當時是金聲唱片本土部新人，名氣很大，信件很多，唱片庫存也很多，唱片賣不太動。」他最記得不少中南部美眉都跋涉到金聲樓下搶看包偉銘，「父母看不到小孩，都打電話問金聲，是不是又去看包偉銘。」
那時唱片圈併購風潮正熱，金聲也傳出「寶麗金將收購」消息（日後於1986年正式成案），「我26、7歲血氣方剛，覺得多年奮鬥的老同事無法跟著到新公司，不爽憤而辭職。」
空窗期賦閒在家，任將達母親看出他有點憂鬱，找朋友開導他，「我覺得應該再試一些事，後來嘗試開『將·視聽中心』，有卡拉OK、可播電影、也可聽音樂的所在，一個包廂接一個包廂，有點類似U2，但更像現今坊間運動酒吧，想做出一間邊收看衛星轉播邊喝啤酒的休憩場域。」
狂愛足球的任將達，發現華視每年世界盃只轉播決賽，「即使觀賽人口不多，但如果我從預賽就拿到帶子做D-Live，應該做得起來。」未料策劃沒多久，華視決定該年起世界盃全程轉播，任將達生意盤算戛然而止。
圖：「水晶只是向台灣樂迷遞出另一個選擇」。（攝影：葉信菉）
同一時間，「水晶唱片」之路悄然成形。
任將達開始與任職金聲唱片結識的聯合報音樂記者何穎怡、程港輝、王明輝等人推動音樂交流，「程港輝香港人，簽證關係定期返港，每趟回台都帶很多英國、歐洲新唱片」，「1986年英國很多『後龐克』（Post-punk）搖滾樂，比較New-Wave，台灣以前都是美系音樂很少聽過。」
任將達覺得「應該讓其他台灣樂迷也有機會聽見」，「那時資訊極匱乏，沒人知道除了Billboard、Cashbox榜單還有什麼不同音樂，我們幾個就辦唱片欣賞會，想告訴大家『世界正在轉變』。」
第一場辦在敦化南路「將·視聽中心」原址，百餘坪場地來了50人，「李四端剛出道，恰好是何穎怡同學，她商請李四端轉播加持，當時李是深夜新聞記者，我記得深夜看到報導播出時，一堆人坐在地板，聽著詭異音樂搖頭晃腦，畫面實在很像秘密宗教集會。」
唱片欣賞會辦到第三場後人數趨減，「但種子已經散出去，心馳神往這類音樂的同好會相互通報，自然而然形成一群群聚落。我們幾個決定加碼編雜誌《搖滾客》，同時樂迷反應欣賞會聽完不能帶回家，所以也開始做唱片進口，請程港輝每趟自港返台多帶幾張回來。」
進口業務量撐開後，生意頭腦不斷在動的任將達又想「為什麼別國新類型音樂都有表演環境，台灣沒有？」他假想台灣應該有不少樂迷想親身做新類型音樂嘗試，1987年開辦「台北新音樂節」讓樂迷有舞台可以交流。
「台北新音樂節」
「第一屆很匆忙從市場鎖定曲風特異的樂手參加，包括趙傳所屬『紅十字樂團』、薛岳、黃韻玲、紀宏仁，也從香港邀當年還很地下的『達明一派』（劉以達與黃耀明），辦在中華路『今日百貨』（今西門誠品）樓上Disco，主持人陶曉清。」水晶唱片當年活動辦法頗是前衛，不只做演唱會，也辦展覽、座談，連辦四年。
1988年第二屆台北新音樂節由「黑名單工作室」《抓狂歌》、樂團「Double X」、陳明章、林暐哲（今「蘇打綠」老闆）等人掀起熱潮。任將達觀察，第二屆後有點像現在YouTube時代，「台上台下界線迷離，來看表演的人受鼓動影響也同時創作，Producer與User是共同體，今年在台下聽，可能明年就在台上表演。」部分樂迷等不及明年想上台表演，跑到墾丁自己開辦，輾轉成為日後「春天吶喊」盛事雛型。
「這些戶外性獨立音樂表演風氣，一直在全台各地繚繞。」隔年在台大辦第三屆台北新音樂節，除了發掘吳俊霖（伍佰）也邀來香港傳奇搖滾樂團「黑鳥」，「第三屆有趣現象是『音樂創演風潮傍著幾所大學急速擴散』，台大出現朱約信、濁水溪公社、431樂團；淡江出現雷光夏、林生祥。」
如此成功的風氣塑造，台北新音樂節如何決定邀演名單？任將達稱內部有非正式討論會，「各自擬些建議名單，不斷討論篩選。」
水晶唱片自新音樂節第三屆起也發行新人合輯《完全走調》，「表演者吳俊霖、葉樹茵、史辰蘭等都仍在樂界活動」，趁著合輯發行，同時在樂器行、音樂教室公告「台北新音樂節」持續力徵新作以豐富樂風。
任將達事後細想，水晶唱片那幾年，除了定期引進英國音樂進入台灣樂界，也嘗試實驗性音樂、民俗音樂（如第四屆台北新音樂節轉推民俗、跨界等世界音樂），無意間推行「台灣多元音樂市場自由選擇」的時代巨輪驅動。
驅動時代運轉
「水晶唱片解體後，風潮音樂（民族音樂走向）、藍儂唱片（專攻原版代理）、角頭音樂（本土音樂風格）等的類型唱片公司陸續出現。」
一直避諱言談曩昔榮景的任將達難得表露回想神情，「水晶的我們，那時只是提供大家另一種音樂選擇，從市場、產業層面讓這個時代提早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