ＦＢ卦點說明：
文長，說明少年、罪犯如何在先進國家中幫助回到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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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Ｂ內容：
少年司法安置輔導制度之回顧與改進公聽會
時間：106年4月25日(星期二)下午2時00分
一、 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李茂生教授：
我們的國家就是把人放到一個機構裡面去，其他應該負責的機構就會忘記自己的本分。當
時我們就想說，那社福機構很簡單啊，我們法院只要裁定少年到社福機構去，如果社福機
構不做，就裁定過去就好了。結果沒想到，根本裁不過去。
裁不過去的原因在什麼地方，機構說沒錢收這些小孩很困難，那時我就從台北跑到台中，
找當時的兒童局，經過三任左右的局長，我一直在談說，是不是應該去弄出一些床位出來
，三位局長都一致地跟我表示「沒錢」，因為社福是最沒錢的。沒錢的情況下，當然就沒
辦法啦，我就跑回司法院，當時的長官就說：「好吧！就由司法院來出錢。」但司法院出
的錢就只是照顧人力的時數費用而已，也就是說，社福機構裡面的其他處遇，像醫療、就
學、就業、就養等等的服務，是沒辦法由司法院出的錢支應。這部分也不能讓司法院來負
責，如果要司法院管那麼多的話，那把矯正署納入司法院矯正廳就好了，經費也由司法院
來管。但司法院是一個裁判機關，只能做整合，弄出一個vision，由其他機關去執行，不
能全部讓司法院來執行。
最後司法院少家廳準備了一千萬左右，那個單位錢用完，就由這個大水庫出錢出去，但是
只能負責時數，一萬八千塊一個月，只能負責時數，其他服務是不行的。
現在發生一個問題:把人安置出去時，社福單位說一個小孩子要四萬、五萬，不只一萬八
，但四萬、五萬扣除一萬八以後，其他部分應由誰來出?司法院嗎？司法院不是一個什麼
都有的機關。
因此有些社福機構，縱然床位未滿，也不收司法少年，主要理由是什麼?就是這些司法少
年非常難處遇。說實在這是法官在選案的問題。我不去批判法官，是我根本不知道法官怎
樣選案。少年被送到社福機構，不是人身自由沒被拘束住，必須去顧慮機構到底能不能處
遇這個孩子。
把所有事情攤開講，很多社福少年裡也有保護管束的少年，也就是，不要區分社福少年跟
司法少年。少年事件處理法的基本觀念是把少年視為社會的被害人。一個小孩那麼小，為
什麼會殺人放火？為什麼當車手？到底是成人的責任還是小孩子的責任？各位想想，各位
15、16歲的時候，都做過什麼事情。你有這種環境不去做壞事，他們有這個環境嗎？因為
他沒有選擇的可能性，所以由國家付出心血給他機會，也讓我們自己來贖罪。但我們不是
這樣子想的，很多少年一送過去，大家就開始區分:你是司法少年還是社福少年。
最難過的一件事情是:這個制度已經實施幾年了，不是說我要講社福單位，矯正單位也一
樣，矯正署也一樣。矯正學校設置了那麼多年，矯正教育有沒有人做研究？有沒有一個團
隊把矯正教育的內涵、機制，應該牽扯到多少資源調配等等的做研究？沒有!當然矯正署
會講:我們沒錢沒人啊，社福單位也講沒錢沒人。
這制度一開始設計時根本不是這樣。司法院是負責:收了少年後，覺得少年不適合送到矯
正署的機構，也不適合留在社會，我們提供某種程度上的拘束，然後在這段時間裡，派專
家瞭解他的生涯歷程，並跟他合作把他的人生規劃好，多階段的、多元的把就學、就醫、
就養、就勞所有事情，整合起來，再派個Case Management，也就是個案管理人，管理這
個案。當在某階段看到情況不對的時候，就再吸收另外一種資源進來。應該要這樣做，才
可以把少年給救回來。救回一個少年總比讓他成年以後再當犯罪人，繼續危害社會好得多
。
這制度並不是一個壞的制度，只是在最初設計時太天真，認為只要把制度設計出來，每個
單位就會主動說，這部份由我來負責，那部份由我來負責，大家一起來拯救這陷入犯罪的
少年。三十幾歲、四十歲的李茂生，確實沒有六十幾歲的李茂生那麼厲害，真的是非常單
純，以為說制度設計出來，資源就會到位。
現在要討論的問題，並不是說什麼地方不對或應該做什麼，而是真的要心平氣和坐下來，
看司法機關能做哪些事情?少調官、少保官是不是應該分開來?每個階段在執行時，應由誰
來監督?
最近為了假釋制度問題，我在看義大利的行刑制度，整個EU差不多都是如此。有一個行刑
法庭。像我們法官，抓到犯罪人，我們用57條決定他的行為責任，如果是數罪併罰，有50
條跟51條。但50條跟51條是決定上限？決定下限？還是決定中間？我們法律根本沒有任何
的規矩。
所以如果決定了一個刑期、一個刑種，應該由另一個專家接收所有的資訊，理解受刑人的
過往，理解到受刑人目前承受處罰的能力，以及能將處罰轉化成自身能量的能力有。我們
需要給受刑人多少資源，規劃多少階段的處遇，這部分應由專家來做，這就叫做行刑法庭
。
行刑法庭通常由法官來做，每個法官待三年，法官並不需要有淵博的知識，只需要有寬容
的心能夠接收各方面的意見。由法官整合出一套規劃，然後再交由所有執行人員，比方說
精神上有問題的就交給心口司，如果是就勞上有問題的就交給勞動部，再發放到地方機構
；再由地方機構把NGO全部整合起來，義大利在2000年左右開始做這件事，他們現在已經
關閉所有精神病院，精神病患不會被關在病院裡面。
這種在世界上已經實行好幾年的事情，台灣還是一大堆人只想把人關起來，也不去想該如
何去處遇，也不去研究，只知道事情一發生的就罵這個罵那個，到最後其實整個歷史就是
一場悲劇而已。
[0:05:26 - 0:21:07]
▼李麗芬委員回應：謝謝李教授，讓我們從頭瞭解說當初立法的本意，可是你要不要更具
體地跟我們講一下現在的想法，再講一下現在應該是要怎麼做?
[0:21:10 - 0:21:46]
▼李茂生教授回應：只就少年來講，監察院那個同行等制度先不去管，這可以看到說司法
院少家廳在這部分保守的態度。
關於少年法官應該做哪些事情，就牽涉到久任、資訊不足、訓練不足等的問題。暫且都不
談，我們把少年法官視為剛剛所講的，是一個有寬容的心，可接受多元意見，適當的個案
管理者。小孩子到法院來的時候，透過少調官把所有的presentence investigation做好
，然後找很多人進來看報告。我所建議的就是所謂的「圓桌」，結果後來被沈方維弄成是
「不要寫裁定書」，當然他也是好意，但制度就扭曲了。
不寫裁定書，主要是要把法官的精力節省下來去做個案的管理者，必須要寫出一個
program，針對孩子在三年、五年內，到底在哪個階段裡需要哪些東西。當然，剛開始時
，因為從少調官來的資訊會非常充足，所以法官必須從就學、就醫、就勞，這幾個層面決
定要由哪個機構接收孩子?哪個資源要先進來?資源到位後應該由誰監督執行？這有兩種方
法，一種是法官直接下去監督，但以現在的司法能量來講，基本上不可能的，而且法官的
案件量繁重，頂多只能付出愛心、關心；但若要求法官監督，法官體力絕對負荷不來。
有人就想到說:是不是讓少保官來做?如果要求少保官去掌控整個流程，會又沒有權也沒有
能。所以就台灣的現況，是希望法官可以去做個案管理者，但是執行面的監督，法官可能
做不到。那這樣，是不是要再另外找人來做像是行刑法官?行刑法官並不是只關於少年，
在關於吸毒者、戒酒、精神疾病，也就是刑法第十九條的處理，都需要這類人的存在。
但，這牽扯到司法院人力分配上能不能分出行刑法官來。如果說，覺得行刑法官在其他單
位都非常需要，但在少年方面，由於少年人數並不太多，就不要弄一個行刑法庭出來而由
少年法庭來整合，某種程度上也有可能。
少年法官在裁定書都可以不寫的情況下，應該把精力放到case management上。你必須在
各個階層去區分是哪種少年，像日本就分成六種少年，有行為類型的分類、有人格的分類
。這都必須要再去商討。這會有SOP，少年一進來就把他分類，分類好了之後，每一類下
都會有各自的SOP，根據SOP會有個別處遇的處遇書。處遇書會分很多階段，每個階段哪個
單位應該進來，像有些是地方政府勞動局要進來，有些是教育局要進來，關於精神衛生的
單位要進來，還有社福單位要進來。每一個階段，每個種類可以弄成SOP。大家一起來做
研究，這類少年進到這個階段時，他碰到問題的時候，可以用YES/NO、YES/NO、YES/NO的
方式，理解說:什麼時候、什麼資源要到位。少年法官要在少年保護官的協助下，盯著整
個program進行。
用這種方式來做，不要再區分這個少年應該給矯正署，那個少年應該給衛福部，本來就應
以少年為中心，而不是把少年分給誰。以少年為中心，什麼單位要把資源融進來。如果這
個觀念能夠改變，所有都會水到渠成。
我只強調一件事，唯有把少年當作是一個unit、一個主體，他需要什麼東西，大家分工合
作，提供可能的資源。若不以少年為中心來做，到最後松山盧老師事件、南投事件絕對會
發生的，也一定會繼續發生。這已經講了20年，好像都沒有人想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