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喬高對人權畢生關注，特別是從2006年以來，他主持了對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
員器官的調查。他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從2006年開始做這方面的調查，同年發布報告，
2009年發布更新版，2016年發布第三版。大衛喬高也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簡單
來說，他們是活摘器官事件的第三方調查人。
對器官活摘不太清楚的，可以聽聽大衛本人的說法。
(轉載自希望之聲)
在接受本台專訪時，大衛喬高表示，他很小的時候，媽媽就告訴他，要做傻子，不要做逃
兵。他表示，他們在無法進入中國的情況下，對中國活摘良心犯的事件進行了獨立的調查
。這些不是出於反華的目的，而是因為熱愛中國人和中國文化。
中共政府對於大衛喬高他們的調查報告不予回應。一些國家的表現也令人失望。但是以色
列等國家的反應令人鼓舞。雖然很多人覺得這些難以置信，但是我會一直做下去，我不想
接受良心的拷問。
故事人生：大衛‧喬高的故事（一）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6/01/n870872.html
（本台記者方偉採訪報導）2017年5月下旬，兩部獲獎紀錄片《難以置信》（Hard to Bel
ieve）和《活摘》（Human Harvest）在加州斯坦福大學和多所加州大學放映，引發了當
地學術界、法律界，和公眾的強烈關注。
兩部紀錄片的主題都是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調查，其中《難以置信》由兩
度艾美獎得主肯史東 （Ken Stone）和艾琳熙爾伯（Irene Silber）執導，榮獲14項電影
大獎，超過40次在美國公共廣播電台PBS播出，並被“圖書館視頻評論期刊”（Video Lib
rarian Magazine）“強力推薦”為教育性人權紀錄片。
《活摘》則是由加拿大溫哥華華裔電影人李雲翔執導，記述的是加拿大前亞太助理國務卿
大衛喬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對在中國發生的活摘器官及交易進行的獨立
調查。這邊影片是2015年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皮博迪獎）、2015年AIB國際調查性
紀錄片大獎獲獎紀錄片。
希望之聲電台主持人方偉採訪了兩部電影中的調查者之一，也是加州系列放映活動中，在
現場與觀眾互動和答疑的一位嘉賓：大衛喬高。
大衛喬高早年學習法律，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加拿大皇家檢察官。之後從政，擔任
了七屆加拿大國會議員，總共二十七年。後來又擔任加拿大亞太助理國務卿、交通部長、
國際發展部長，是多屆加拿大政府的內閣要員。大衛喬高對人權畢生關注，特別是從2006
年以來，他主持了對在中國發生的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他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
從2006年開始做這方面的調查，同年發布報告，2009年發布更新版，2016年發布第三版。
大衛喬高也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媽媽告訴我：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偉：作為一位律師和政治家，你有很多方向可以選擇，你為什麼選擇了人權工作呢？
大衛喬高：你這是個好問題。一般人認為檢察官是沒心沒肺的，心腸很硬，總是想把被告
定罪。但是在加拿大，我們的檢察官不是這樣子，我們是要維護正義的。如果在審判的過
程中，我們發現這個人是沒罪的話，我們馬上會站起來跟法官說，我不要往前走了，不指
控了。很多人認為，只有辯護律師才是維護人權的，但不一定是這樣。世界上發生了太多
這樣的事情，當我看到一個人因為政治迫害而被定罪，我真的是心裡搖頭。
方偉：誰對你的成長影響最大呢？
大衛喬高：媽媽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她跟我說過一句話，說在這個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
人叫做sucker，就是傻子；另一種人叫ducker，就是逃兵，碰到麻煩就逃的人。媽媽說，
當碰到困難的時候，情勢變得非常艱難的時候，逃兵就會逃走，但是傻子會堅持在那裡，
不畏艱難向前走。所以媽媽告訴我，記住，你永遠要做傻子，不要做逃兵。
方偉：爸爸對你是什麼樣的影響？
大衛喬高：我非常崇拜爸爸。我的爺爺和曾祖父都是法官，但是爸爸不是法官，是個商人
。每次我很興奮和爸爸說什麼事的時候，爸爸就問：“你有沒有誇大事實？” 他說不要
誇大事實。所以從十五歲起，我就學會了這一點。爸爸給我很多這樣人生的準則，其中一
個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別誇大事實，所以我對事實非常的小心。
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對中國感興趣？
方偉：作為加拿大的政治人物、人權律師，你是什麼時候對中國感興趣的呢？
大衛喬高：這很有意思，我第一次接觸到中國是1969年到1970年我在巴黎留學的時候。那
個時候我找到一本書，就是紅寶書 – 毛澤東的書，那個封面就是毛澤東看着長江的圖象
。我當時覺得，這個人肯定很好，他看來大概連蟲子都不願拍死。你現在會說我是個笨蛋
，但是對我來說，是到後來我開始讀到更多的東西，以及我和從中國來的人開始交談和了
解之後，我才知道這個“紅寶書”根本就是個政治宣傳而已，所有東西都是說的好聽，但
他自己根本就不用的。
後來我再去中國的時候，我是加拿大的亞太助理國務卿，那個時候我沒法評論中國的人權
問題，因為我是個加拿大的官員，我談中國的人權問題會冒犯中共。我現在感覺很不好，
為什麼我當時沒有說，在私下裡我可以說呀？但是我沒有說，只提了一點點。那個時候我
其實已經知道法輪功的事情了。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而我在2002、2003年的時候
是加拿大的駐亞太國務卿。現在回頭看，我都覺得非常的內疚，為什麼我當時不講話！
方偉：你是怎麼和法輪功學員接觸上的？
大衛喬高：當時我是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所以法輪功學員就是以公民的身份來拜訪我，
跟我講法輪功的事兒。他們來的時候我就會認真的聽，認真的記，然後我就明白是怎麼回
事了。
方偉：你為什麼相信他們說的呢？
大衛喬高：就是根據我對這些人的判斷。他們是誠實的人，他們來我這不是為了他們自己
，而是為了在中國被迫害的其他法輪功學員。我是個檢查官，我有這個觀察力。我基本上
能夠知道一個人說的是真話、還是在騙人。我知道這些法輪功學員說的是真話，但是那個
時候我手裡是沒有證據的。
方偉：他們來跟你說了些什麼事情？
大衛喬高：他們講的是家人遭受到迫害，家人被抓走了，渺無音訊了。
方偉：你什麼時候開始涉入到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這方面的調查呢？
大衛喬高：首先來找我的是追查迫害法輪功的一個聯合組織。我後來才知道，當時是美國
國會有人跟他們說，你們要拿出調查報告的話，你們要去找第三者、獨立的人士。就是因
為這個原因，他們來找到我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我們也接受了他們的請求。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調查？
方偉：你為什麼接受這個請求呢？
大衛喬高：麥塔斯是個猶太人，他非常了解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事情。當時我們就想說，
為什麼不呢？我們就開始調查中國器官摘取事情的原委。後來我們找到了32類不同的證據
，來證明這件事情的真實存在。
方偉：在你開始調查的時候，你是不是已經有所取向了，覺得這件事情是存在、還是不存
在的了？
大衛喬高：沒有，我們一開始調查的時候完全沒有結論。也就是說證據把我們領到什麼地
方，我們就會做什麼樣的結論。因為我們的是一個獨特的法律上的論證，我們沒有辦法去
中國做親身的調查，所以我們是用旁證來做的。也就是說，隨着我們調查的深入，如果這
個大規模的器官摘取不存在的話，後果是如何；如果它存在的話，後果又是什麼。結果呢
，前者都沒有，而後者相應的證據一個個的浮現。所以，最後我們非常不情願的得出結論
：大規模的器官摘取的事情，真的是存在的。
方偉：您在活摘器官方面做了十年的調查，過去的十年都在追這件事情。作為這個領域的
專家，您查出來的真相到底是什麼呢？
大衛喬高：有錢的中國人他們需要器官，還有就是外國人，象美國人和加拿大人，也有需
要器官的，他們就搞器官旅遊。我們現在知道整個事情是怎麼運作的。比如說你在舊金山
或在渥太華，你需要一個器官，那你就付很多很多的錢，然後就有人把你安排到上海，住
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在那裡他們會給你驗血。驗完血之後，他們會進入一個電腦數據庫
，去查和你的器官相匹配的器官。
我們都知道這個匹配可不容易，有的時候是1比10、甚至是1比100才能找到一個相匹配的
器官。找到了器官匹配的人之後，這個人在什麼地方呢？比如說他在250號營地，或者250
號集中營，在那裡會找到這麼一個可憐的人，這個人很可能就是法輪功學員。我們和很多
從集中營跑出來的人做過交談。他們說他們在裡頭會被驗血。那時候集中營關的其他犯人
還會抱怨說，醫生這麼照顧法輪功學員（老給他們驗血）。其實不是在照顧法輪功學員，
不是在治療，而是在做血型的匹配。
我們和遼寧瀋陽蘇家屯一家醫院醫生的太太安妮做過調查。安妮說，他的先生就是在蘇家
屯，在2001年到2003年兩年期間，做了2000例眼角膜摘除手術，從2000個法輪功學員的眼
睛上，把他們的眼角膜摘掉去做移植。當然有人會說，那你怎麼知道她的先生說的是真話
呢？你跟他先生談過嗎？她的先生其實後來跑出中國了，住在加拿大。但是他不願意跟我
們見面。但是我們跟他太太安妮談了很長時間，做了很多詳盡的調查，有時候一天要跟安
妮呆上8個小時，反覆的問她，並且把所有的證詞都寫下來。
去年我們剛剛出了更新版的調查報告，這個報告本身就700頁紙。有2000個訊息的來源。
我們查遍了中國所有的醫院，病床的數目，所有這方面的訊息我們都做了收集。所以我們
的一個保守的結論是，每年有5萬個器官移植，這是個保守數字，實際的數字可能在5萬到
20萬之間。每年有這麼多的器官移植，但是器官的來源不明。
你們這樣做是不是反華？
方偉：這麼多的工作，這麼多的調查，要花多少的精力，多少的人力，你們的經費是哪裡
來的呢？
大衛喬高：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跟麥塔斯，沒有人付我們一分錢。法輪功也沒有付我
們一分錢。我們不是一個拿了人家錢，給客戶做事情的這樣一個律師，我們沒有客戶，所
以我們查什麼、不查什麼，也沒有人告訴我們。我們自己去決定，該怎麼查我們就怎麼查
。
最近在梵蒂岡召開了一次和器官販賣相關的大會，我們想出席這個會議去做我們的報告，
但是他們不讓我們去。但是我們後來覺得驕傲的是什麼呢？教皇本來也要去那個大會的，
但是後來沒有去。我們想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影響，教皇選擇了不參加這個大會。
方偉：你們讓教皇知道了器官摘取這個事嗎？
大衛喬高：我們有儘力去和他溝通，我們沒有見到他，但是我們傳遞的資料他有可能看到
了。你知道在一年前，關於器官摘取的事情，教皇就表示了非常強烈的反對態度。所以我
們希望呢，他知道這件事情，並且採取了行動。
方偉：有的中國人會說，你查這個事情是對中國有不好的意圖，是反華的行為，你怎麼看
？
大衛喬高：我們絕對沒有反華，我們不反華，相反，我們非常喜歡中國人，我們喜歡中國
的歷史，喜歡中國的文化，我們反對的是中共政權，他們對自己的人民太不好了。
方偉：您花了這麼多精力投入對中國的人權關注，特別是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的事，為
了這個事您走了五十個國家，在過去的幾年四方奔走，呼籲各方對中共活摘器官的關注。
您的人生目的到底是什麼？
大衛喬高：我的人生目的有很多，對我的孩子有我的責任，對我的家人有我的責任，我也
是加拿大的國會議員，我也有盡內閣部長的責任。同時，我也有責任講真話，包括對強權
講真話，在幫助別人方面，我也有我的使命。我希望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個世界上有很
多的問題，存在於很多的國家，我試圖為那些沒有聲音的人發出他們的聲音。
（未完待續）
http://www.soundofhope.org/b5/2017/06/02/n871381.html
本期“故事人生 ”節目的主人公是獲獎紀錄片《活摘》中的受訪嘉賓之一，也是2017年5
月加州系列放映活動中，在現場與觀眾互動和答疑的一位嘉賓：大衛喬高。
大衛喬高早年學習法律，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擔任加拿大皇家檢察官。之後從政，擔任
了七屆加拿大國會議員，總共二十七年。後來又擔任加拿大亞太助理國務卿、交通部長、
國際發展部長，是加拿大政府的內閣要員。大衛喬高對人權畢生關注，特別是從2006年以
來，他主持了對在中國發生的法輪功學員被盜取器官的調查。他和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從
2006年開始做這方面的調查，同年發布報告，2009年發布更新版，2016年發布第三版。大
衛喬高也是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人。
中共官方和西方社會對調查報告的回應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直接或間接的對你們的指控作出任何回應？
大衛喬高：這很有意思啊。說起來，照道理我們是掀起了一場爭議，那麼應該有爭議的雙
方。但是中共方面除了說我們反華，我們是法輪功之外，關於我們提出的事情，他們沒有
做任何的爭辯。就是最基本的這樣一個爭辯都沒有。當然了，我們不是法輪功。
我還記得我們第一次把器官摘取調查報告拿出來的時候，我們提供了一張圖。這張圖標明
了在中國15個地方可以買賣器官。這裡面有兩個城市，我們放錯了省。結果他們提供的反
駁，唯一的反駁是什麼呢？他就說你看到沒有，”這個城市弄到那個省去了，你們搞錯了
”。所以對於我們所提供的這樣一個指控的實質 – 賣器官這一點，他們完全沒有提供任
何的反駁。所以他們能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直攻擊我們個人，攻擊任何對於中國的人權
問題提出異議的人本身。
方偉：中共政府有沒有跑來跟你說，你提出了這些指控，我們坐下來談一談，搞清事實。
有沒有這樣的事情？
大衛喬高：說起來很搞笑啊，他們確實有跟我們接觸，怎麼接觸的呢？因為我們有申請去
中國的簽證，想去中國做調查，但是沒批給我們。現在看來最好是不批給我們，因為如果
批給了我們的話，我們到中國去跟誰談，誰就會被抓，以前就有這樣的事情，就是中國的
法輪功學員跟外面的調查人員一談，這個人就失蹤了。所以幸好我們沒去。
加拿大的中國大使館，有個官員出來和我在一個咖啡廳見面，雙方就開始談。我說我要去
中國的簽證，對方說要簽證沒問題，你去簽證處申請就好了。說完之後，他就開始講關於
法輪功的長篇大論，開始來做他的一套說教，就是中共關於法輪功的一套說辭。我越聽越
煩，不想聽了，我就說我不要聽了，我得走了。但是我是蘇格蘭血統，比較衝動。當時站
起來後我就想，他在這兒給我來做這套說教，等於是侮辱我啊，我還得付他的咖啡錢。不
行，我不付。不過我現在知道這是個錯誤，我其實應該大度一點。但當時我就付了自己的
咖啡錢就走了。結果這個官員他沒帶錢，付不出咖啡錢來，只好招手把他的司機叫了出來
付賬。
和中共官員的另外一次接觸，是我在加油站停下來加油。後面一輛車是個掛着外交牌照的
車子。我當時就感覺那是中共使館的車子。這是在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正好我車子里有一
份大紀元報紙。我就把這個報紙拿出來，遞給車裡的人。他沒有扔掉，還把它收下了。總
之，活摘器官這件事我們得盯住不放，一直盯着不放。總有一天他們會意識到，他們從器
官摘取上賺到的錢，八十到九十億美金，這是我們的估計，五萬例乘上器官的價格。總有
一天他們會知道，這些錢世界是知道的，我們盯着這個事兒呢。同時，我們把器官摘取和
納粹犯下的種族屠殺做一個比較，我希望我們能夠造成一些影響。
方偉：喬高先生和麥塔斯先生跑了世界五十個國家，四方奔走，你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大衛喬高：我們最初真沒有這麼計劃，我們本來以為六個月之後這件事就會停下來的。但
是器官摘取的罪行還在繼續，我們就得接着做，我們就不停的做，這就是這五十個國家是
怎麼來的。我們被邀請去不同的國家，有時候計划去一個國家，結果去了三到四個國家。
我們最近去的地方是北歐的挪威，還有芬蘭、西班牙、希臘。在西班牙，我們得到的媒體
報導是非常大的。我們也向西班牙的國會遞交了二十五萬個民眾簽名，關於呼籲停止器官
摘取的事。兩個星期之後，我們的故事就登上了西班牙健康雜誌的頭版。所以我們希望我
們不停的做這個事情，直到哪一天，天平會出現一個傾斜，天平會翻過來。在中國，器官
摘取的罪行能夠被停止，因為他們會意識到，對中國的傷害太大了。
方偉：您覺得整個西方社會，對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件事情的認知程度是怎麼樣
的？
大衛喬高：說起來還是蠻有意思的，不同的國家非常的不一樣。比如說西班牙，西班牙的
議會和媒體對我們非常的接受。也有不好的國家，我得小心一點說他們的名字，但我還是
想說一個，就是日本。我和麥塔斯去了日本，我們見了國會議員，見了日本政界的人物。
日本有個日中友好醫院，我們在那裡跟他們說了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在那裡
很奇怪，有的醫生認為他的病人的利益更重要，他更關心病人。我就跟他說，你要搞清楚
，這個給器官的人是被謀殺的。總而言之，無論是醫院也好，還是日本的國會也好，基本
上沒有太多的突破。這是讓我覺得失望的地方。
韓國也不行。我們去韓國，他們居然不讓我們去訪問醫院，都不讓我們進醫院。我們覺得
非常的困惑。但是我們見了韓國醫療協會的會長，這個醫療協會下面有16萬個醫生。我就
跟他說起來器官摘取的事情。當時有人給他看了一個錄像片，講的是一個北韓的家庭收養
了一個小孩。但是他們收養這個小孩不是要把他變成家庭的一員，他們是把這個小孩存着
，也許將來可以摘他的器官用。會長看了這個錄像就尖叫說，這個故事講的這個村子就是
他媽媽來的那個村子。所以這個事情對他來說是蠻震撼的。韓國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對
壓力很敏感。所以當我們告訴他們哪個醫院是把人送到中國去配器官的，我們曝光出來，
他們就會禁止那個醫院再送人去中國配器官了。
另外一個比較好的地方是澳大利亞。我非常高興的告訴你，經過我們的工作之後，有好幾
年了，澳洲沒有一個人到中國去接受器官移植。
奔走十年，因為不想接受良心的拷問
方偉：我們的聽眾中可能會有一部分人會說，喬高先生，我覺得你做這個事情是別有用心
，我不相信你做的事情。對於這樣一種疑問，您有什麼回答？
大衛喬高：說我別有用心，我那個用心是什麼呢？對於修煉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對
於家庭教會的成員，對於藏人，維吾爾人，當他們被屠殺的時候，涉及的是人類的尊嚴。
你的聽眾中，很多人也會象我這樣去做。所以我只是做我該做的事情。他們不停止器官摘
取，我就會一直做下去。
方偉：你為這個事情已經奔走了十年，世界上有很多事情要做，你為什麼一直做這件事情
做了十年？對你來說也許這個答案很明顯，但我還是想問，到底是什麼驅使你一直做下去
的？
大衛喬高：我就是很倔強，當我看到一件事情明顯是非常惡劣的話，我就不會停止的。當
然我的爸媽也沒有在納粹屠殺猶太人中喪生，但是我同意以色列的拉維博士（Jacob Lave
e）所說的，對猶太人的屠殺不停止，他就會一直做下去的。對我來說也是一樣，如果對
於不正義的事情我們不做，那下一個受害人是誰，下一個人怎麼辦？前一陣在渥太華舉行
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活動，非常的感人，大屠殺的倖存者也分享了他們的看法，他們沒有
仇恨。總而言之非常感動人。這是驅使我一直做下去的原因。
方偉：我有西方朋友跟我說，你說的東西太過份了，我沒法相信，所以我就避開這個事情
。您對這樣的反應怎麼看？
大衛喬高：對呀，當初在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時候，消息傳出來的時候就是這麼回事。雖然
不斷的有證據出來，但是那個時候很多高官就說，“你說得太過了，因為他們是猶太教就
殺掉他們？我不相信”。他就避開這些事情。但是十年之後，人家回頭來問你說，當時有
這樣的那樣的證據，為什麼你不採取行動？我不想以後被人家問這樣的問題，讓我無言以
對。我不想接受這種良心的拷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