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hoo奇摩新聞 (今日新聞NOWnews) 許 維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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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突兀的紅 專訪紅色遊民
「我不算是街頭藝人，因為我不贊成這個制度，那個遴選根本就是錯的。」他是信義區的紅色遊民，佇足在林立的百貨公司之間，一身鮮豔的亮紅色，既不表演也不移動，「一個人能用的審查時間太少了，能夠了解對方可能花一年在準備嗎？」說他是街頭藝人，紅色遊民可不這麼認為。
一個姿勢定格一小時，像是中了卡通裡的時間靜止術，人潮像是從身邊閃過的跑馬燈，在他身邊不停地快速播映。「小孩常跟爸媽爭論我是真人或假人，台灣人的親子關係互動蠻好的啊。我不在意別人碰我，東南亞朋友更熱情，有時候還會抱我，民情不一樣啦。」街頭表演像是社會觀察，透過面具上的孔洞，再戴上一副心型太陽眼鏡，看出去的世界灰暗狹窄，卻有一種獨特的風景。
紅色遊民遊走於台北城，最喜歡的場所還是在十字路口或斑馬線旁，「藝術家本來就有表達自由，我在街頭沒有固定場所。」不喜歡被規範，但要在城市中自由遊牧創作，代價往往就是跑給警察和保全追，先前他站在知名書店外的公共空間，書店請出保全驅趕，他感到不以為然，「我說那是政府給你們容積率的公共空間，是市區的公共空間。如果說這裡是你們的，拿執照給我看，我就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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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遊民是信義商圈的常客，沒有固定的展演場所，整個台北市都是他的舞台。（圖／許維寧攝）
說起話來義憤填膺，有著藝術家不輕易妥協的強悍，挑戰著社會的既成規範。生活在都市框架中，他的藝術靈感也來自於都市人的普遍困境。前幾年，亞洲爆發無薪假與裁員浪潮，東亞各國普遍由男性負擔家計，男性職員被公司資遣，害怕外界眼光又必須承擔家人的期待，每天仍西裝筆挺、帶著公事包出門，跑到公園呆坐消磨時光。白領階級一夕之間流落街頭，在脆弱的資本體制下，階級崩盤、從高處墜落，其實近在咫尺，「一夕之間變為遊民，但還是要硬裝作成體面的人，這其實很心酸。」
幾年前他開始構思一件街頭藝術品，但時間上不允許之後不了了之。2015年，突然想起還有一件作品沒完成，觀察到家裡附近住著幾位街友，靈機一動，將街友和社會現象做結合，索性大膽嘗試一次，把自己變成街頭一隅的風景。
他物色上班族裝扮，西裝、公事包、皮鞋，跑到一級商業戰場信義區路口，常常一站就是一個下午，「很多人都用動態表現，但那都一樣啊，我不動反而會吸引人。觀眾也好奇，猜想我在想什麼。」以靜制動，效果更好，也像遊民的心理狀態，靜靜的坐在街頭當個城市觀察員，顯而易見，但想法、心思都讓人猜不透。
「紅色其實是有很反思性的顏色。」華人覺得大紅色喜氣，然而紅色也是政治意象，又像鮮豔的血色，富有傷害性。
近期他走出了信義區，帶著一抹突兀的紅，跑到228受難者紀念碑前合照，又躺到蔣公銅像各種政治符號前，被問到不怕觸動敏感的政治議題，他想說的其實格外豐富：「其實台灣很多人是精神性的遊民。」台灣人找不到認同，懷疑自己到底是哪裡人，省籍情結、身份認同像長成必經的關口。而放大觀之，台灣本身就是個不確定的環境，被各種經濟、政治的不確定所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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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遊民的靈感來自於亞洲的無薪假問題，資遣員工的困境無處可訴，只能每天西裝筆挺出門消磨時間。（圖／許維寧攝）
「我本尊也是個很叛逆的人，我以前是會站在前面創作的藝術家，我不會跟著風潮創作，別人的眼光我不在乎。」本尊從事繪畫、雕塑、攝影，如今從事行為藝術，不分寒暑駐足街頭，夏天的台北盆地暑氣蒸騰，夏天高溫還能忍，冬天則因為濕度高寒風刺骨，冷風還會吹得眼淚直流。天氣惡劣時，身邊的表演者、街頭藝人全跑光，就剩他一個人站在那裡，「很多行為藝術會把自己侷限在一個空間內，年輕藝術家會找室內空間來表現一件作品或一起表演，收入場費，我最排斥的就是這種。」
他還是喜歡獨立創作、自由遊走，在空間裡太多束縛，有時候還要迎合主辦需要，想法會受侷限。他說策展空間很殘酷，以畫廊為例，因為營利需求，有時作品銷路不好藝術家一聲不響就遭解約，如果不了解其中運作，很容易迷失：「為什麼作品一定只能在那個空間裡，三、四個人的想法又有沒有辦法精準抓到概念或主題，一個人創作還是比較有力道。」
「當進入主流、名利雙收，作品一定會有某種程度的改變。但我覺得商業化也無所謂，也許我不在那個領域內，我不在乎，那是他的自由。」一連說了幾次我不在乎、無所謂，外界當他是怪人抑或藝術家，他都一笑置之，「我不在乎別人怎麼看，我覺得這種生活方式很自由。很多人不了解，我也無所謂。」近年，國外很多行為藝術是藝術家合夥，他剛好相反，離開藝術空間，街頭沒有藝術評論家或鑑賞師，面對的只有觀光客的手機鏡頭。
「我沒有太多的傷害性，還是穿西裝打領帶的人嘛，我滿討喜的啊。」笑了幾聲，他說街上有人喜歡就好，沒想過要商業化，更也沒想要討好大眾。近幾年民眾對街頭藝人、行為藝術很包容，只要做出效果其實不會吝嗇打賞，「但我不是街頭藝人，我不放投錢的小罐子。」戴著面具、眼鏡，把自己包得密不透風，早就不會想要以此成名。他坦言很多東西對他都沒吸引力，包括身後成排的歐洲精品櫥窗，有些藝術家名利雙收，但紅色遊民只說老話一句，年紀大了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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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遊民把自己包得不透風，對真實身分非常保密。（圖／許維寧攝）
「我其實沒有從繪畫中得到金錢回饋。」回到現實身分，他說得以靠繪畫工作維持溫飽，這幾年來有空會去參加攝影比賽，賺一些獎金，生活過得去就好，「父母親不需要我賺錢養他們，我有兄弟姐妹啦，哈哈哈。」現實生活中，只有家人和老師知道他的真實身分，每當收工時，他會在附近找個地方換衣服，悄然無聲變回原樣，關掉時間靜止裝置，跟著匯流進人潮中。
「我是一個比較沒有聲音的人，人際關係上也不是這麼在行，扮裝後大家不知道我是誰，我的心境其實更自在。」
為了隱姓埋名，他想得格外周到，創辦臉書專頁必須用真名註冊，他改用媽媽的名字「鄭梅」，「用爸爸的名字本尊會被揭穿，我媽沒有什麼想法，要用就拿去用啦，沒什麼關係，家裡人嘛！」聲音不多的藝術家，難得笑到連頭部都搖晃起來，只能偶爾能從髮絲搖晃的縫隙看見篩落的輪廓，他聲音略微的沙啞，笑聲從紅色的面具底下竄出，依然高深莫測。
5.備註:「其實台灣很多人是精神性的遊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