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後，他開始過一種「沒有川普的生活」
3.完整新聞內文:
俄亥俄州格洛斯特——起初，這個實驗沒有名字。
選舉一結束，埃里克哈格曼(Erik Hagerman)就決定停止閱讀有關政界喧囂的文章。
唐納德川普的獲勝令他震驚。非常震驚。因此，哈格曼先生設計了這個古怪的實驗，它部分是無聲的抗議，部分是應對機制，部分是極端的自我管理方案。
他發誓絕不會去了解2016年11月8日之後美國發生的任何事情。
「嚴格而徹底，」他說。「我想做的不僅僅是避開川普，或者轉移話題。我想讓自己像吸血鬼一樣，任何一丁點關於川普的事就會讓我化為灰塵。」
這個實驗本來只打算持續幾天。但現在，他對美國政治幾乎一無所知的狀態已經持續了一年多。在美國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時期之一，他做到了令人震驚的不知情。他的一無所知達到了當代人所能希望的最大程度。
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俄羅斯，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拉斯維加斯、入境禁令、「另一種事實」、貓咪帽、斯卡拉穆奇、帕克蘭、大核按鈕、羅伊摩爾(Roy Moore)。
這些他一概不知。對哈格曼來說，生活就是劇透。
「我就看看天氣，」53歲的哈格曼說。他獨自生活在俄亥俄州東南部一個大養豬場裡。「但這很有趣。」
他說自己已經習慣了一種很久沒有體驗過的感覺。「我感到乏味，」他說。「但這並不讓我煩惱。」
這種乏味需要周密的規劃才能得到。哈格曼像方法派演員一樣努力，他強加給自己的生活方式——咖啡館裡的白噪音磁帶，朋友令人尷尬的責罵，禁止使用社群媒體——重塑了他生活的很多方面。
雖然極端，但是這種方式可能對當下的自由派有一定吸引力。這是DIY版的移居加拿大。
民主黨、自由派和左派用很多方式應對川普執政的第一年。一些人靠政治漫畫展和網上的彈劾請願勉強維生。另一些人留戀令人興奮，陰謀和真相難以分辨的網路。還有一些人則受到鼓舞，開始行動，第一次競選公職、在本地採取行動或第一次參加抗議集會。
哈格曼卻截然相反。
這個辦法對他有用。「我的情緒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健康，」他說。這個事實促使他質疑每天大量接收媒體報導的價值。我們為什麼要關注遠方的政治動向和競選演說?這麼做有什麼好處?我們為什麼要看這些推文呢？
「我幾十年裡一直關心新聞，」哈格曼說。「但我從來沒有因為新聞而做過什麼事情。」
在去年的某個時候，他覺得自己的實驗需要一個名字。他考慮過「禁令」(The Embargo)，但這個名字聽起來臨時性太強。「抵制」(The Boycott)？說出來有點像發牢騷。
哈格曼在自己周圍建起了一座堡壘。「極少量的信息都可能帶來危險，」他說。
最後他決定把這個實驗叫做「封鎖」(The Blockade)。這種生活現在依然相當新鮮。就在幾年前，他還是耐吉(Nike)的一名高管（官方頭銜是全球數字商務高級總監，有點繁瑣），工作是與工程師團隊合作，提高網購體驗的效率。在那之前，他曾在沃爾瑪(Walmart)和迪士尼(Disney)從事數字工作。
「我一天工作12到14個小時，」他說。「日程表全排滿了」。
但三年前，他認為自己攢夠了錢，就搬到了一個農場，製作橢圓形雕塑——他最終決定完全退出國家的公共討論。
他一個人住，從未結過婚。至於錢，舊金山的一名財務顧問負責管理他的投資。哈格曼表示，投資季度報告他看都不看就扔掉了。
哈格曼每天起床後，開車30分鐘，前往距離農場最近的知名城市阿森斯喝咖啡——加入全脂牛奶的三注拿鐵咖啡。他去得很早，趕在大部分顧客坐到超大椅子上刷手機之前。為了確保聽不見他人的閑談，他經常通過耳機聽白噪音（他試過聽音樂，「但零星的閑談還是會在歌曲之間透露進來」）。
在鄧肯咖啡店，所有人都知道他的要求，他們知道「封鎖行動」。「我們的咖啡師知道他的想法，所以他們不會提起那些會讓他不舒服的話題，」咖啡店的聯合所有者安姬派爾(Angie Pyle)說。
「不過，封鎖非常有效，」哈格曼說。
他說這話時帶著些許自豪，不過，他對脫離政治生活也有一些疑慮。你讀到這裡時，肯定已經在想向他大聲喊出那些政治事件。「剛開始的那幾個月，我並沒有感覺特別好，」他說，「它讓我成了一個蹩腳的公民。它相當於在你不贊同的政治結果時出現時採取鴕鳥做法，把頭埋到沙子裡。」
「他有能力構建自己的世界，把他不想知道的事情攔在外面，」他的姊妹邦妮哈格曼(Bonnie Hagerman)說，「這是一種特權。我們都想構建自己夢想的世界。埃里克只是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實現它。」
他開始思考，他能否在自家附近經營自己的特權，並且實現更加廣泛的益處呢？
他有一個宏大的計劃，他對這個計劃非常著迷，他認為那可以算作他對美國社會的貢獻。
他稱之為「湖」(The Lake)。
大約九個月前，他買下了一個廢棄露天礦場約45英畝的土地。數十年來，從未有人動過這片土地，它重新回歸了大自然——鹿、河狸、火蜥蜴和高大的樹木在這裡茁壯成長。
哈格曼將這片土地視為他畢生的事業。他打算修復它，保護它，在這裡生活，然後為公眾保存它。「我永遠不會賣掉這塊土地，」他說。
他不會完全使用同樣的說法，但他的確談到，他用這片土地來部分彌補封鎖行動所產生的道德成本。他開始相信，成為新聞消費者並不能改善社會。他還認為，恢復一個廢棄的煤礦，把它交給未來，是能夠改善社會的。
「我將它視為我的公民貢獻，它與我的激情以及我擅長做的事情相符，」哈格曼說。「我打算把它捐出去。它將耗費我的大部分凈資產。我剩下的錢都會花在這裡。」
在川普當選前的那些無憂無慮的日子裡，哈格曼會拿著報紙走進咖啡店，仔細研讀。但在封鎖行動之後，他只能看天氣預報——「對老年人來說，它能帶來無窮的樂趣」——以及房地產出售信息。
就是在一個漫長無聊的早晨，沒有新聞可讀，他發現了「湖」的出售信息。
「我一看見它，就覺得，『就是它了』，」他說。
4.完整新聞連結 (或短網址):
https://cn.nytimes.com/usa/20180316/the-man-who-knew-too-little/zh-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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