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件事很簡單，就是柯文哲從頭到尾是一個證人的角色，而這些事也是因為柯文哲的偶遇與應酬才得知，並向葛特曼陳述這個故事，因此葛特曼才會認為他具備揭發不義的道德勇氣。
比較讓作者問號的除了讓作者不滿的新聞超譯惡意攻擊以外，其實還有柯辦當初的自清回應，去要求作者更改書裡的內容。(當然也有可能葛特曼有收到一些攻擊方的白癡要求)
但葛特曼覺得這些訪談有經歷過郵件重複向柯文哲確認過，也沒有英語系的讀者會誤解柯文哲，而且柯醫師最後有簽署對其言論負責，所以他才會在網頁提到如果問題出在翻譯上的誤解，他願意在序言中幫柯醫師認為有疑慮的地方加註星號。
這些可以詳見作者網頁的第5、第6問，作者本身也有謙虛的回應說也許回憶本身就會與事實有一定出入，也許柯文哲陳述的故事從來都沒發生過，但不影響他們當時在談法輪功器官移植這件事。而他們如果有裂痕，這會是共產黨想要看到的，因此他才會請律師幫忙柯文哲澄清。
最後的第5、6問其實葛特曼切入台灣的政治問題也是蠻犀利的，而且其實也帶有一絲批判。亦即提到台灣的政治活動問題，導致柯醫師必須選擇與這個議題做切割，因為2014年作為政治新手的柯文哲可能沒有準備好面對那些選舉攻擊。
另外提到一個政治現實是台北市長作為台灣總統的跳板，他認為顯然作為台灣總統的潛在候選(包括總統本身)，不太可能對中國器官移植這件事去做公開承認。但他也反對那些只為了不冒犯北京，而不斷的合理化(北京行為)的說詞，那是一種偽善。
而台灣社會一面急於指責柯文哲在搞器官移植，卻有很多台灣人本身就是器官交易的共犯。台灣其實應該要遵循自己的價值，而且要了解他們對於中國的黑心活動其實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還接近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