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對岸百姓的心理分析 其實看對岸的人怎麼說 最清楚了
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撰文評論近代中國人民族概念形成所產生
^^^^^^^^^^^^^^^^^^
的怨恨情結,帶來一系列後果,包括「反資本主義,反民主和自由」、
「只能表揚,不能批評」、「主權大於人權」、「未富先驕,稍強即狂」。
^^^^^^^^^^^^^^^^^^^^^^^^^^^^^^^^^^^^^^^^^^^^^^^^^^^^^^^^^^^^^^^^^^^
張維迎指,在20世紀之前,中國人效忠的對象是各歷朝皇帝和朝廷,不是主權國家。
對百姓而言,「誰坐上皇帝的寶座,我就是誰的臣民」,那管當皇帝的是漢人、
蒙古人還是滿族人,都一樣。百姓沒有一個明確的「中國人」概念。
而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的形成是非常近代的事,可以說,是西方人的船堅炮利催生了
中國人的民族意識。
但在這種民族意識開始覺醒之時,面對的卻是鴉片戰爭失敗後的種種危機,
當年的中國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感,
這些精英從一開始就有一種對西方的怨恨情結,那是一種羨慕,嫉妒和恨的感情交織。
隨著近年中國國力增強,這種複雜的情緒並沒有完全消散,也帶來了一系列後果。
首先是族裔性的根深柢固:之所以是「中國人」,是因為我們是「炎黃子孫」。
這樣的民族概念對國家治理是一個難題,因為缺乏了平等公民權利的概念,
同時,也使得中國很難吸引外國移民。
另外,到今時今日,大部分中國人仍然擁有不合邏輯的「有國才有家」、
「大河有水小河滿」的觀念。強調集體主義,國家至上。
「主權大於人權,權力優先於權利」,放到政府官僚系統,
就成了官員權力總是優先於個人權利,法治難以形成。
在民族自尊下,中國不會承認資本主義、自由和民主,
因為這等於承認西方各方面都優於中國。
這也使得「陰謀論」在中國非常有市場,「不是因為我們的體制和文化不優越,
而是因為西方人總是搞陰謀詭計,不讓我們發達起來。」
中國人對批評非常敏感,自己人不能批評中國,批評自己國家就是「不愛國」。
^^^^^^^^^^^^^^^^^^^^^^^^^^^^^^^^^^^^^^^^^^^^^^^^^^^^^^^^^^^^^^^^^^^^^^
而外國人更加不能批評中國,因為會傷害中國人自尊心,一定是反華勢力。
怨恨情結讓中國人心中總憋著一口氣,「所以很容易從自卑走向傲慢」
,稍為富強一點,就表現出暴發戶心態,「未富先驕,稍強即狂」。
張維迎表示,其實怨恨情結,很多國家都有,包括法國,德國和俄羅斯人,
只不過在不同歷史背景下有不同表現。但張維迎指出
「怨恨程度是國家發達水平和民族成熟程度的一個反向度量。
中國人的怨恨情結消退之日,或許才是中國的真正崛起之時!」
張維迎畢業於西北大學和牛津大學,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
現為北大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他於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畢業典禮上,
作為教授代表致詞,題為「自由是一種責任」,
演講稿在北大國發院的官方微信帳號刊出後不足12小時就被撤下。
在演說中,張維迎談到過去中國有過輝煌的發明創造,但在過去500年,
卻完全倒退,他直指,問題出於體制和制度,因為創造力是依賴於自由,
而中國體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限制人的自由,扼殺人的創造性和企業家精神。
至於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高速發展,
那實際上是建基於西方世界過去300年發明創造所積累的技術基礎上,
那些都是人家的功勞,中國只是套利者,「是在別人建造的大廈上搭建了一個小閣樓」
「沒有狂妄自大的理由!」
展望未來,他說,中國能否改變過去500年的空白,
很大程度要視乎能否持續提升中國人享有的自由,因此「推動和捍衛自由,
是每一個關心中國命運的人的責任」勉勵畢業生:「不捍衛自由,就配不上
“『北大人』的稱號!」
7月初,張維迎撰文,呼籲中國於未來30年實施司法、民主化改革。
他說,中國需要探索新道路,在過程中可以從香港得到啟發,
甚至台灣、越南的經驗也非常值得研究。他又分析中國正面臨兩大挑戰,
其一是民粹主義,其二是民族主義。這兩個問題相結合,令在中國「有理性的行為」
很難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