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父親、曾任台東直隸州知州的胡傳，曾對劉銘傳的「開山撫番」政策作出嚴厲批評
：「臺灣自議開山以來，十有八年矣。剿則無功；撫則罔效；墾則並無尺土寸地報請升科
；防則徒為富紳土豪保護茶寮、田寮、腦寮，而不能禁兇番出草。每年虛糜防餉、撫墾費
為數甚鉅。明明無絲毫之益，而覆轍相蹈，至再、至三、至四，不悟、不悔；豈非咄咄怪
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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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銘傳在台灣的若干新政，並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的部分，他只是清廷任命的巡撫，連實
行「一國兩制」的職權都沒有。即便修鐵路、辦郵政的實業和經濟政策，在人治時代也無
法持久，當劉銘傳被免職離開台灣之後，立即人走茶涼、人亡政息。
劉銘傳在台灣所取得的成就，若以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日本在台灣的近代化
政策相比，根本就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