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信望愛來勝過暴政
呂培苓《一甲子的未亡人：王培五與她的六個子女》
我崇拜張夫人，她用五十年之久的時間，和邪惡奮鬥，所付出的痛苦，是人不忍細思，而
這正提供了我們一個尊嚴的榜樣，一個戰勝巨大邪惡勢力的尊嚴的榜樣，她表面上可以低
頭，但內心卻永不屈服！五十年之後，張敏之夫人、公子、女公子，重回寶島，使我們深
信，天下沒有終結不了的暴政！
——柏楊
那個真正信仰三民主義的人，被國民黨殺掉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日報》第四版登出一幅槍決“匪諜”的照片，
大字標題是“你們逃不掉的，昨續槍決匪諜七名”。此案為澎湖煙臺聯中師生冤獄案，被
槍殺者之一為張敏之校長。
在那個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全面崩潰、臺灣亦朝不保夕的時代，還有真正的三民主
義信仰者嗎？如果說有，在極少數信仰三民主義的人當中，張敏之絕對算一個。他是國民
黨的忠貞黨員，早在北伐戰爭期間即投身教育事業，曾擔任國民黨“黨義教育培訓班”教
官，富家小姐王培五是訓練班學生，一場師生戀改變了兩人的命運。當時，許多青年男女
在大時代激情的催化下，成就了一段段傳奇愛情。
在張敏之負責的訓練班裡，王培五的成績很好，張敏之頒獎給她，獎品是《三民
主義》與《建國大綱》兩本書。結婚後，王培五常開玩笑說：“我嫁給了三民主義。”單
純的張敏之和王培五都沒有想到，國民黨內早已沒有多少人相信三民主義了，三民主義只
是那些人升官發財的幌子。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人來不及品嘗勝利的果實，就在與共產
黨的權力鬥爭中慘敗，先於軍事上的失敗的，是意識形態上的失敗，也就是說，三民主義
被共產主義打得落花流水。
蔣介石、陳誠等國民黨的高官顯貴逃到臺灣，是一場亡命之旅，是為打造一個暫
時遮風避雨的小朝廷；而張敏之帶領數千山東流亡學生渡海到澎湖，卻是為了讓孩子們繼
續學業——在抗戰期間，他們的流亡足跡遍佈大半個中國，流亡似乎成了他們身上的烙印
和宿命，抗戰勝利了，他們卻不得不繼續流亡，等待他們的是更悲慘的命運。當他們到了
澎湖之後才發現，當局讓他們繼續讀書的承諾是一個彌天大謊，澎湖駐軍只剩下殘兵敗將
，要強行將學生充作兵源。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張敏之可以將三民主義說得頭頭是道，但那些為了確
保勢力範圍而不惜讓中學生充當炮灰的將領哪裡聽得進去？張敏之衝冠一怒為學生，因為
學生大都還未成年，被迫背井離鄉，父母不在身邊，他作為校長，儼然是學生們的父母，
他要像母雞保護小雞一樣保護學生。他本可登船去臺灣，以他的才能和資歷，不愁找不到
教職、開始一段平安的新生活，他偏偏留下跟軍方反覆交涉，結果惹來殺身之禍。
軍方悍然逮捕張敏之等數十名師生，以用酷刑屈打成招，製造了白色恐怖時代第
一起驚天大案。後來在臺灣基督教出版教育和文學創作領域做出卓越成就的殷穎，當時是
被捕的流亡學生的一員，多年後如此回憶所經歷的酷刑：“三十九師政治部的偵訊人員，
都會套用中共的各種名詞，所謂坦白、前進等中共語言，都是他們慣用的口頭禪。他們問
案更嗜用各種酷刑：其中有所謂跳舞，即將兩部軍用電話機的電線綁在受刑人的兩手拇指
上，要受刑人脫掉鞋襪，赤足踏在地上；再在地上潑了水，然後行刑者搖動電話機，受刑
人便會觸電發出慘叫，且全身跳動。此刑極為殘酷，受刑者都會供認為匪諜而不諱。另外
的刑罰，有讓受刑人卷起褲腿，跪在碎貝殼與尖石上，讓貝殼尖石刺入肉中，雙膝血肉模
糊。受刑人如不承認為匪諜，便不准起來。這種酷刑也十分有效。此外尚有其他花樣繁多
的刑具，任你是鐵打的金剛，也逃不出匪諜的命運。”
不該殺的人被殺掉了，不該關的人被關起來了，一切似乎塵埃落定。歷史學者許
文堂在《澎湖山東煙臺聯中師生冤案始末》一文中記載，事後有很多山東籍名流、民意代
表為該案鳴冤叫屈，行政院長陳誠以“恐影響美援”為由而取消提案，卻發出公文電令國
防部《為張敏之等案內受歧視人員應即查明予以平等待遇》，公文指出“政府遷台初定，
如公然平反可能造成政府困擾”。蔣介石則面告國大代表談明華：“期以反攻大陸再辦。
”國民黨最高當局知道這是冤案，卻用諸多理由百般搪塞，並給受難者家屬畫餅充饑——
唯有反攻大陸成功，才會啟動平反冤假錯案。其實他們已心知肚明——反攻無望，中華民
國的命運註定了只能“在臺灣”。
作為“匪諜”的遺孀，在員警國家如何活下來，而且活得更好？
死者與生者，誰背負的十字架更沉重？呂培苓寫道：“政治的鉗制與壓迫，並不
因為當權者在政治上的敵人已經被槍斃而結束，在這樣的拖磨裡，政治犯本人或許是最幸
福的，一顆或好幾顆子彈就結束了，從此安享上帝的國度。但是政治犯的家屬，卻必須被
政治原子彈爆炸的震波糾纏一輩子。”這是白色恐怖時代所有受難者家屬的宿命。
蔣介石多年來以希特勒為師，打造員警國家——希特勒掌權之後，立即編織一張
員警國家的羅網，包括蓋世太保、衝鋒隊、党衛軍、刑事員警、監獄、集中營、希特勒青
年團、街區監護，形成一個龐雜多樣且無孔不入的管控體系。英國歷史學家理查·J·埃
文斯（Richard J. Evans）指出，第三帝國治下發生的每一件事都籠罩在這種無處不在的
恐怖氛圍之中，它從未衰退、且隨時間流逝愈演愈烈。“你懂什麼是恐怖嗎？”在這一切
都過去了好幾年之後，一個上了年紀的工人如此反問採訪人，“不，你不懂。第三帝國就
是恐怖”。
將“第三帝國”置換成“國民黨”，用以形容國民黨在臺灣的統治，“國民黨就
是恐怖”這一說法完全可以成立。蔣介石逃到臺灣之初，宛如驚弓之鳥。曾任臺灣省主席
的吳國禎發現，此前以“喜怒勿形於色”為座右銘的蔣介石，一向以別人猜不透他的心思
而自豪，但他抵達臺灣時，身邊的親信發現他變了，他不停地問一名部下：“我在這裡安
全嗎？”恐懼壓垮了蔣介石，為了緩解內心的恐懼，他要以殺人來立威，且“寧可錯殺三
千，不能放過一個”。
臺灣風雨飄搖，如何才能守住？吳國禎認為，要守住臺灣，應當“以民主反對共
產黨的組織，以真理反對共產黨的宣傳”；蔣介石卻認為：“使共產黨取勝的並不是民主
與真理，而是他們的組織與宣傳，我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在組織與宣傳上比不上他們，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在原有基礎上加以改善，並勝過共產黨。”所以，要“以組織對抗組織
，以宣傳對抗宣傳”，也就是“以毒攻毒，以惡抗惡”。
蔣介石所說的“改善”，就是將國民黨在中國未能實現的“員警國家”的計畫，
在臺灣變成現實。原有那些各自為政的員警和特務系統都崩潰了，原有的黨內派系也瓦解
了，蔣介石正好可以從頭開始，讓兒子蔣經國牢牢掌控一個如臂使指的情治系統。這個特
務系統嫺熟地用共產黨的方式來反對共產黨，如殷穎在回憶中所描述的場景，國民黨的軍
警憲特用共產黨語言及酷刑，製造諸多人權慘案，且毫無違和感。
在這個員警國家，王培五被打上“匪妻”烙印，孩子們都是“匪子”或“匪女”
，備受歧視。無論搬家到哪裡，剛剛入住新居，員警立即上門關照，態度特別不友善。王
培五每次到教會聚會，都有人跟蹤。女兒在教會禱告時，也有教官來盤問其他同學，為什
麼要與她一同禱告？王培五乘坐公車上班，曾遇到兩個陌生人故意在她旁邊談論，“最近
發生一起張校長的冤案，太可憐了！”如果她不小心搭一句話，呼一聲冤屈，就落入特務
的陷阱，必大禍臨頭。還有一次，宿舍前有一個垃圾堆，被發現裡面有一台破舊的打字機
，學校如臨大敵地派教官會同情治人員到家中大肆搜索一番，查證他們有沒有從事匪諜活
動。
王培五早年就讀於基督教美以美會創辦的“德貞女子中學”，後考入北京女子師
範大學英文系，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優秀知識女性的代表。與張敏之結婚並且先後生下六
個孩子之後，她在家相夫教子。張敏之冤死後，她以中學英文教師為職業，艱難地養家糊
口。由於賤民的身份，她最初只能應聘在遠離政治中心的、鄉下的屏東萬丹中學，然後轉
到屏東潮州中學。隨著臺灣局勢緩和及其專業才能的展露，王培五任教的學校越來越好，
整個家庭從低谷漸漸攀升，從台南善化中學到台南女中，直到一九六三年任教於臺灣教育
水準最高的建國中學，二十年教師生涯，桃李滿天下。
苦難沒有壓垮這一家人，反而讓他們緊密團結，凝聚成一股改變厄運的巨大力量
。對於王培五而言，除了母愛、除了專業素質、敬業精神和求生意志，她的力量的終極來
源乃是基督信仰。從十七歲信靠基督之後，終其一生，基督信仰是她的支撐，也是她的安
慰。在漫長的教師生涯中，每星期工作六天，但每到禮拜天，她必定去教會聚會，在主面
前享受安息、在信仰中汲取力量。如果不是主的庇護，她如何能度過這死陰的幽谷？
人沒有能力寬恕人，唯有上帝能將寬恕的心植入人的身體之中。而寬恕必帶來自
由與釋放。移居美國之後，王培五有一次聽前陽明醫學院院長韓偉佈道，之後前去詢問說
：“我不能完全寬恕當年害死我先生的人，你說該怎麼辦？”韓偉回答說：“姐妹，你這
件事實在太悲慘了，我不能對你講大道理，你自己去對主申訴吧。”王培五一直讀聖經和
向上帝禱告，終於領悟到“上帝面前終有公平的審判”，自此不再有憤怒和仇恨。她讀聖
經甘之如飴，百歲之後仍能背誦大量經文，年輕人也自歎弗如。她堅信：“壓傷的蘆葦，
祂不折斷。”她喜歡也真體會到這樣的境界。
跟獨裁者比一比，誰的孩子更優秀？
張敏之受盡酷刑之後慘死於刑場，留下孤兒寡母面對殘酷人生。噩耗傳來，友人
日夜守護在王培五身邊，擔心她受不了而自殺。王培五說：“放心，我不會自殺，我有六
個小孩，他們需要我。”
一個柔弱的母親，如何拉扯大六個嗷嗷待哺的孩子？有好心人勸王培五將孩子送
入孤兒院，這樣她或許可以再婚開始新生活。王培五堅定地說：“我的孩子自己養。”她
並非遵循儒家傳統中“望子（女）成龍”的父（母）權文化，而是按照聖經教導教育子女
——“兒女是上帝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上帝所賞賜的”。她為了全家的團聚和孩子的教育
，不斷轉換服務的學校，即便經濟上極度困窘——一家七口人共用一把卷毛的牙刷，颶風
將茅草屋屋頂全部吹掉，但一家人至始至終都過著獨立自強、彼此扶持的生活。
王培五從小受美式教育，也在家中推行美式民主教育，採取開放民主，充分授權
給子女執行家務，例如全家伙食費交給子女全權處理，完全不過問具體花費情形。子女考
大學挑選學科，畢業後的職業選擇，乃至擇偶，她都讓孩子自己決定。反過來，家中一些
大事，她主動徵求孩子的意見，比如有一次遇到可以去陸軍官校教書的機會，她詢問兒子
的意見，兒子表示反對，她就放棄了這個機會。
長子張彬個性倔強，懂事最早，對父親冤死所受刺激最深。青春期時，他憤而揚
言要到臺北殺掉陳誠。有一位好心的老師對他說：“張彬，你還沒從潮州出發，人家臺北
那邊就知道了。別說上總統府了，你下了火車，就能逮住你了！你可以不管自己，但你總
要顧到你媽媽吧！”這才打消張彬的瘋狂念頭。
後來，張家六個孩子個個出類拔萃。三個兒子中，長子張彬從台大畢業，留學美
國，獲得懷俄明大學土木工程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從學界退休後經營建築業，成為房
產大亨；次子張彪，也是台大畢業留美，出任猶他州公路局副局長，是華人在猶他州任公
職者中職位最高者之一；三子張彤，在斯坦福大學獲得電機博士之後，任教康奈爾大學，
後創辦一家頗具規模的電腦公司。三個女兒中，長女張磊和次女張焱都學護理專業，服務
於美國的醫院；三女張鑫是執業醫生，在洛杉磯頗有名聲。在十三個孫輩中，有大學教授
、醫生、律師、建築師、會計師及公司高管，皆事業有成、家庭幸福。在這個家庭的全家
福中，唯一的遺憾就是缺少了祖父。
相比下，獨裁者的後代如何？蔣介石培養蔣經國為接班人，先讓其掌管情治系統
。但特務頭子必定幹盡傷天害理的壞事，遭到民眾怨恨，乃至禍及子孫。吳國禎在回憶錄
中記載，他曾向蔣介石諫言說：“如鈞座厚愛經國兄，則不必使其主持特務，蓋無論其是
否仗勢越權，必將成為人民仇恨之焦點。”蔣介石對此避而不答，走到壁爐架邊，用手托
著頭說：“別這麼同我說話，我頭痛。”
獨裁者可用權力決定別人的命運乃至生死，蔣介石經常用紅字更改法官的判決書
，很多本可活下來的囚徒成為槍下亡魂。但是，獨裁者的權力也會反噬自身及其家庭，由
於獨裁者權勢熏天、口含天憲，獨裁者的孩子大都飛揚跋扈、為所欲為。蔣經國疏于管教
蔣孝文、蔣孝武、蔣孝勇三個兒子，這三個兒子從小就極為頑劣，長大後沒有一個成器的
：蔣孝文飆車撞死人卻找司機頂罪，侮辱女服務生導致其自殺。蔣經國安排其用作弊的方
式通過留美考試，他卻無法適應美國的生活，再度開車肇事且大鬧法庭。美國是一個法治
社會，總統犯法也與庶民同罪，更何況一個外來的偏安小國的太子爺？結果，蔣孝文被美
國法庭判定拘留三日後驅逐出境。回臺灣後，他整日花天酒地、放浪形骸，涉嫌槍殺情人
及情敵，在蔣經國死後一年多即因梅毒而身亡，年僅五十四歲。蔣孝武、蔣孝勇跟哥哥的
人格特質相差無幾，在四十六歲和四十八歲英年早逝。我們固然不會迷信地認為這個家族
受到某種神秘力量的詛咒，但從常識判斷，這就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獨裁者三個孩子的悲慘人生與受害者六個孩子的幸福人生，形成如此鮮明的對照
，讓人相信上帝在冥冥之中自有其審判和眷顧。張家一個母親和六個孩子，個個頂天立地
、昂首挺胸，足以笑傲加害者，為本書作序的資深媒體人馮賢賢評論說，本書“重現張家
從中國到臺灣以至美國，一幕又一幕峰迴路轉的悲喜劇，讓我們仿佛親臨現場，看到張家
人的淚與笑，愛與恨，和在困厄中尋找陽光的各種豐富的生活細節”。
上帝應許了美國作為哀哭者的迦南地
王培五的故事宛如現代版的《竇娥冤》，呂培苓以清雅內斂的筆觸，講述了孤兒
寡母掙扎求生並最終看到“毒太陽落山”的生命歷程。一九四九年之後六十多年，王培五
的身份變了，不再是校長夫人，而是未亡人和母親。她在泰山腳下長大，命比紙薄，心卻
比泰山高。在百歲生日前夕，她對記者說：“我是張敏之的未亡人王培五，從小每年登泰
山而小天下，哈哈哈！”如此豪情萬丈，便是花木蘭亦為之折腰。
丈夫冤死後，王培五和孩子永遠淪為賤民，她知道孩子在這個島嶼上是沒有前途
的，她有了移民美國的想法。這是個大膽的想法，這跟她早年在教會學校和北京女子師範
大學英文系所受之教育有關，她遇到過多位學識淵博、氣質高雅、心底善良、信仰虔誠的
美國宣教士和老師，從他們身上，她對太平洋彼岸那個美好的國家產生無窮憧憬。二戰結
束後，她一度想要與全家一起赴美，但張敏之要跟幾千名流亡學生共進退，不考慮妻子提
出的赴美願望。如今，丈夫去了另一個世界，王培五可從容安排自己和孩子的命運了。
王培五寫信給美國駐台大使館，提出移民美國的申請。但那時美國每年准許華裔
移民的配額只有一百零五個，機會非常渺茫。但她還是不放棄，一邊準備申請資料，一邊
告訴孩子一定要去美國留學。
長子張彬離開臺灣的過程可謂是“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是
“匪諜之子”，國民黨當局不允許他出國，警備總司令黃傑在申請書上批了兩個字：“免
議。”獨裁國家是一個大監獄，有兩張長長的黑名單，一張是入境黑名單，不允許某些“
危險分子”從國外回來；另一方是出境黑名單，不允許某些出去後可能“亂說亂動”的人
士出國。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基本人權，在現實生活中，是被懸置的一紙空文。連遷移權
和出入境權都沒有，其他的人權又何從談起？
張彬母子找到山東籍大佬秦德純幫忙，秦又找到副總統陳誠。陳誠大概覺得在張
案中有愧，將此事呈報蔣介石（一個普通大學生出國留學，蔣介石也要過問！），並下了
條子給黃傑。然而，等了一個禮拜，警總還是沒有動靜。秦又打電話給黃，黃說：“不能
放人，這學生的父親是共產黨，是被槍斃的，這一家都登記列管，怎麼能讓他出國呢？”
秦說：“澎湖這事是假的，是冤案。”黃說：“假的也是真的。”這就是國民黨高級官員
的法治素養——他們只相信暴力，暴力可以弄假成真、顛倒黑白。
後來，黃傑手下第一處處長於寶侖，因早年得到過張敏之的恩惠，主動來張家幫
忙出主意。他說，陳誠下了條子也不管用，最好是秦德純等五位山東籍大佬聯名做保，這
樣即便以後出問題，黃傑也不必對此負責，這是黃傑出於自保的小九九。官場幽微的權力
鬥爭、縱橫捭闔，哪裡是張彬這個年輕大學生所能明白的。於寶侖出面指點，讓他恍然大
悟，事情才有了一線生機。
張家的孩子一個接一個地來到美國，王培五於一九七零年赴美與孩子們團聚。張
家在這塊自由的土地上，自由地表達喜怒哀樂及政治觀點，再也不用沉默、隱藏、忍辱負
重。張家第三代都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大部分不太會講中文，中國和臺灣對他們來說是
遙遠的國度。但是，王培五在孩子們心目中是一位讓他們尊敬的長輩，是可愛而可敬的祖
母，孫輩每一個都知道祖父的冤案，也知道祖母如何與厄運抗爭，為家人開闢出一條陽光
之路。這恰恰是美國精神的一部分——從五月花號開始的美國精神，如自由女神像基座的
銘文所說：“把你的疲乏困倦交給我，把你的貧窮疾苦交給我，那渴望自由呼吸的蜷縮身
軀，那彼岸無情遺棄的悲慘魂魄。不論是無家可歸，不論是飽受顛簸，全都給我，全都給
我！在這通向自由的金門之前，我高舉照亮黑夜熊熊燈火。”張家這個移民家族，用自己
的方式，為美國這個由追尋自由的移民組成的國家增添了一把薪火。
二零一四年，王培五在睡眠中安詳過世，享年一百零六歲，她沒有按摩師按摩，
沒有用牛奶泡澡，卻比獨裁者蔣介石的夫人宋美齡還多活了一歲。因為，王培五有三樣宋
美齡沒有的寶貝——信、望、愛，她的人生是有信、有望、有愛的人生，對上帝的信仰、
對未來的盼望以及愛人如己，這樣的人生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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