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眼中的辛亥革命」詩文選》
重新認識一下殖民時代蔣渭水、賴和、張深切、吳濁流、張我軍、李友邦、葉榮鐘等無數台灣人勇敢反帝反殖的這一面。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台灣人為之而喜，為了祖國革命成功、鼓舞台灣反抗殖民統治而喜；1925年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台灣人為之而泣，為了中國兩岸革命運動失去領導人而泣。」。
1、連雅堂
〈祭延平王鄭成功〉
中華光復後之年壬子春二月十二日，台灣遺民連橫誠惶誠恐，頓首載拜，敢昭告於延平郡王之神曰：於戲！滿人猾夏，禹域淪亡，落日荒濤，哭望天末，而王獨保正朔於東都，以與滿人拮抗，傳二十有二年而始滅。滅之後二百二十有八年，而我中華民族乃逐滿人而建民國。此雖革命諸士斷脰流血，前仆後繼，克以告成，而我王在天之靈，潛輔默相，故能振天聲於大漢也！夫春秋之義，九世猶仇；楚國之殘，三戶可復。今者，虜酋去位，南北共和，天命維新，發皇踵厲，維王有靈，其左右之！
（選自黃季陸，〈連雅堂先生與祖國革命之關係〉，《傳記文學》，13卷4期，1977年4月，頁33）
2、羅福星
〈絕命歌〉
獨立彩色漢旗黃，小萬橫磨劍吐光。
齊唱從軍新樂府，戰雲開處陣堂堂。
海外煙氛突一島，吾民今日賦同仇。
犧牲血肉尋常事，莫怕生平愛自由。
槍在右肩刀在腰，軍書傳檄不崇朝。
爺娘妻子走相送，笑把兵事行解嘲。
背鄉離井赴瀛山，掃空東庭指顧間。
世界腥羶應滌盡，男兒不識大刀還。
彈丸如雨砲如雷，喇叭聲聲鼓戰催。
大好頭顱誰取去，何須馬革裹屍回。
勇士飛揚唱大風，黔首皆厭我獨雄。
三百萬民齊憤力，投鞭短吐氣如虹。
青年尚武憤精神，睥睨東天肯讓人。
三州區區原小弱，莫怕日本大和魂。
軍樂悠揚裂喚鵝，天風情長感慨多。
男兒開口從軍樂，且唱台疆報我仇。
東來客族雷我原，驅逐夷蠻我國尊。
白種更傳黃褐身，何雖今日此爭存。
〈祝我民國詞〉
中土如斯更富強，華封共祝著邊疆。
民情四海皆兄弟，國本苞桑氣運昌。
孫真國手著光唐，逸樂丰神久既章。
仙客早貶靈妙藥，救人於病身相當。
〈寄愛卿詩〉
人世因緣萬劫空，歐風亞雨表英雄。
筆花不詳江郎夢，辜負神娥夜夜風。
五夜西風一段情，月光人影兩分明。
台灣那有春秋別，連理枝頭善感情。
渾身冠劍看如何，國步艱難感慨多。
走馬告歸華盛頓，耳還嘲以自由歌。
傳語卻敲無線電，留聲且喜自音筒。
於今造就飛行器，不似雙星一夜逢。
（選自王曉波編，《台胞抗日文獻選編》，1985年，台北：帕米爾，頁45-46）
3、張深切
〈剃頭〉
「一九一二年，清帝宣統遜位，改元中華民國，袁世凱任大總統，中國的革命算是成功了。三百年來打不倒的異族政權，終於垮台了。這件事給予台灣的衝擊不小。」
「民國二年，父親也決定把我們弟兄的腦袋維新──剪掉辮子，並送我們上日本學校接受日本教育。在要剃髮當兒，我們一家人都哭了。跪在祖先神位前，痛哭流涕，懺悔子孫不肖，未能盡節，今且剃頭受日本教育，權做日本國民，但願將來逐出了日本鬼子，再留髮以報祖宗之靈。」
「及至西來庵革命發生後，日本政府認為台灣人的祖國觀念，非撤底摧毀不可，才依據什麼條例，以警察令施行強制剪髮，凡六十歲以下的男子都得剪，不剪的人警察可以代剪，如有反抗的可以按『違警例』取締。」
（選自張深切，《里程碑（上）》，1998年，台北：文經社，頁84-85）
〈偉大的孫中山〉（歌詞，HOME, SWEET HOME譜）
中華柱石
我中華孫中山
打倒滿清
盡力革命
四十餘年到處亡命
四十餘年盡力革命
唔，孫中山
最為偉大
孫中山最偉大
（選自張深切，〈撲火〉，《里程碑（上）》，1998年，台北：文經社，頁351-352）
〈向革命先烈祈禱〉
「在天的革命先烈──余清芳、羅福星以及其他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慘殺的眾同志，你們雖然英英烈烈地在戰場上或在鬥爭上犧牲了。……我以十二萬分的虔誠向你們祈禱，請你們保庇，請你們的英靈也繼續奮鬥，努力破壞敵人的勢力，使我們容易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台灣革命成功萬歲！中國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選自張深切，《獄中記》，1998年，台北：文經社，頁126）
4、蘇新
〈武裝抗日的末期〉
「苗栗事件：祖國反滿革命對台灣的影響日益普及，時有新竹廳苗栗牛桐莊人羅福星發動全島抗日運動，以謀實行台灣獨立。……這一次事件，直接對日寇的打擊，雖因事洩而不大，但是在開始以組織的力量反抗日寇這一點上，有很大的意義，而且在提高台灣人民的民族革命意識方面，亦存很大的影響。」
（選自蘇新，《憤怒的台灣》，1993年，台北：時報，頁60）
5、王詩琅
〈羅福星事件〉
「尤其是應該特別注意的，就是這時期正值中國大陸辛亥革命的前後，在大陸發生的民族革命的浪潮，已越過了台灣海峽，打到淪入異族統治下的這個地方來，所以這些革命事件或多或少，大都曾受了它的影響和刺激。特別是羅福星的苗栗事件，根本就是參加過祖國革命運動的一個革命黨人所領導的。」
「羅福星在台灣北部籌備革命的時候，中南部也先後發生了四起的抗日事件，日人後來把它們和羅福星革命案併合辦理，稱為苗栗事件，這四起的事件發生地點和主動人物如次：一、台南關帝廟李阿齊；二、台中東勢角賴來；三、新竹大湖張火爐；四、中部南投陳阿榮。這些事件的領導者都是受了辛亥革命的刺激，企圖驅逐日本人的。」
（選自王詩琅，《清廷台灣棄留之議──台灣史論》，2003年，台北：海峽學術，頁121-123）
〈余清芳事件全貌〉
「本案發生於新舊時代交錯的過渡時期，革命黨人雖然一面利用迷信，藉神託佛（他們或者真的如此相信），發給神符；一方面卻宣傳中國革命軍將渡台與日人開戰，這顯然是受辛亥革命的影響，也顯出台人對祖國的向心力如何強烈。」
（選自王詩琅，《余清芳事件全貌──台灣抗日事蹟》，2003年，台北：海峽學術，頁134）
6、李友邦
〈台胞未忘祖國〉
「割台後的數年間，暴動事件領導者，都以返歸祖國為號召，這不必說；即數十年後，革命者亦莫不以此為依歸，尤以國民黨革命以後，更為殷切。……由上述所引，都可見一九一二年代的革命者，就聲聲以中國為己國，日人數十年的苦心教育，實在並未發生若何的效力。……文中（編按：指余清芳發表的《諭告文》）雖多莫名其妙、不知何指之句？然其革命必須以中國為號召，則可一讀而知。蓋全島人民願望如此，不得不然的。」
（選自李友邦，《李友邦文粹》，2004年，台北：海峽學術，頁75-76）
7、黃玉齋
〈台灣革命史〉
「我們要講一九一二年劉乾的革命，黃朝的革命，陳阿榮的革命，和羅福星的大革命；以及於一九一三年張火爐的革命。李阿齊的革命及賴來的革命在這兩個年間竟然起了七次的革命！真是前仆後繼，這種愈挫愈奮的精神，震動了全台人心，使稍有血氣的人，都投身於革命黨的旗幟底下。我們細心研究這兩年革命的前因後果，都和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我們漢民族在中原的大革命成功，很有絕大的關係！……素稱富有革命遺傳性的台民聽見了祖國──中國的革命成功，三百六十萬的台民無不雀躍起來，因此，便產生這七次的革命運動。」
（選自黃玉齋，《台灣抗日史論》，1999年，台北：海峽學術，頁279-280）
〈抗日運動〉
「一九一一年十月，我國革命軍於武昌起義，推翻清廷，成立民國，台人聞訊無不欣喜，而恢復台灣之志，愈呈熾烈。」
（選自黃玉齋主編，《台灣年鑑（六）》，2001年，台北：海峽學術，頁1990）
8、楊克煌
〈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武裝起義〉
「一九一一年冬，當台灣人民獲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者的時候，都當作是自己的天大喜事，有著說不盡的喜悅，人人奔走相慶，家家戶戶都焚香祝告自己的祖先。……一九一二年初，南投新寮莊劉乾組織台灣革命黨，為慶祝反清的辛亥革命的成功，號召人民響應祖國革命，舉行起義，驅逐日寇。」
「嘉義、民雄地方農民（雇農）林朝和黃老鉗，在聽到祖國辛亥革命的消息後，就在台南地方組織革命黨，宣傳祖國革命的消息，並號召人民起來響應。」
「南投義民陳阿榮，憤恨日寇的侵略及其血腥統治，日夜思念祖國，即以『光復台灣』為號召，聯繫各地愛國志士，發展祕密組織，打擊敵人。這個組織因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得到迅速發展。陳阿榮等抗日領袖，密謀在辛亥革命周年時動員人民起來慶祝，同時發動起義，消滅敵人。」
「尤其是在反清的辛亥革命的消息傳到台灣後，台灣人民更深刻認識到：唯有強大起來的祖國，才能夠協助台灣人民擺脫殖民地奴隸的命運。所以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台灣人民明白必須團結起來，積極配合、支援祖國人民的革命，參加全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台灣人民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和真正的解放。」
「正值台灣人民受到辛亥革命的影響、抗日情緒高漲的時候，羅福星被派到台灣進行革命活動。……羅福星烈士是個有民主思想的民族革命家，他在台灣傳播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把台灣人民的抗日鬥爭與這時期中國人民初期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聯繫起來，這對台灣人民起了一定的革命思想的啟蒙作用。」
（選自楊克煌，《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小史》，1999年，台北：海峽學術，頁79-82）
9、《台灣省通志稿》
〈反日行動〉
「我國之國民革命，得國父孫中山先生偉大號召力；於民前一年，推倒滿清政府；翌年元旦，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於南京；改元為民國元年。此消息傳到在異民族統治下之台灣，台灣人莫不括目西望，興奮異常。」
（選自林熊祥主修、黃旺成纂修，《台灣省通志稿．革命志．抗日篇》，2002年，台北：海峽學術，頁86）
10、陳木池
〈雙十節〉
武昌起義黎元洪，一電歡飛氣若虹，
十七省疆民響應，三千世界漢歌風，
六街鋪戶燃鞭炮，四野蒭蕘拜上蒼，
期得馬關今雪恥，青天白日耀瀛東。
（選自《台南文化》，8卷4期，1968年9月，頁4）
11、葉榮鐘
〈南京謁中山陵〉
雲海茫茫路幾千。首都今日拜先賢。
瓣香默禱邦基固。不訴辛酸五十年。
（選自葉榮鐘，《少奇吟草》，2000年，台中：晨星，頁181）
〈留學生民族的自覺〉
「辛亥革命以前，祖國祇是使人洩氣的存在，不但不能做台人的靠山，反足以增加台人的恥辱，日本人辱罵台人的口頭禪就是『清國奴』。所以一部分留學生在東京，常有一種自卑感，盡可能去掩飾自己的身份，雖然其志可鄙，其心情卻是可憫的。《警察沿革誌》說：從來這些在京留學生，努力與內地的風俗習慣同化，對於社會問題、政治運動等並無深切的關心，雖被支那留學生或朝鮮人學生指為『唯唯諾諾屈從於日本統治下』而加以嘲笑，亦不敢抗辯。但是智能的開發，遂使其對於事物能夠有批判的看法。一面又因民族自決主義的影響，及由此而發生的朝鮮『萬歲事件』
或支那革命的新展開等的刺激，學生的思想傾向為之一變，主張『台灣非成為台灣人之台灣不可』相倚相集喚醒民族意識，釀成轉向於圖謀台灣人地位之向上、運動爭取自由解放之機運。因為辛亥革命的成功，使留學生心中燃起希望的燈火、激發民族意識、消滅自卑感，對祖國的向心力滋長茁壯，同時對祖國的強盛抱有信心，把台人爭取自由、獲得解放的殷望寄託在祖國的將來。甚至有些被稱謂『祖國派』的留學生，主張回大陸去為祖國的建設效勞，俾祖國早日強盛起來，台人的解放纔有可能。」
（選自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2000年，台中：晨星，頁98-99）
12、吳濁流
〈我最景仰的偉人〉
「在京時，有一個節日，我拜謁中山陵並做了兩首詩：
東方廿紀一豪雄，帝制驅除唱大同
遺囑精神今昔感，滿園春色有無中
未成革命身先死，長使斯人淚不窮
今日紫金山下過，停車拜謁仰英風
陵廟堂堂半嶺留，精靈常在護民憂
鍾山今尚騰王氣，一望中原四百州」
「我想國父出生入死，建國的大業，令人可歌可泣的史實汗牛充棟，最可憐的台灣人因淪陷脫節，大多數都不曉得這樣事蹟。若是將這樣故事編入傳記小說給國人讀，國父的精神更容易親近。」
（選自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1977年，台北：遠行，頁7-8）
13、林保羅（孫中山美國友人林百克之子）
〈救主孫中山〉（蘇兆驤譯）
從前管轄中國的是：
滿州人、蒙古人、韃靼以及其他種族，
中國人受盡了無限的荼毒，
只到孫中山先生才起始反抗的啊。
把驅除國內的蟊賊做黨底職志，
佢們奮劈一呼：
滿清倒了，
新中國就產生了。
他是抗拒北兵唯一的人物，
他是輕視佢們唯一的人物啊。
中山先生的朋友袁世凱，
（一個狡猾而奸詐的小人，）
很冠冕堂皇地承認，
願和中山先生襄成治國的大事。
中國人民希望治國的心大熱了。
他竟大著膽子，
把政權交付給袁世凱，
交付給那個狡猾而奸詐的惡魔。
當中山先生飄然遠引於海外，
袁世凱的覬覦的心暴露了，
他盜竊了國人生命靠托的財寶，
他擁有不義的財產和姬妾，
他竟把國人獻給的救主中山先生的酒，
供他一己濫飲。
中山先生歸國了，
他和黨人驅逐了袁氏的軍隊，
一年一年的過去，
國賊忽起忽滅，
救主卻勞瘁而死了，
四萬萬人民哀感呼號也無用了。
你們要永遠紀念著中山先生，
他是威武不能屈的，
他做了許多光榮的事業，
使百兆的人民得著解放和自由。
但是，朋友，
國民黨仍是在驅除國內的蟊賊哩。
等著吧！等著吧！外國的人們啊，
中國是正在澄清宇內哩，
等著吧！
中國的底澄清時期快要到了！
（選自《台灣民報》，1927年）
14、丘念台評林祖密
「革命不難，捨富貴而革命為難；捨富貴而革命不難，能審國族，辨忠節，而捨富貴以革命為尤難。台灣林祖密者，蓋能此尤難者也。」
（選自邵銘煌，《探索林祖密：新印象、新風貌》，2009年，台北：海峽學術，頁101）
15、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
〈考察台灣社會運動的基礎觀念〉
「領台以後在我（編按：指日本）統治之下，亦因民族偏見，每每有少數地痞無賴煽動此一民族心理，而造成了多次暴動。明治三十五年（一九○二年）匪亂禍根清除後，上述革命思想，仍然支配著民心；每逢日支對立危機，或我國處於戰時面臨事變之際，或受支那革命發展的刺激，便爆發出武裝蜂起事件。」
（選自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2006年，台北：海峽學術，頁4）
16、蔣渭水
〈中國國民黨之歷史〉
「現在中國革命的業績完成了兩件偉大的事業，即根除君主制度和建立民主共和國。……中國國民黨創立於民國八年，然而中國革命並非始於民國八年。完成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上述兩件大事業的堅強有力的國民黨決不是偶然間由天而降的，必然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和奮鬥。……現代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驅是孫中山先生。從他立志革命之日起到民國十四年逝世止，正好四十年。」
（選自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下冊）》，2005年，台北：海峽學術，頁515-516）
〈哭望天涯弔偉人〉
「因為他是自由的化身。腐敗至極的滿清，專制虎狼的滿清，喪權辱國的滿清，罪惡貫滿的滿清，內則壓迫虐待國民，外則賣國賣民。孫先生生逢這樣濁混之世，身處重重壓迫之下，四十年如一日，為自由而苦鬥苦戰，推翻滿清，引率國民，馳驅於革命而爭自由，近又倡設國民會議，宣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以求再擺脫軍閥與外國帝國主義之一切壓迫。」
「因為他是熱血的男兒。漢民族的血是冷的，二三百年的中間很柔順地被少數的滿清人支配著，一任滿清剝削，一任其欺凌，一任其賣國賣民，弄得國不成國，民不成民，故孫先生忍耐不住了，於是起來而反抗了。」
「因為他是正義的權化。……當此廉恥喪盡、天良沉淪之時，只有孫先生與其部下的一部，堂堂掛著三民主義，為奮鬥而戰爭。他的眼中只有三民主義，只有正義。他於四十年間統為正義、為主義而戰。」
「呵！你殘忍刻薄的死神喲！你真的把我們這位自由正義的戰士，歷史上的大偉人奪到死的國去嗎？可是孫先生雖死，而三民主義是還活著，自由正義是永遠不死的，他的熱血還熱騰騰地湧著，而且永遠湧著！泰山頂上的鐘聲停了，但餘聲還嘹亮著。酣睡著了的人們也漸漸地醒起來！」
（選自《台灣民報》，3卷10號，1925年4月1日）
17、賴和
〈孫逸仙先生追悼會輓聯〉
中華革命雖告成功，依然同室操戈，一統雄心傷未達。
東亞聯盟不能實現，長使天驕跋扈，九原遺恨定難消。
〈輓詞〉
當四萬萬同胞，酣醉在大同和平的夢境中，生息在專制忘我的傳統道德下，嬉戲在豆剖瓜分的危懼裡，使我們曉得有種族國家，明白到有自己他人，這不就是先生呼喊的影響麼？
破壞的已經破壞了，建設的亦在途程上，可是人們的軀殼雖說不能永保，生命也自永遠無窮。
先生的精神久嵌入在四萬萬人，各個兒的腦中。
使這天宇崩、地軸坼、海橫流、山爆烈、永劫重歸，萬有毀絕，我先生的精神，亦共此空間，永遠永遠的不滅。
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
（選自《賴和全集．雜卷》，2000年，台北：前衛，頁58）
18、翁澤生（澤生）
〈哀悼中山先生〉
「我們知道中國的革命是中國人民的革命，不是中山先生包辦的革命，我們相信中山先生雖亡，中國的革命運動是決不死的！但是他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偉大的人物，為被壓迫者而奮鬥的民眾的最偉大的領袖，中國平民的唯一指導者。」
「中山先生雖死，中山主義決不死！中山先生雖亡，民眾運動決不失敗！」
「我希望中國的民眾更加奮進！繼續中山先生的遺志，達到中山先生的目的，能夠得到一種的強烈的刺激和教訓來革新中國的社會以慰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呢！」
（選自《台灣民報》，3卷11號，1925年4月11日）
19、張我軍（一郎）
〈長使英雄淚滿襟！〉
「我想我們弱小民族，只求有人替我們吐露平素的積憤，就能得到無限的慰安了。孫先生實在是我們所崇拜的，他是弱小民族之「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歷史，他一生為自由而戰、為正義而戰、為弱小民族而奔走而盡瘁。他出來的聲，就是自由、正義之聲，又是弱小民族悲鳴之聲。唉！現在他已和我們長別了！我們往後當自奮，以報先輩的崇高的遺志！」
（選自《台灣民報》，3卷10號，1925年4月1日）
20、《台灣民報》關於孫中山逝世相關報導
〈願中山先生之死不確〉
「但若果中山先生真的棄我們而長逝，這不但是中國的不幸，並且是東洋的不幸，全世界的損失！去年我們的世上纔失了一位世界的偉人，俄國大革命家，今年又欲把一位世界的偉人，中國的大革命家從此世奪去，那死的神也未免太無情了。」
（選自《台灣民報》，3卷6號，1925年2月21日）
〈孫文沒有死〉
「哈哈！好了！我們為中山先生慶祝，更為中國四萬萬的國民慶祝！更為東亞的大局，世界的前途慶祝！弱小民族萬歲！萬歲！」
（選自《台灣民報》，3卷7號，1925年3月1日）
〈台灣人不該哭孫先生的死嗎？〉
「嗚呼！中山先生逝矣！民國的元勳！漢民族的領袖、東亞的大明星、世界的大偉人，這是孫先生可獨享的榮譽。……孫先生不獨為一個民國的革命家，他的對東亞的親善和世界的平和也非常努力了。又且對弱小民族的解放也非常盡力了。所以孫先生可稱謂民國革命的元勳、世界的平和神、弱小民族的救主了。……熱淚是悲傷之極由心內流出的，那禁得住淚灑滿襟呢？唉一偉人的死，我們台灣人不該放聲大哭？怎麼也不該吞聲，滴數點的悲傷淚嗎？」
（選自《台灣民報》，3卷11號，1925年4月11日）
〈孫中山先生二週年的紀念會〉
「蔣渭水氏演說孫先生之歷史及其主義，並說孫先生臨終的時，尚連呼：和平、奮鬥、救中國數十聲，希望今夜出席的人，深深接納孫先生最後的呼聲：和平、奮鬥、救中國。」
（選自《台灣民報》，第150號，1927年3月27日）
21、戴季陶
〈孫中山和台灣〉
「民國七年，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停留期間，由於革命失敗，不得不離開廣東他去。第一站到汕頭，然後經由台灣赴日本。這時，我們總理孫先生心內有一個意圖。也就是順路到台灣，和台灣同胞見見面，趁機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台胞的民族意識，鼓吹台胞的愛國精神。當總理赴台的消息傳出時，台灣同胞極為高興，準備用萬分的熱誠歡迎他。但日本政府──台灣總督卻拒絕總理和台灣民眾的接觸。」
「當總理病狀極沉重時（總理逝世二十日前），我曾經到北京探望他的病。當時，總理向我談起有關日本的若干事。其中，有三項極重要的事。總理說：『我們對於日本，有三個最低限度的主張。一是廢棄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讓台灣及高麗兩民族實行最低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不應反對蘇聯的政治政策，也不阻止蘇聯和台灣及朝鮮的接觸；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由這件事，亦可看出總理雖在病中，卻仍愛護關懷著台灣同志，同時，亦始終留意於台灣同胞的革命策略問題。在台灣，我們當前的革命運動，要把目標放在設立議會和自治政府。這
就是總理在病中告訴我：『希望把它作為中國達成完全獨立的一種方法。』」
（選自王乃信等譯，《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一冊：文化運動）》，2006年，台北：海峽學術，頁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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