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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藉 時代革命》，批判本土社會科學
以下是網頁好讀版：
https://chuckchu.com.tw/article/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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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革命》觀後：一個民族的成年禮〉
民族主義縱然有一種排外的驅力，但這種驅力，就其本質而言，並不是發自於恨，而是發
自於愛。它是一種守護鄰人之愛。
我當時看到這一說法，真的覺得深獲我心。我大學是念社會科學的，在我們的學院訓練裡
，對「民族主義」保持戒慎恐懼，是一種基本直覺。因為人類歷史上有太多案例，是民族
主義導致的極端排外、乃至於演變成慘烈的族群鬥爭、清洗。可以這樣說，在人文社科領
域，講到「民族主義」的時候，首先浮現的是對其中蘊含之「恨」的關注。但若追根究底
，民族主義雖然常常展現出有恨意的行動（特別是面對外敵的時候），其最核心的動力卻
不是恨。當我們實踐「認同」、「共同體」的時候，核心其實是「愛」。
過往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往往忽略了這一點。民族主義雖然不是世界大同、一視同仁的大愛
，雖然是有等差有親疏的小愛，但這有什麼不對嗎？人本來就有等差有親疏，這是很自然
的。只因為有等差有親疏，就磨滅了民族主義當中互相守望愛護的成分，就將這四個字當
成髒字在使用，這是很不公平、也很不實際的。但很可惜的是，我們人文社科研究的主流
，確實就是帶著這樣的偏見在看待「民族主義」的。
《時代革命》的兩條主軸，都在在提醒我們這裡面的辯證性。看似暴衝的勇武群眾，實際
上是有其柔情的關照、也有其深思的覺悟。當香港人在壓迫裡急速確立「中國人、香港人
」之間的認同壁壘，這也不只是排中反中的「恨」，也有護港擁港的「愛」。
在紀錄片裡，一位身形纖細、個性溫和的運動者，起初投入了義務救護的行列，在前線救
治傷者；但在太子車站事件之後，他卻有了殺人的念頭，認為「暴力不能解決問題，卻能
解決有問題的人」。在傳統的「和理非」敘事裡，或許會將這種轉變描述為一種墮落，一
種「對抗怪物自己卻變成怪物」的危險。但《時代革命》卻讓我們感受到，這並不是一種
墮落，也不是變成怪物。這反而有可能是一種擴大：不是「從救人變成殺人」，而是「從
只願意救人，變成也願意殺人」。
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一種純真的失落，這種擴大有某種危險性。
但這或許正是《時代革命》要告訴我們的。正是香港人已不再「純真」，所以這場「時代
革命」，才更顯其深邃，更有其堅韌的意義。這是一個民族的成年禮。
而成年，就意味著獲得更多能力——負責任的能力，反省的能力，追求自我的能力，乃至
於自我武裝，以抗擊世界之殘虐的能力。
這當然危險。但是，一個成熟的人、一個成熟的民族，是不能因為危險而拒絕長大的。
謝謝香港人。雖然你們此刻仍在歷史的苦難時期，但在我這樣的台灣人看起來，你們其實
才是走在更前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