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華苓：我流亡了三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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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聶華苓（作家、「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創辦人）
編按：「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聶華苓
從1925至2011年的86年間，這一個大時代的重重疊影和繁複圖像，從中國大陸的故園、到
青年時期暫寓的台灣，以至中年迄今定居的美國，聶華苓超越了地域與文化的疆界，凌駕
了政治與歷史的分野，以一貫細膩優美的筆觸，記述自己曲折動人的一生，寫下三個人生
階段、三個年代和三個活動空間中的記憶（ * 本文摘自聶華苓《三輩子》）
我流亡了三輩子。軍伐內戰，抗日戰爭，中日戰爭，國共內戰。逃，逃，逃。最後，逃到
臺灣。逃到愛荷華。
小時候，因為父親的桂系關係，逃避蔣系的暗殺，躲在漢口的日租界。我們就在那兒住下
了。1936年，父親在貴州專員任內被紅軍殺害。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十四歲，就成
了流亡學生，當時我們中學生就唱流亡歌曲：
流亡三部曲之三〈離家〉
泣別了白山黑水，
走遍了黃河長江，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
流浪到哪裡？逃亡到何方？
我們的祖國，整個在動盪，
我們已無處流浪，已無處逃亡。
這樣逃，逃，逃，逃了敵人，逃不了國民黨，逃不了共產黨。1949年我二十四歲帶著家人
從大陸逃到臺灣，立刻參加了雷震先生和胡適先生創辦的《自由中國》。逐漸地，因為《
自由中國》對臺灣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尖銳批評，鋒利的駁析，十一年以後，在1960
年被政府封閉，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捕，《自由中國》被封。
雷震等被捕後，我住屋附近總有人來回徘徊。警總藉口查戶口，深夜搜查我家好幾次。據
說殷海光本來也在被捕的名單上，警總動手抓人的前一刻，才把他的名字取消了。當時我
們並不知道。我和母親非常擔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開報紙，就看有沒有殷海光的
名字。沒料他和夏道平、宋文明突然在報上發表公開聲明，宣稱他們在《自由中國》寫的
文章，自負文責。殷海光寫的許多篇社論幾乎都是雷案中「鼓動暴動」、「動搖人心」的
文章。1960年九月，最後一期《自由中國》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就是殷海光寫的。
殷海光在1960年雷案發生以後，殷宅附近日夜有人監視，不斷受到特務騷擾，後來特務竟
明目張膽到他家裡去，精神折磨得他拍桌大吼：你們要抓人，槍斃人，我殷海光在這兒！
1964年我終於到了愛荷華大學作駐校作家，已在臺灣出版七本書了。當時，作為一個作家
，我還是困在自己的處境中：中國人，中國人，你到底犯了什麼罪？
《自由中國》創刊號。相片來源：轉自臺史博線上博物館
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
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
愛荷華大學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畫」（IWP），我開始接觸到世界其他地區的作家。
當時的世界正是冷戰時期，東歐的國家在蘇聯控制下，中國大陸已在1966年發動了文化大
革命。臺灣那個時候1949至1987年正在戒嚴時期。1968年，陳映真接到我們邀請，卻被當
局逮捕了，捷克發動人權運動的哈維爾Vaclav Havel，接到我們的邀請，蘇聯坦克車衝進
布拉格，哈維爾流亡地下了。他一再被捕。終於在1989年，被選為捷克總統。
從1945到1991年，歐洲被鐵幕分隔成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IWP 就在那樣的世界局面下，
吸收了一些很優秀的東歐作家。
我和東歐的作家特別接近。他們對我訴苦，我懂。例如，波蘭小說家Julian Stryjkowski
。IWP一再邀請，他終於在1969年到了愛荷華。那時候，作家在IWP八個月，他們在愛荷華
度過寒冷的冬天。一天，大雪紛紛，只見Julian捧著一束鮮花，走進我辦公室，一面說
： 我可以和你談談嗎？我說：當然可以。他說：可不可以關上門。我說可以。預感他有
重要的話要談了。1949至1952年，他是波蘭駐羅馬的新聞社長，因為他出版了一本小說，
寫義大利沒有田地的農民，被義大利政府驅逐出境。回國後，他在一份現代文學的雜誌工
作。他本強烈擁護共產主義，1966年，他退出波蘭聯合工人黨，和其他一些當年有名作家
，抗議共產黨政府對文學、藝術、文化的迫害。從那以後，一直到1978年，他的作品才能
發表，但必須通過檢查單位批准。
那天他要和我談談，也正是他在波蘭受壓制的時候。他關上我辦公室的門，給我一束鮮花
，坐下後，對我談到他當時困難的處境。他和一中年女人要好，有幾年了，她有個兒子，
母子都對他很好。他們想結婚，但他考慮到自己的處境會影響他們，尤其會影響兒子的未
來。他不知如何是好。那豈不就是文革時期中國人的處境？他不知道是和她結婚呢？還是
不結婚？甚至不知道是回波蘭呢？還是不回去？若不回去，也就因為那個原因，那母子倆
也不可能從波蘭出境到美國。
其實，他知道我也沒辦法。但他要找個人，吐吐苦水。他離開我辦公室的時候，我一再要
他回去後，告訴我他們是否結婚了。好久以後，我才接到他一張明信卡。只有一句話：我
回來了。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
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
伊朗的詩人臺海瑞（Tahareh Saffarzadeh）1967年到愛荷華，正是伊朗巴拉維國王專政
的時代，對異議分子採取高壓手段。她不敢回伊朗，在愛荷華又留了一年，最後，不得不
回國了。我和Paul送她上飛機，她上了飛機，又跑下來，抱著我大哭。她在愛荷華寫了一
首詩：
我的錶騙我
啄木鳥知道
我住在光禿禿的樹枝上
何必在印滿足跡的壁上
展現我不盡的語言
我必須走了
我的錶永遠騙我
交通指標也是
停止─等待─不轉彎─左轉─右轉
有個永遠思念我的人
不知道如何握我的手
如何撒謊
總是缺點兒什麼
我總是和當時有點兒什麼搭配不上
今天黎明我在灰色柏油馬路上閒逛
我不該穿緞子鞋，也許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戈艾姬（Agnes Gegely, 1974 IWP）出生在匈牙利東南部平原上一個小村裡猶太家族，後
隨新聞記者的父親移居山巒地帶。她慶幸從小就浸潤在山水之中。二次世界大戰，匈牙利
參加軸心國，納粹被蘇聯襲敗。她父親在戰俘營中死於傷寒。1944年納粹占領匈牙利，迫
害猶太人，戈艾姬母女被囚在布達佩斯獄中。1945年一月戰爭一結束，她母女在冰天雪地
中，步行一百六十公里回小村老家。雪深及膝，紙板靴底，走了七天。到了老家，她已癱
瘓，兩腿必須鋸掉，但一位年老農婦用肥肉按摩她兩腿，三個月後，她終於又能行走。戰
爭結束，蘇聯進入匈牙利。
她掙扎多年，終於在1953年進入布達佩斯文理大學，後來教過中學，任文學雜誌、出版社
編輯、電臺工作，1975年開始在賽格德大學教美國詩歷史，年近六十，還在布達佩斯大學
研究並得博士學位，專長葉慈（W. B. Yeats）的詩和詩的翻譯。從1963年起，出版幾本
詩集，四部小說，喬艾思以及湯瑪斯（Dylan Thomas）和狄金生（Emily Dickinson）的
作品翻譯。所寫的詩和小說，涉及甚廣──歐洲、美國、亞洲、非洲。三部小說在瑞典和
德國出版，得過匈牙利文學大獎，被選為匈牙利國家院士。1961年結婚，次年離婚。後與
一位美國文學翻譯家相愛，他1984年心臟病突發而死。1988年，相依為命的母親逝世。
她說：我到今天，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的喪失感。瞭解如何哀痛的人，知道如
何活下去。
Agnes Gegely。相片來源：維基共享
我深有同感。1936年，我十一歲，大年初三，滿屋紅豔豔的喜氣，母親突然看到《武漢日
報》頭條新聞：貴州平越專員聶怒夫殉難。他被紅軍殺害。1951年，大弟漢仲在臺空軍飛
行失事。我忍著淚瞞著母親六個月，她終於自己察覺了。1962年，醫生診斷她得了肺癌，
我又瞞著她，告訴她是氣管炎。五個月以後，在兒女圍繞的幻覺中，在我緊握的手中閉了
眼，停止呼吸。1991年，安格爾和我去波蘭領國際文化貢獻獎，他突然在芝加哥機場倒下
。現在，我仍然在這愛荷華河上，寫，寫，寫……驅使我的不是成功，而是生命中一次又
一次的喪失感。
傳記家
而我沒有鞋子。
我父親是搬運工人，
他也沒有鞋子
我父親的父親是牧羊人
趕著羊從一個穀場到另一個穀場，
在睡夢中，他也沒有鞋子；
我愛的一個有肺癆的歌唱隊女孩，
啊，吟唱死亡！戰爭；
復興；當然，我犯過錯誤；
然而，在一個十月的早上
我全看到了；從此
我不斷對自己說「我沒有鞋子」
此外，我隱藏過幾個猶太人
而且大詩人尤塞夫是我的朋友
在幾個場合。
為什麼嗎，我甚至借給他我的鞋子。
（詩／戈艾姬　聶華苓／譯自英文翻譯）
我和許多地區的作家認識以後，讀到他們的作品，發現中國人的命運，也就是二十世紀的
人的命運。
我和世界文學接觸所得到的這份感受，擴大了我的視野，影響了我的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