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鼓應原先任教于臺灣大學哲學系。1972年12月4日,他和王曉波及一些學生效仿李白關
懷國家的強大統一問題,在台大舉行“民族主義座談會”,宣傳中國統一等主張,後被捕
。釋放後他無法教書和工作,曾出版過《存在主義》、《莊子哲學》、《悲劇哲學家尼采
》、《古代呼聲》。他給人“一個激烈的自由主義者”印象,沉寂多年後因發表評餘光中
的系列文章聲名大振。
陳鼓應與餘光中不存在個人恩怨。十年前,他們同是《文星》的作者。餘光中給人的印象
似乎也是自由民主人士,可《狼來了》發表後,陳鼓應改變了看法,並把他的作品全部找
來細看,發現問題頗多頗大,其中最重要的是沉湎於資本主義病態生活的頹廢意識和虛無
情緒、買辦意識和自我膨脹。他的作品裡絲毫見不到他對別人的關心,也見不到他對社會
人群有任何的關懷。他到了美國以後,看到高聳入雲的帝國大廈,以及千里公路,萬里草
原,他立刻就被那裡的物質文明所震懾,回頭想到中國的貧窮,由此產生了民族的自卑情
緒;又由於向美國的認同發生了阻礙,就越發對自己的民族國家產生了羞辱感,因而有一
連串羞辱祖國的文字出現。21
有了這些看法後,陳鼓應便以一個讀者的身份連續寫了“三評”:《評餘光中的頹廢意識
與色情主義》22、《評餘光中的流亡心態》23、《三評餘光中的詩》24,並結集為《這樣
的詩人余光中》25出版。
對《狼來了》這篇文章,陳鼓應同意徐複觀的說法:這是拋給作家的血滴子。這不能單純
從“反共”來解釋:“實際上他寫《狼來了》的真正動機,只是因為有一群新起的作家影
響了他的作品的市場,吸引走了他們的讀者;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便不惜使出迫
害新作家的手段。說穿了,如此而已。”26但在對餘光中詩的總的評價上,他做了徐複觀
沒有做的工作:“餘光中的詩,不僅污染了我們民族語言,更嚴重污染了青年的心靈。”
文中舉了大量的例子,指出餘光中洋化的語言,像“聳一個拉丁式的肩”,“我是很拉丁
的”,“難為您了,真是,Signorina”,“向她,鞠了一個躬,非常義大利式的”,這
樣洋化語言乃是作者過分崇洋心態所導致。27這樣的例子在餘光中詩中舉不勝舉。陳鼓應
在“語言污染的病例”的標題下,分《星空非常希臘》、《美麗的分屍》給予分析批判,
並指出他的語言夾生的部分深一層的根源如同餘氏自己的告白:“我是一隻風中的病蜘蛛
”;“我變成一個精神的殘廢”;“自虐狂的靈魂”。這種“自虐症狀”如不及時治療,
要變成什麼樣是可想而知的。陳鼓應還說,他的作品,大量地散播著極不健康的灰色思想
和頹廢情緒。至於他的崇洋媚外,靈魂要“嫁給三藩市”,並死時以葬在英國的西敏寺為
榮……他固然常說懷念中國,但當他把中國和美國相比時,卻以我們的貧困為可恥,並以
此而這樣地嫌棄:“中國中國你是一場愧慚的病”,你是“不名譽”的“患了梅毒”的母
親。
在批余光中的詩時,陳鼓應還用了諧謔的手法:
余光中成天在做夢,據他自己說,“醒時常做夢”(《蓮的聯想》),“闔眼夢,睜眼夢
”(《敲打樂》)。當然他最愛做的是“金色的夢”(《鐘乳石》)。“枕一段天鵝絨的
往事,我睡著”,於是他“夢見一個王”——“天上的王”,一個“藍眼睛的王”。他所
夢的“王”是“藍眼睛的”,於此,其心之所向,可想而知。28
經過陳鼓應這種摘句法,餘光中變成得了“夢遊症”的“精神病患者”,因而陳鼓應診斷
餘光中“本是‘亡命貴族’詩人失常心理的必然反射”29,也就順理成章了。
關於餘光中的“流亡心態”,陳鼓應說:
時代苦痛摧擊下的臺灣知識界,近年來產生兩種主流的心態:一種是中興心態,一種是流
亡心態。中興心態是面對現實,對不合理的現象希求改革;流亡心態是逃避現實(包括逃
避到色情玩樂裡面),演成牙刷主義之風。30
陳鼓應認為餘光中沉醉於虛名久矣,如果不著力點他一下,他是不會猛醒過來的。他評餘
光中的用意之一,是希望通過對餘氏作品的檢討,使他反省自己以往寫作內容之非,而能
及時回頭探索新步為是。31因而陳鼓應在寫二評時火力加足,對餘光中的詩做總體的檢視
,看詩人如何頹廢無聊及怎樣羞辱祖國。他寫道:
他說在臺北“這座城裡一泡真泡了十幾個春天/不算春天的春天,泡了又泡/這件事想起就
覺得好冤/或者所謂春天/最後也不過就是這樣子;一些受傷的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
“泡了又泡”是自述他的生活態度;“一些受傷的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是陳述他的生
活內容。“泡了十幾個春天”,就是說十多年來他只是在“泡”著虛度時日;“泡”日子
,便是他的失根性與失落感所產生的浮游心態。他在臺灣這十幾年的日子,“一些受傷的
記憶”,“一些欲望和灰塵”,甚至哀歎生活是“分期的自縊”,這恰是“亡命貴族”的
生活寫真。至於他的冤屈感,顯然是不實的……32
陳鼓應又寫道,餘光中忽而想起臺灣“到冬天,更無一片雪落下/但我們在島上並不溫暖
”,和美國“比起來臺北是嬰孩”、“臺北淒淒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他還認為
中國文化是“蠹魚食余的文化”,他要“焚厚厚的二十四史取一點暖”,他說“中國中國
你是不治的胃病”、“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在這裡陳鼓應用的仍然是摘句法,而不管
全文的主旨和上下文的聯繫,這樣就輕而易舉得出餘光中既不愛臺灣本土也不愛中國的結
論。其實,正如顏元叔所說,對某些官式的愛國主義者而言,餘光中“不治的胃病”這些
話是“失敗主義者”的洩氣話。但是,餘光中敢於把這些話寫在紙上,為自己以及許多其
他的人作心靈的見證,這是夠勇敢夠愛國的了。餘光中是一位真正的愛國的人(至少這首
詩的表達是這樣的),他愛中國深,感觸深,深得簡直接近絕望:“中國啊中國你逼我發
狂。”他又說:“中國中國你令我早衰。”無疑的,《敲打樂》的前半部充滿著國恥感、
羞恥感。但是,這首詩後面有個轉變——“我的血管是黃河的支流/中國是我我是中國”
,這顯示餘光中的民族心不僅沒有死,而且像火山一樣憤怒與激烈。33顏元叔說余詩後面
的轉變,很重要,可陳鼓應“摘句”時有意忽略,這在一定程度上愚弄了讀者。
當然,陳鼓應的文章並非一無是處,他認為包括餘光中在內的現代詩語言“流入怪誕費解
的地步”,還獨具慧眼指出《蓮的聯想》的偽浪漫主義,均有發人之未發之處。但陳鼓應
文學功底不足,對詩歌的藝術規律尤其瞭解不多,因而常常誤讀餘光中的作品。他的“餘
光中論”,在演繹推理過程中,經常斷章取義,以偏概全,甚至為了自己論證的需要把餘
光中的詩句進行拼接,這樣就難免曲解餘氏作品的原意,這樣得出來的評價當然不會公允
。對余光中,陳鼓應還有亂扣帽子的嫌疑。比如“靈魂嫁給三藩市”,原文是這樣的:
蕩蕩的麵包籃,喂飽大半個美國
這裡行吟過惠特曼,桑德堡,馬克‧吐溫
行吟過我,在不安的年代
在艾略特垂死的荒原,呼吸著旱災
老■死後
草重新青著青年的青青,從此地青到落磯山下
於是年輕的耳朵酩酊的耳朵都側向西岸
敲打樂巴布‧狄倫的旋律中側向金斯堡和費靈格蒂
從威奇塔到柏克麗
降下艾略特
升起惠特曼,九繆斯,嫁給三藩市!34
正如黃維樑所說,60年代,金斯堡於美國西岸的三藩市崛興,新一代的詩人頗有把美國詩
壇的風騷領過來之概。九繆斯是希臘掌管詩歌的女神。“九繆斯,嫁給三藩市”指的就是
這美國詩壇的事。餘光中並沒有嫁給三藩市,因為他對中國的感情太深厚太濃烈。他與中
國連在一起,中國使他不快樂,也使他快樂。《當我死時》(1966)一詩也說:
當我死時,葬我,在長江與黃河
之間,枕我的頭顱,白髮蓋著黑土
在中國,最美最母親的國度35
在這裡,不是陳鼓應戴著有色眼鏡看到的餘光中以葬在英國的西敏寺為榮,而是以葬在長
江與黃河之間為榮。中國是“最美最母親的國度”,這哪裡有半點崇洋媚外的影子!至於
“患了梅毒依舊是母親”,陳鼓應只見“梅毒”而不見“母親”。患了重病的母親仍然是
母親,這是一種愛之深也恨得深的情感,不能單拿“梅毒”二字做文章。
陳鼓應的文章發表後,引來一片喝彩聲。孔無忌《一個歷史的對照》36,用百年前留學生
的心情和餘光中崇洋媚外的心態作對比,感慨“今天的臺灣”有人“把自己降在所有外人
的腳下”。田滇的《我也談談餘光中》37,從另一角度批評餘光中的動機與心態。寒爵的
《床上詩人頌》38,用餘光中的“警句”寫了兩首打油詩。但也有反對的聲音,如吳望堯
攻擊陳鼓應批評餘光中所用的不外是一套對岸的專用名詞39,他認為對付不同意見,“木
棍不夠,就用鐵棍”40,這種木棍加鐵棍式的批評,重複了餘光中《狼來了》的錯誤,同
樣是對鄉土派作家的一種恐嚇。
陳鼓應在香港也有知音。香港左派除再版陳鼓應的書外,還有這樣一些喝彩文字:
細讀一下陳氏書中所摘引的餘氏詩作,我想任何人都不能替後者的買辦頹廢意識作出任何
的辯白,它們充分表現了中國傳統的幫閒文人(身兼文化打手之職)惡劣可鄙的嘴臉和陋
習。
一口氣讀畢之後,使我對陳氏頓然改觀,他讓我們看到一個處於逆境中的知識份子充滿虎
虎生風的戰鬥精神及獨立不阿、不諂媚權貴,敢為廣大人民說話的氣概。一句話,是值得
我們鼓掌、歡呼的。41
這種評價顯然屬情緒性反應。刊登此文的刊物深受大陸“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這從該
文的末尾也可看出這類文章粗鄙化的傾向:“補記:在此向設計《這樣的詩人余光中》一
書封面的楊國台先生致敬。你‘操’得好!你也夠薑!”
如果說,餘光中《狼來了》是從意識形態出發,那陳鼓應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離
開文學主旨對餘光中進行道德審判,以證明餘光中的“頭”就有問題,沒有什麼資格去檢
查別人的“頭”。陳鼓應和餘光中這一正一反遠離鄉土文學的極端筆戰的例子,充分證明
這場論戰“是一場文學見解上沒有交叉點的戰爭,只是兩種相對立意識形態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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