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有人提出「日本殖民台灣,對台灣到底有沒有好處」的問題時,有些自以為「客觀」的人會使用此種辯護觀點:日本人為台灣的現代化打下基礎,怎麼能說殖民只有壞處?
但他們沒有經歷過被殖民統治的暴力,只是享受到了以前人苦難做成的人血饅頭,怎麼能代表此前受到壓迫的群眾以同意殖民的暴行?
賴和的多篇小說中,例如〈一桿秤子〉、〈豐作〉中,就寫到殖民者用他們所制定的「法」來壓迫農民,他們想怎麼收割就怎麼收割,並且可以隨意制定衡量農作物的標準與經濟價值。這讓辛苦工作的農民付出的努力化為烏有,不僅得不到他們應有的報償,還有可能因爲爭取自身的權益而遭到毒打、甚至被關入監牢。
(更別說那些日本人根本不把台灣人當人看,甚至大多時候稱之為「豬」)
還有一篇諷刺小說〈神秘的自制島〉,寫台灣人即使枷鎖纏身、被奴役、被打壓,卻毫無受到苦難的自覺,反而一心一意供養給他們套上枷鎖日本人。
在日殖時代,有大量的小說寫到了日本警察對台灣民眾的強取豪奪、欺壓、對女性的欺辱,以及逼迫台灣人接受日本文化的行徑。日本警察在當時台灣人眼中都長著同一張面孔、做相同的暴行——被殖民者要否定殖民的暴力,所以將殖民者的看門犬看作是噩夢般的存在。
(此時應該又會有人辯護道:不是所有警察都是壞警察,有少部分的好警察,例如楊逵曾獲得一位日本警察的幫助,後來還和他成為朋友,但這也不能改變大多數日本警察對台灣人不好的事實。)
可能還會有人問:「如果殖民時期帶來的都是不好的經驗,為何會有人認同日本文化,甚至自我認同是日本人、或者竭盡全力想要變成日本人,例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的主角陳有三?」也許今日還是有人對於陳有三遭到扭曲的價值觀感到認同,或者認為理當如此,但難道我們不該以歷史的後見之明,來反思當時的小知識分子從理想到失落、一步步走向沈淪的悲劇嗎?陳有三的認同為何變成那樣?殖民社會對他做了什麼?
日本人在殖民台灣的時候,因為認為「吸鴉片、賭博」等陋習算是台灣的民風,而不加以禁止,此舉竟然獲得了癮君子的讚揚:「順應民風」、「展現民本政治的精神」,但實際上是藉由傾銷鴉片入台,作為另一種壓榨台灣經濟的手段。賴和的〈棋盤邊〉就以反諷的方式,敘寫日本人為了推銷鴉片,反而允許台灣人集會,而其中有唯利是圖的台灣人趁機荼毒台灣人以從中牟利,當了殖民者的劊子手。這樣算不算「好」呢?
當然可能還是會有人在知曉上述一切之後,覺得經歷過殖民統治,社會會較為快速地進入現代化、並且提早更改了國民性(例如:「水螺」的聲響在日殖時代的文學作品中代表著現代社會與殖民的壓迫象徵物,但已經習慣24/7的「現代」人,就會理所當然且不假思索地同意「水螺」聲代表著一種「新的」社會生活作息規律的登場,而無意去反思此種制度的引進,對當時的工人造成了什麼樣的迫害),那麼可以去看一本書《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記述了被殖民主義暴行所切開的失敗者,及其歷史——失敗者如何被剝奪寫作自身歷史的權利的歷史。
失敗者之所以成為失敗者,不是因為他們生來就是失敗者,所以才被侵略——而是他們是在被侵略之後,才成為了失敗者。殖民歷史不僅意味著壓迫,還意味著亡國滅種,包含著屈辱與創傷。
所以在談論「日本人對台灣人好不好」這個問題時,可能要想想,除了聽說到有多少遺老對日殖時代的回憶是美好的、多少人的自身認同是日本人、有多少暖心故事 還有什麼更爲客觀、宏大的視野,能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進一步的理解與反思?也要質疑他們這些對於日殖時代的想像,是構築在什麼東西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