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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主實驗室前理事長張耀中性騷擾事件 - 林逢凱個人聲明】
#請分享出去 #謝絕媒體轉載
當張耀中理事長伸手觸摸我下體的瞬間，我往後大力退了一步，腦袋一片空白，但我仍脫口而出「這樣子不行」，我好希望能多捍衛自己一點。我從來沒想過會被性騷擾，身為一名男性，「被性騷擾」這種事情對我來說好陌生。但身體本能反射的躲避、立刻感受到的身心不適、當天晚上無止境的惡夢、後來無數輾轉難眠的夜晚，還有那天他的言語騷擾、未經我同意地親吻及抓下體的行為，都告訴我這是真的，性騷擾就這麼發生了。
在好友、家人及心理師支持下，我才鼓起勇氣去蒐集證據、採取行動。我以為手握明確證據，就能順利找到公平正義，但沒想到等待著我的過程是二次傷害、不透明的懲處、擠出力氣努力溝通，卻得不到回應的失望與無助。走出充滿溫暖的支持網絡，我感受到社會對性騷擾受害者的冷眼及敵意。我在這過程中常態性的崩潰，冷靜清醒的片刻是少數，人際、生活、健康及未來全亂成一團。
但我還沒有放棄、沒有選擇淡忘這些遭遇。在持續採取行動的同時，我想向大家說出我的故事，關於我被性騷擾與後續調查處理，這都是為了實踐我的信念—— #不該再有新的性騷擾受害者出現； #在勇敢採取行動後， #性騷擾受害者不該經歷到不公平的對待。我希望，苦難到我為止。
<俯瞰這荊棘之路>
我叫林逢凱，在2024年6月，我被當時任職單位非營利組織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的理事長張耀中（Lennon Yao-Chung Chang）性騷擾，包括言語騷擾、突襲親吻臉頰及突襲觸摸下體。事發之後， #張耀中非但不承認性騷擾，反倒 #把性騷擾的責任怪到受害者身上，說我將其稱之為性騷擾是「別有動機」。我難以想像這些行為，出自於一位年紀超過40歲的犯罪學教授。
向台灣民主實驗室提出性騷擾申訴之後，我接受了單位內部令人極不舒服的調查訪談。根據證據與證詞，調查結果確認了事實——張耀中性騷擾我。然而，即便我積極詢問任職單位， #至今我仍不知道張耀中接受了什麼懲處。整件事情像是沒有發生過一樣，任職單位從未說明這起性騷擾事件，甚至對員工都絕口不提，張耀中就只是「離職」了而已。單位內、單位外都沒人知道這件事真實發生過，而張耀中仍活躍參與各種活動不受影響，至今大概也不覺得自己有錯。
性騷擾事件發生後，我的身心狀態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無法工作。我在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工作，在2024年9月劃下句號。事發至今已經8個月，坐在書桌前寫這封信的我，仍然沒辦法像個一般人一樣好好出門上班工作。若沒有非辦不可的事，我就把自己關在家裡，倒在床上一動也不動，我是深陷於泥淖的鹿、擱淺的鯨魚。
走到了今天，已經努力了太久太久，我很常忘記自己的初心是什麼。取而代之的，是腦袋塞滿各種疑問：我幹嘛大費周章提起性騷擾申訴、幹嘛跟任職單位努力溝通、幹嘛提起刑事告訴？我猜這種混亂，是人的一種自我保衛機制，因為付出得不到回報，所以大腦會用各種方式說服、引誘、瞞騙自己不要再付出了。然而，每當回想起自己的核心信念，這些自我質疑會立刻煙消雲散。如果是為了「保護其他人、讓其他人不要面臨到我所經歷過的痛苦」，那我的力量就會開始湧現，思緒也會變的清晰透徹。我是為了離這遙不可及的目標更近一步，才持續奮戰到今天的。
我在此公開現身說法，為的就是 #讓大家知道這起性騷擾事件真實發生過，以及 #訴說我在尋求公平正義的過程中遇見的難題。希望不要再有受害者出現，也希望勇敢站出來的受害者不要再受到跟我相同的對待。
<真相與傷痛>
[性騷擾當天]
這件事情發生在2024年的6月26日，張耀中（Lennon Yao-Chung Chang）剛成為台灣民主實驗室（DoubleThink Lab）的理事長。在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擔任教授的他雖然是台灣人，但長時間都不在台灣。他多次向員工們公開表示自己喜歡喝酒，並向員工邀請——想要喝酒、想要聊工作困難、想要聊心事的都可以約他喝酒。雖然我們沒有私交，但出自於善意，想到他對台灣酒吧大概不熟悉，我便分享一些我喜歡的台北酒吧。6月26日下午，張耀中問我當天晚上或隔天晚上有沒有空，我剛好有時間就答應了。
當天晚上是我們第一次單獨見面，到了酒吧後，我們都是正常聊品酒、工作及生涯發展的事情。當張耀中分享的時候，我也就出於禮貌看著他、聽他說，沒想到張耀中 #突然跳離話題對我說出「 #你這樣看我， #我會有感覺喔」。當下我覺得很錯愕，畢竟我們兩人交情沒有好到能開這種玩笑，我不知道該如何回應。但考慮到我跟張耀中在工作上的關係，我選擇忽略這句話，並把話題拉回人生經驗分享，後續話題就回歸正常。
在酒吧待一個半小時之後，我們一起離開酒吧。由於不知道我們各自要往哪離開，兩人就在酒吧門外道別，接著張耀中主動要求擁抱，我認為這是張耀中在表達友好，基於禮貌我當時接受擁抱。但擁抱過程中，張耀中 #突然扭頭親吻了我的右邊側臉，這個親吻完全未經告知、未徵得我的同意。我不清楚張耀中長年旅居的澳洲，是否有這種擁抱親吻文化，我只知道台灣沒有。用嘴親臉的行為，完全超出一般台灣人會有的互動方式。我感覺到不舒服，但事情發生的太突然，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反應，我也懷疑是不是台澳文化差異，加上考慮到他是我的上司，我就不敢表達什麼。
當天，我跟張耀中都要在信義安和捷運站搭乘捷運離開，只是各自搭乘列車的方向不同。在等車的時候，我們又大概聊了5分鐘，交談內容、互動都很正常。雙向列車皆即將進站的時候，我向張耀中道別，張耀中再次主動要求擁抱。由於過去幾分鐘的談話都很正常，我想說他應該沒有別的意思，我拒絕也顯得很奇怪。但擁抱過程中，張耀中 #再次在未經我同意的情況下， #突然扭頭親吻了我的右邊側臉，並在我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突然對我說出「吃一下豆腐」，便
#直接伸手觸摸到我的生殖器。當下我受到嚴重驚嚇，依賴身體本能快速向後閃躲，藉此拉開彼此間的距離。我在當下確認了，張耀中的行為都是為了滿足他自身的慾望，而不是出於善意與友好。我立刻向張耀中口頭警告「這樣子不行」，請他不要再有這種行為。然而，考慮到他是我任職單位的最高負責人，我還是向他道別，便轉頭前去搭乘列車。
當天事後我立即傳訊息向友人訴苦、表達不舒服，我的腦海不斷浮現當時被騷擾的畫面，情緒低落、難以入眠。好不容易睡著之後，又會一直夢見張耀中出現在我身旁的惡夢，非常痛苦。即便看了心理諮商及身心科，我的身心健康及睡眠仍受到嚴重影響，甚至無法工作。我在台灣民主實驗室的工作，在2024年9月劃下句號。如果沒有家人、朋友及心理師的支持陪伴，我真的沒辦法去警局報案、蒐集證據、提出性騷擾申訴及刑事告訴。張耀中使我對人性徹底失望，我是善意分享好酒吧給張耀中， #為什麼友善會被他利用， #成為他滿足性慾的機會？
[內部申訴訪談之痛]
由於突襲親吻及抓下體的性騷擾發生在捷運站內，我在派出所備案之後，成功調閱到監視器畫面。 #監視器清晰紀錄了案發當下張耀中的行徑，我據此向任職單位台灣民主實驗室提出申訴。當時我想得很天真，我以為證據這麼充足的情況下，任職單位作為非營利組織一定會站在受害者這邊，而張耀中一定會為此得到懲罰。沒想到後面的申訴跟處理，是另一個惡夢的開始。
我向任職單位提出申訴之後不久，台灣民主實驗室就成立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並找我進行調查訪談。然而，訪談過程令我感受極其不舒服，並不單純是因為需要回憶事發經過，而是委員們的詢問方式讓我感覺到被質疑、缺乏包容理解並且專橫武斷，彷彿我才是加害人。此外，訪談過程中令我百思不解的地方有兩個，其一是委員對待關鍵證據監視器畫面的態度，其二是委員詢問我的奇怪問題：是否知道張耀中的性傾向？
關鍵證據捷運站監視器畫面是由警察局保管，嚴格禁止我帶出或翻拍。訪談過程中我向委員們建議，請委員在我的陪同下，跟我一起去警察局看監視器影像。這個建議卻被委員忽略，委員認為「在張耀中否認之後，才考慮看監視器畫面」。然而，張耀中在否認之後， #委員們不曾主動提出要一起去警察局看監視器畫面。張耀中觸摸我下體的這個行為，也以無法取得證據為理由，視為無法證實而結案。
訪談過程中，有委員詢問我一個與性騷擾事實完全無關的問題：
#你知道張耀中的性傾向嗎？。無論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都無法改變受害者被性騷擾的事實，性傾向也無法正當化性騷擾他人的行徑、作為脫罪卸責理由。當下，我已經被委員問過無數問題，需要不斷舉證來證明性騷擾是真實發生的。突然被問這個問題，給我最直接的感覺，似乎是在質疑受害者，好幾個問題馬上佔據我的思緒——假設受害者知道張耀中性傾向，是否就能避免性騷擾的發生？如果沒有避免，那是不是受害者也有責任？受害者是不是在知道張耀中性傾向的情況下，故意引誘張耀中犯罪的？這種追究受害者的責任、企圖與動機的直接感受，造成了我的二次傷긊`，也 #導致我開始自我懷疑——#被性騷擾這件事，#我是不是也有錯？不舒服的感覺一直持續了幾個禮拜。
訪談當下，我只能緊緊抱著從茶水間拿來的抱枕，擋在我跟委員們之間。只有一位較少發言的委員察覺到我的不安焦慮，願意溫和一點問話、多照顧一點我的感受。內部調查訪談之後，我除了身心俱疲、大受打擊之外，實在對台灣民主實驗室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信心全失，我不知道這個內部申訴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外部申訴確立事實]
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由於性騷擾我的張耀中是台灣民主實驗室的最高負責人，依法我能夠直接向台北市政府勞動局提出性騷擾申訴。因此在接受完內部訪談之後，我立刻準備文件向勞動局提出申訴，希望勞動局介入、同時調查這起性騷擾事件的真相，以主持公道。相比之下，後來勞動局的訪談過程，給我感覺友善很多、正常許多。
勞動局調查報告完成，報告內容顯示張耀中否認言語騷擾、否認親吻，甚至對抓下體一事聲稱喝醉沒有印象了。然而，勞動局比對監視器畫面後， #根據畫面判斷抓下體的性騷擾行為屬實，並判斷當時張耀中意識清醒， #聲稱沒印象是推卸責任的說法。
[處罰成謎]
張耀中性騷擾我這件事，經內部外部申訴調查證實了，我是被性騷擾了沒錯。那張耀中面臨到哪些處罰呢？台北市政府勞動局告訴我，實務上勞動局都是針對被申訴人罰款，其餘交由任職單位去決定，也就是台灣民主實驗室。但經過我積極聯絡， #台灣民主實驗室始終未說明具體處置，連張耀中辭去理事長職位這件事，我都是從他人口中轉述才得知的。當執行長吳先生向員工宣布張耀中離職消息的時候，還避免將理事長離職與「傳言」關聯起來。
一種強烈的違和感油然而生。我感覺台灣民主實驗室的調查處理，只有表面上態度積極。依照本次事件我的感受，台灣民主實驗室雖大力倡議「公平正義理念」與「性別友善職場環境」，但在落實這些價值理念上就顯得孱弱許多。假如我是在一般的營利事業遇到這種情況，我還比較不意外，但我是在非營利組織遇到性騷擾呢！那種為了反抗人權侵害、為了倡議進步價值而奮戰到底的勇氣，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大概是我相信的太深，所以傷害才太深吧。
<我盼望苦難到我為止，我與你同在>
這件事情發生至今8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我身心俱疲、狀態起伏不定，跌跌撞撞地走過蒐證、內外部申訴、刑事告訴，甚至一次次與台灣民主實驗室艱難溝通。我不只一次想要放棄，數度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有些朋友心疼地勸我放棄：「算了吧，人要往前看。」我也動搖過，因為我本來就是個膽小怕事、容易退縮的人。
但每當我想到，過去、現在、未來，都可能還有別人遭受同樣的傷害——無論是被張耀中傷害，還是在調查與處理的過程中被二次傷害——我的心裡就好痛好苦。如果我能做點什麼來阻止這一切，哪怕只能讓這個遙遠而渺茫的改變朝前推進一小步，那就足夠了。這份信念，成了我選擇站出來的理由，也是我之所以還在奮力行動的核心價值。
經歷重重困境與挫折，我今天選擇站出來，親口說出我的故事，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告訴每一位性騷擾的受害者——你們並不孤單！我們經歷相似的傷痛、困難與無奈。我感受到你們的痛苦，也替你們憤怒。我知道，有些人正承受著遠超我想像的巨大折磨，甚至已經無力為自己發聲、無法行動。但請你相信，我在這裡，我與你們同在。你們不是一個人！
我始終記得社會學訓練給我的教導——從個人的困擾，去看見更大的結構性問題。這不是只發生在我一個人身上的事，這反映著人們暴露在什麼樣的性犯罪風險當中，權責單位又是如何對待性犯罪受害者。受害者會面臨到哪些困難及二次傷害？我們該如何讓受害者得到公平正義？如何在防範新的性犯罪、保護受害者、避免冤枉被申訴人之間找到平衡？這些問題我還來不及深思，因為現在的我，僅能在身心所能承受的範圍內，盡可能把真相說出來，並寄望於未來。
如果你看到我的經歷覺得似曾相識，如果你也曾因張耀中而受害，請你記住——你並不孤單。 #如果你也是受害者， #請隨時與我聯繫。
林逢凱 2025.02.24
—————媒體請勿自行轉載本文—————
當事人留言：
<還有點話想說>
#不希望打擊到守護台灣的工作者
在台灣民主實驗室工作的這段時間，我始終為我們所堅持的理想、為我的工作成果而感到驕傲。我曾跟頂尖國際組織合作發表分析文章，也與菲律賓的媒體夥伴合作，聯手對抗來自中國的資訊操作。在上屆總統大選期間，我也帶領許多實習生與兼職人員，展開調查並撰寫報告，以抵禦境外勢力干預台灣選舉。我持續為守護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而奮鬥與行動。
我並不希望傷害任何守護台灣並充滿理想的組織或個人，我的初衷是希望不要有人再度受害，是希望非營利組織在追求數位人權、捍衛資訊韌性理念的同時，能夠建立更加完善的性別平等制度與文化，並在未來的事件中能夠妥善處理，為捍衛民主與人權的工作者，創造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性傾向與性犯罪無關
我想強調——性傾向與性犯罪無關！我從大學時代認知到多元性別之後，便意識到自身的交友圈在性別上是十分豐富繽紛的，人生三十年，我是第一次遭受到性騷擾。本次事件絕對不能被利用來污名化任何一種性別傾向或性別認同。性犯罪是普遍存在的，在缺乏對他人意願與身體自主權的尊重下，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任何行為都不應以滿足自身慾望為唯一考量，而是要建立在對他人尊嚴與權利的尊重之上。
#對女性的壓迫、#對男性的勸退
性騷擾發生之後，我曾與較親近的朋友分享我的遭遇，有無數的女性朋友都回饋我、跟我分享他們過去遭性騷擾的痛苦經歷。我深刻體認到，身為女性在這個世界，需要面對到多少剝削與敵意。謝謝這些願意跟我分享自身經驗的朋友，我從心底感受到你們的支持，也真心心疼你們的遭遇。我期盼父權社會對女性那恣意妄為的壓迫，能隨著社會變遷進步而逐漸瓦解，最終消失無蹤。
同時，性騷擾並非女性專屬的傷痛，它不分性別、無所不在。然而，當我成為受害者後，我親身體會到社會對「男性被性騷擾」的接納包容度較低。這種沉默與忽視，讓許多男性受害者的聲音被壓制，甚至在尚未發聲之前，就已被社會「勸退」，可能導致很多男性受害者的案件沒有浮上檯面。性騷擾的男性受害者，同樣值得被看見、被傾聽、被支持。
#究責的困難超乎你我的想像
追究性騷擾，往往是一條極為艱難的路。在大多數的案例中，受害者的反應就跟我一樣，是驚慌失措的，並基於其它顧忌，無法在當下就立刻採取行動譴責對方。令人遺憾的是，羞恥跟罪惡感往往都不是出現在性騷擾加害者身上，許多性騷擾加害者甚至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麼。反倒是被害者在遍體鱗傷的情況下，會產生自我懷疑，覺得是自己沒盡到保護自己的責任。被害者的羞恥與罪惡感，也會在社會不友善、證據不齊全的情況下，進一步被放大。
而能證明性騷擾的客觀證據往往是很難取得的，使得申訴或刑事告訴的途徑變得遙不可及。即便擁有監視器畫面這樣的關鍵證據，我仍多次因各種考量而動搖，甚至想過放棄——我害怕對方的權勢帶來報復、擔心撕破臉會影響團體和諧、甚至憂慮這起事件會被外界過度解讀，反而被用來攻擊我所珍視的價值。
當手握證據的我都如此畏懼與掙扎，那些沒有明確證據的受害者，所面對的困境與痛苦，大概是是我的千百倍。我能在崩潰中尋得片刻清明，一點一點地推進，走到今天，全靠身邊好友、家人、心理師與律師的支持與陪伴。這條滿是荊棘的路，看似我獨自前行、勇往直前，實則是因為有人在身後默默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