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1年9月初，日本關東廳警務局長截獲“遼寧省政府對軍警各機關及各縣長”發出的密令。關東廳警務局長隨後於9月12日用密電向日本政府外務次官發出了這份情報。隨著日本外務省歷史檔案的公開，日方保存下的這份截獲的密令揭開了九一八事變之前關於“不抵抗”指示的疑團。遼寧省政府其實是轉發“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咨文”，下達來自南京的一份密令：
“本署奉到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密令……今又以中村大尉事件及滿鐵並行線和鮮人壓迫各事件為名，進行挑戰准備，充實軍備，我東三省必首當其衝…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內容翻譯自《日本外務省檔案》)。
下達“日方雖有任何行動，此時應以鎮靜態度相待，萬不可輕率行事，致啟戰端”密令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是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全國陸海空軍最高統御機構。1928年11月，曾作為國民政府最高軍事機關的“軍事委員會“被裁撤(1932年3月才又重新恢復)，1929年3月15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也被撤銷。1929年4月，蔣介石組織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以統帥全國軍隊，並且親任總司令。1930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前整一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之中出兵入關援助蔣介石，成為最忠於南京政府的一個地方實力派。在這一背景下，張學良於10月9日張學良在沈陽宣誓就任陸海ꨊ躑x副司令職務，吳鐵城、張群分別代表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及國民政府監誓，並授予了張學良以副司令之印。1931年1月起，國民政府批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一切公文均用副司令張學良副署”，張學良和東北軍從此融進了全國統一的軍隊系統。在1931年11月30日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撤銷之前，其命令在全國軍隊裡都有最高權威性。
據此，可以知道“九一八”之夜張學良下達的“不抵抗”軍令，不過是執行9月初南京方面的軍令。這也引出了對於第二個問題的討論：“九一八”之夜，張學良身在北平，事變發生後不久即斷絕了通訊，他下令“不抵抗”是出於日軍只是尋釁、不能給日軍更多口實的判斷。此後的局面怎麼發展的呢？
1931年9月21日，剛回到南京蔣介石的日記寫到：“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干部。余主張：日本占領東省事，先提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
1931年9月22日時，東三省只是淪陷了沈陽、長春等城市，還遠遠談不上“完全淪陷”。關東軍兵力不足，只有實力占領遼寧和吉林省的部分大城市和鐵路沿線，東三省之中的黑龍江省全省還未被日軍染指。即使是依據“不抵抗”軍令從沈陽的北大營撤退出來的東北軍第七旅，也並非像人們想像的那樣已撤入關內。第七旅此時不僅沒有朝著山海關的方向撤退，反而在朝東行軍，計劃與吉林省的駐軍彙合。那麼，這之前張學良是持“抵抗”還是“不抵抗”的想法呢？民國時期著名外交家顧維鈞在《顧維鈞回憶錄》中給出了一個答案：“……委員長原已發現他的處境非常困難。ꘊ郎b沈陽事件之前的夏天，他就在廬山舉行擴大會議，討論當時提出的特別是少帥在東北的集團提出的對日采取強硬態度，和直接抵抗日本侵略的政策等要求。委員長是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覺得必須對日談判”。
把史料證據鏈串在一起，可以歸納出一個史實脈絡——國民黨喉舌報紙透露出已經掌握日軍的“軍事行動，盡早准備充分，頗有一觸即發之勢”之前，南京方面否認了張學良“對日采取強硬態度”的意見，“對日方針與步驟”和“一切應付辦法”就是“不抵抗”，尋求國際聯盟的支持。依據這個“對日方針”，南京方面在1931年9月初向東三省下達了“不抵抗”軍令。“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南京方面又在9月22日左右下令“我全國軍隊，對日軍避免衝突”。這之後的史實，就是歷史親歷者預見的那樣：
“大好河山，行將斷送倭奴之手”！
http://history.sina.com.cn/his/zl/2014-09-18/1029100368.shtml
很多人都拿張學良自己承認是自己不抵抗的口述作為證據
事實上之前我就覺得很多疑點
蔣介石和張學良兩人的反應，都很奇怪
真正的歷史就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才是真正的主導
張學良因為囚禁蔣介石 失去了整個大陸
她這一輩子非常內疚 覺得愧對了蔣介石
蔣介石對他還算不錯 如果他囚禁的對像是毛澤東 衹怕早被殺掉
這也是他主動替蔣介石揹黑鍋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