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仁平:“一國兩制”的有序性在香港是增加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70人當選為立法會議員。按一些媒體歸類,其中建制派陣營共獲得41席,略少於上屆立法會,約佔總議席的60%,建制派與“泛民”派兩大陣營的議席比例保持了上屆立法會的基本格局。
變化最大的是“泛民”派內部,老泛民陣營嚴重縮小,被認為是“本土派”人士的年輕候選人獲6個席位,分走地區直選總選票的19%,成為很受關注的一支新力量。其中最年輕的立法會新議員羅冠聰23歲,是“佔中”期間的學聯常委。
“本土派”強調香港民眾的“自決權”,這些當選議員都不公開宣揚“港獨”,但“本土派”常被認為與“港獨”有千絲萬縷聯繫。“本土派”對中央權威及《基本法》常常表現出激進的抵觸。
“本土派”一方面同樣熱衷於意識形態,一方面他們的票源主要是對就業、住房充滿焦慮的香港年輕人,“本土意識”有相當一部分是他們對現實表達不滿的情緒宣洩,而未必都是與“港獨”有關的政治信仰。
建制派仍佔據立法會一半以上的席位,但“泛民”派佔據多於否決權所需的三分之一以上席位,而且年輕的激進議員增多,後者對議會政治的規則和要義需要一個了解、熟悉的過程。多數分析認為,未來一段時間香港的治理將面臨更多困難,“立法會鬥爭”更趨複雜。
不過需要看到,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有序性”也在逐漸建立起來。
首先,中央的權威得到真正落實,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基礎充分體現出來。香港政改在有序進行,激進“泛民”派的要求被否定,《基本法》的宗旨和中央意志巋然不動。本次立法會選舉之前,公開宣揚“港獨”的人被依法堅決剝奪了候選人資格,香港社會對這一切實際上都接受了,並且開始適應。
第二,“本土派”當選議員不管嘴上說什麼,他們通過《基本法》確定的體制性規則進入立法會,實際上加入了體制運轉。他們在體制內的對抗性活動可能更趨活躍,香港街頭的政治亂象會增多還是減少有待觀察。由於立法會內在結構的變化已是現實,探討它對香港治理的絕對得失關係意義不大,更重要的或許是整個國家的治理彈性如何因應這一變化,最大限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
第三,香港“泛民”派的勢力在增加,“本土派”在崛起,一些人將之視為國家圍繞香港治理的“失敗”。這種看問題的方式可能存在問題。香港回歸了,但若想讓這個城市比上海、深圳對國家的向心力還高,在短時間裡不切實際。加上香港施行多黨選舉,反對派在這裡得以成長是篤定的。在所有多黨選舉的社會,反對派理論上都有大致相當於社會政治總規模50%的“成長空間”,區別只在於它們的成長速度和方式。
只要香港是理性社會,那麼它是中國主權之下的一座城市這一現實就不會成為香港政治真正的衝擊對象。2014年“8·31決定”徹底澆滅了少數激進“泛民”派的幻想,香港之後發生的事情大多應被看做技術層面的波折。
香港立法會上的噪聲可能多一些,也可能少一些,但它按照《基本法》的精神持續運轉,這或許最重要。香港治理消耗了中國社會的較多注意力,但是西式民主通常意味著比較多的內耗,香港也無法避免。
香港是世界發展最快且規模第二大經濟體的“近水樓台”,同時它擁有獨立行政和司法權,這是它的兩個“優勢”和“特權”,從城市利益角度,它不會拒絕其中的任何一個,而會讓每一個的好處盡可能最大化。“港獨”會是少數人搞政治博弈的噱頭,??但不可能成為城市的真實政治運動。
香港治理會比較“麻煩”,然而有這樣的“麻煩”或許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宿命。我們應通過香港治理的實踐增加對中國治理認識的維度,推動整個國家承受力的再擴容。那樣的話,中國社會看香港一些僵局時就會多一些積極的平常心。(作者是環球時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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