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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記的下集 — 日本改元「令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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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改元「令和」，語文專家也圍繞著這此二字文心雕龍，希望看到年號後面的思想。
中華文化圈下的人，多數自小就被灌輸，中國文化孕育了日本，所以也習慣用文化帝國主
義解讀日本的一切。在「令和」一事，我們就看到一個「能指」和「所指」脫勾的絕佳例
子。「令和」二字因為指涉太廣而等於無意思，是一個任意填充的裝置。要了解新年號的
意思，還是宜從官方的釋經政治入手。
內閣官房長宣佈新年號之後，天皇之下的首相安倍晉三親自解釋，「令和」二字取自日本
現存的最古詩集《萬葉集》，是一首關於梅枝在初春開花的詩。
有意思的是「萬葉集」
安倍見記者親自解釋，首相官邸發文告導讀：選擇《萬葉集》，因為這是一本「象徵我國
豐富民族文化和悠久傳統的國家書籍」（我が国の豊かな国民文化と長い伝統を象徴する
国書であります）；沒有說出來的，似乎是「四書五經」的「外來性」。
「令和」二字本身是沒意義的，有意義的是《萬葉集》才對。天皇年號不再取自中國的「
四書五經」，固然象徵日本要再次「發明」自己的「非中國傳統」，又是安倍政權對皇室
派系的勝果。歐美自由派媒體或不少中國人因而紛紛表示，放棄使用中華古典定年號，是
日本政治「右傾」、民族主義上升的符號。
中國人也暗示日本進一步遠離中國，就會導致戰爭。特別是安倍政權長久謀求修改「和平
憲法」，爭取「軍事正常化」。「否定中國（一個怪物般的集合體），即否認和平」的論
述，又結合日本大東亞戰爭的侵華臭史，更顯得言之鑿鑿。
然而導致大戰爭的思考模式，究竟是「脫華」還是「太華」，莫說西人搞不明白，漢字文
化圈的人也搞錯起碼一百年。
「很華」的日帝國主義
事實上我們到靖國神社內的「遊就館」，就可以看到不少有趣的右翼史觀。例如說日本打
仗，是為實踐「王道」和「世界大同」這樣的宏大敘事。例如其中一個展板這樣介紹：「
大東亞戰爭」是為了日本的自存自榮，並且希望建構一個「人種平等」的國際秩序。
這個「國際秩序」在現實中，應該是指日本佔據韓國、滿蒙等地的肢解中國行動。日本也
實際幫助滿洲建國，聲稱要成立一個「五族協和」（漢、滿、蒙、朝、日）的「王道樂土
」。
所謂「王道」，意思亦深遠矣。所謂「王」，自然是天皇的統治；至於「道」，孔子的《
論語》說，「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道是一個的，所以統治也是一個的，不可能是民族
自決式和主權式的。王道樂土，是一元統治的世界（而非國家）。
20 世紀初，種族學說亦早已影響亞洲，反殖反殖亦變成顯學。日本要解釋自己統治其他
種族，也借助曠古的中國學說，也就是「王道」的號召。滿洲國實踐了日本的政治思想。
日本基於國際聯繫而曾無法明言的，滿洲國都說明白了。
「王道」二字，王與道都是「一」，對應東亞五大族群，都團結於一個王的統治之下。「
大東亞」團結起來向西方殖民者說不，只是整個思想的外層，而其內部仍然是中華秩序，
只是領導者不再是中國，改為日本。
今日遊就館的歷史筆觸仍然是一派自我中心的中華風，則可見上世紀的戰前／時日本，「
華風」必更盛。積極參與政治的日蓮宗當時有一句口號：「一天四海皆歸妙法」，同樣是
「合一」的想像；軍國日本的政策口號「八紘一宇」，就是「天下一家、大同世界」。
這些口號的根源，來自《四書五經》的大同思想，以及春秋戰國痛苦戰爭而的催生的超國
家體系和平憧憬（統一就會帶來和平）。
從豐臣秀吉到大東亞
縱觀歷史，日本從 16 世紀末豐臣秀吉打算入侵朱明王朝，到近代的中日戰爭，日方秉承
的意識形態，都是繼承自中國的華夷思想，縱然後來有「脫亞入歐」的宏亮口號，但「底
」還是難改。
豐臣秀吉攻打中國，開戰前發國書給韓國，表示：
「……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直入於明，使四百州盡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
。」
從這裡看，世界仍然是一體，只是日本的「我俗」高於中原的俗，戰爭便爆發了。很多人
說一直以來，中國不講「民族」而講文化高低，因此沒有種族衝突，就溫柔恭儉讓了。但
其實一方自認文化高尚而產生的優越感，也可以釀成帝國主義的。
豐臣秀吉不久之後的江戶幕府年代，學者山鹿素行寫過一本書叫做《中朝事實》。這本書
說，日本「自古以來」沒有被夷狄征服，仍保存古老的禮義，日本才是「中朝」；而西邊
的大陸多次陷於夷狄，已經不配稱為中國。
以今日的眼光來看，日本當時乃至後來的世界觀，仍然是華與夷的對立。只是日本不能忍
受自己是夷，除了做論述去說明日本也「很華」，最直接的自我證明方法，就是戰爭。打
贏就是「華」，打輸就是夷。
尊卑情結與唐船記憶
豐臣秀吉的「文祿、慶長之役」，和大東亞戰爭存在一種內在的繼承關係，也就是一直存
在的「大東亞共榮圈」（中華文化圈）由誰人領導，誰是正統中心的問題。大東亞戰爭是
這種中華意識中「尊卑情結」極具影響力的直接反映。
戰時日本對中國表現的藐視，是對「唐船記憶」的反動。也就是日本從唐朝學到了中國學
問，也學到一套三綱五常、尊王攘夷的世界觀，而他們很快就發現，在此世界觀中，無可
否認日本是蠻夷。隨著日本不斷深化律令制和開化（華化），這種自卑感也不斷增加，最
終導致其後代的激烈反彈。有了自我意識、尊嚴覺醒之後，誰會認為自己是 inferior？
但由於這套同心圓的朝貢式世界觀，乃當時唯一存在的東亞國際關係想像，因此日本人唯
一能夠做的，就是在固有框架中顛倒華夷名份，用論述及征服去證明日本非蠻夷而是中華
，是君子而非禽獸。
中日之間幾百年的交往問題，都糾纏於這套驕傲和自卑、中心與邊緣、文明和野蠻的古老
想像。一切戰爭在此意義下都可以歸類為：「上位者自認有權掠奪下位者」，或者「下位
者激烈的想要變成上位者」。
我們有時會開玩笑，謂日本若在二戰時征服了中國，在中國史那就會變成「和朝」，就像
蒙古人和滿人建立「大一統」政權之後，中國史家就不得不將之「納入正統」。而事實上
日本也是想成為另一個「中國」，可能是蒙古帝國，或成功統治多個民族的清帝國，而這
又反映於日本人對蒙古和滿清的特殊興趣。
日本這個「中心—邊緣」的華式世界觀甚至蔓延到整個世界，認為作為中心的東方，遲早
要與西方蠻夷最終決戰。為了準備這一天，日本要加強實力，經營自己的「外圍」，例如
韓國、台灣、滿蒙等地。所以日本帝國主義的真正內涵，其實是中華文化養份中的帝國主
義傳統。
正如老一輩的日帝主義者，全部都是華化極深的人。軍國主義重地遊就館的「遊就」二字
，就取自《荀子》〈勸學篇〉的典故；八紘一宇、王道樂土，充滿典故和華風，這都不是
巧合，因為日本的帝國主義思想，絕對是中國式的。
後現代的庸俗歷史解釋法：一切戰爭都是因為民族和國家主義抬頭。流風所及，歐戰經驗
也被套用於解釋大東亞戰爭。然而「中華文化」在背後的脈絡和陰影，他們是無視的。日
子久了，東方人也自我東方主義，只會用種族主義和民族主義去解釋一切，好像日本就是
另一個納粹德國，彷彿是因為「種族主義」才興起戰爭。
然而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更像是「中華秩序」而不是納粹德國的翻版。
激烈的種族主義會導致衝突，但無疆界的「世界主義」/ 超國家主義，同樣很適合用來粉
飾戰爭。
「令和」背後的出埃及記
看不到這，是「進步派」的特點，也是他們西方中心主義的特性。為甚麼西媒會認為新年
號從根源上「去華」，就代表政治上「右傾」，亦同此理。從這個意義去看，日本這個新
年號，反而是閉關自立自守的訊號，宣佈拋棄中國意識中將異己「盡化我俗」的擴張型思
想，反而切合如今日人只求和平的現狀和期許。
而事實上日本人也早就從渴望「王道普照世界」，變成連戀愛都嫌麻煩的「佛系」國家，
一切大中至正的「中心思想」都失落了，有人因此切腹自盡，而中國的宏大敘事卻方興未
艾：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斷增加的軍費、擴張型的外交和干預、「政治儒教
」和「傳統學說」的復興，才是新戰爭和新壓迫的源頭。
比照近代的幾個年號，前面的都是野心勃勃。「明治」，來自《易經》：「聖人南面而聽
天下，嚮明而治」，關於權力與統治；「昭和」，來自《尚書》：「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說穿了不就是「統一天下」？這些聲色俱美的文字後面，其實就是文飾過的歷史血跡
。
相比起來，後面的兩個年號，「平成」和「令和」，一個比一個小確幸，後者拋棄了「四
書五經」的傳統，不受天朝統治，也不想做天朝，而是奔向歐美為首的列國體制。這恐怕
才是「棄華」背後的深意。
日本的政治和文化菁英，對這些微言大義的事，從來不輕忽，密圈比任何人都深，所以官
方導讀不斷強調「年號首次脫離四書五經」，不會是興之所至，而是向內外發出訊號：無
論如何，日本都是國際秩序的當然成員，也不謀求改變現狀；中國要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要復興，回到古籍裡說的那種光榮；而日本說，我現在已不發這春秋大夢了。
4.附註、心得、想法︰
二十幾年前
胡忠信寫了台灣出埃及記
初到今天越出就越出到中國
摩西與約書亞會不會為台灣流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