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具創黨元老地位的林昶佐退黨、居於「親綠派」與「自主派」中介者的前黨主席邱顯智辭去主席一職之後，時力黨內的「親綠派」可說是節節敗退，立委洪慈庸、律師陳雨凡、前決策委員蕭新晟、議員兼前決策委員的林亮君與其助理吳崢皆紛紛退黨，面對整台黨決策機器的失能，無法在決策機制上著力的「親綠派」，只剩下從已無解的路線爭議中自行解脫的選擇。
政棍的道德障礙
儘管在出走潮爆發後，「自主派」在徐永明接任黨主席後，一時間，黨內看似路線定調歸宗，但「由學轉政」的徐永明顯然也沒什麼能耐穩定這個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小黨。
表面上，黨內政治明星紛紛出逃，加上台灣民眾黨登高一呼搶食固有支持者，是時代力量本屆選舉遭逢的大難題，但這是時力後天失調的結果，而非原因。時代力量從創黨迄今，從來莫衷一是的基本價值，才是根本原因。不因價值而結合的政黨，內部面臨崩潰，只是剛好而已。
檢視過去四五年間，時代力量得以第三大黨的形象佔盡新聞版面，黃國昌確實扮演一定的搶鏡角色，但時代力量如今若要檢討何以至此，除了前述決策機制失能、與「綠」的距離不明外，人謀不臧與忽視台灣社會「反中」風潮不若當年，甚至「反中」大旗被民進黨整個扛去，都是問題。
首先，是時代力量在道德上，律己與待人的標準難稱公允。民進黨執政三年有其功過，時代力量、黃國昌、徐永明等當然可以照三餐罵，他們很長一段時間，挾著太陽花學運的明星光環，在社會上操作「民進黨拒絕改革」、「時代力量等同於改革」的輿論風向，但這類操作要取信於民是有前提的——不能有雙重標準。總不能自己說得一口好道理又無法達成，偏偏這點是許多時力成員都沒做到的。
例如2019年7月底爆發的高潞·以用的利益迴避爭議，她未能做好利益迴避，導致時代力量的「道德高度」備受輿論檢視，劃下外界是對標榜揭弊路線的時代力量與黃國昌之信用產生第一道傷害。但高潞·以用事件絕非時代力量飽受輿論「雙標」、「嚴以律人寬以待己」質疑的主因，畢竟光從2018年以來，時力要角說過的話、做過的事，均足以讓這個以「推動台灣改革」自許的政黨蒙塵。
其他諸如黃國昌後對於不分區立委名單一事，在未走完黨內提名程序情況下，即明確指定接班人參選，亦創下時力版「程序正義」一詞的新解。更不消說，時力還大搞職位「禪讓」，當邱顯智辭去主席一職，該黨亟欲尋求接任者之際，卻有決策委員先是運用該黨黨章疏漏「否決」唯一登記黨主席參選人的林亮君，接著前主席邱顯智突登高一呼，並點名該位應由徐永明接任，然後不到24小時，徐永明就在黨內決策委員們的支持下，成為新任黨主席。
如果該情況發生在藍、綠兩黨，想必時代力量、黃國昌、甚至徐永明本人，一定會厲聲譴責此舉違背「程序正義」，大搞「禪讓」文化。但此為涉己事務，所以時代力量僅剩的「力量」們，連一口氣都不敢吹，只能摸摸鼻子假裝沒事。看在外界眼中，僅是證實時力在「新政治」的外衣下，仍是大搞「人治」，說穿了，也就是一套「政棍」標準。
此外，台灣社會的「反中」氛圍早就有所差別，時力確實應了當年的反中氛圍而起，但今日衰落，並不能說是台灣社會沒了反中氛圍而歿。事實上，台灣社會的「反中」氛圍猶在，但差別是，時力當年高調代理這塊招牌，而今天，「反中」的代理已被民進黨整個拿去、被蔡英文大剌剌的亡國感所涵蓋，這些才是時力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人/黨謀不臧下，招致迅速崩潰的本質所在。
回顧2016年，時代力量乘著台灣輿論抗中、重視社會重分配的氛圍起飛，係所謂的「起於時代」，一旦「時代」隨著「風向」舞動，失去當年「初心」，其灰飛煙滅也僅是剛好。當「時代」已成為「投機」的代名詞，再加上黨內決策機制的失能，基本上，該黨的消亡勢所必然，而所謂「抗中」代理權遭民進黨全盤接收、台灣選制不利於小黨等「滅黨」理由，就僅是掩飾該黨要員缺乏自省能力的特質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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