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代地方政治生態的轉變，人才大量外流，資金及賄選問題嚴
重，傳統派系的繼承與弱化，新興地方財團的興起，地方士紳的退出，地方選舉的頻繁，
地方建設經費大量提高，工程及招標機會的誘因以及一清案掃黑的刺激，使得地方黑道得以乘機大量投入地方選舉。
因此，亦有不少地方聚合或角頭老大投入助選工作行列，擔任樁腳。他們除了平時擔任地
方派系或政治人物的人身保護工作，以建立關係之外，選舉時則擔任如前所述人身保護、
搓圓仔湯、拔樁、綁票(護盤)、買票(拉票)，甚至包櫃、包村等工作以獲取巨額助選酬勞
金，這些助選金額，動輒百萬、千萬，甚至有過上億的價碼。然後以之經營事業發達經濟
，進而從政(趙永茂, 2002：417)。不但可以進行「漂白」，更可以利用民選公職人員的
身份為掩護，繼續謀取更大的利益(王業立, 1998：38)。[註1]
黑道幫派系份子參選日趨猖獗。自民國七十年代後台灣地區，黑道幫派份子參選人數愈來
愈普遍性，無論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當選者已大有人在，尤其基層、地方政府比率起高
，這些具有黑道背景身分人士已進入民意機關[註2]
所以台灣黑金之父根本不是李登輝，而是蔣經國呀；李登輝只能算台灣黑金之兄。
註1:
黃榮慧,94,台灣地方派系黑金政治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