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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聖的獨裁，以及維護世俗的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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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內「華人」、西方人研究中國，大多還未踏出「中國會否民主化」的舒適圈。台日評
論者開始用「聖王專政」的視覺分析「中國復興」的來龍去脈。當這個解釋工具被引入香
港之後，有很多知青不明白；他們說，中國又不是伊斯蘭或基督教國家，怎麼可能是「神
權」呢？受西方後現代學術影響的現代人，只是將「中國」置入一個弱者、非西方、第三
世界、非美國模式的政治正確框架去看，並沒有從遠古的根源去看中國，沒有看本質性的
中國。總之，都是東方主義；而讀洋書的東方人又用了這個框架去看自己。
主流和中國式神權統治
中國是有神權模式的。周人奪權之前的「中國」，就充滿巫術和宗教，祭祀繁多。凡征戰
或大事，都要問卜；祖宗信仰衍生的巫師階級，對現實政治有監督權和全面管治權。
類似的情況在印尼、南美洲印加文明就長期存在。他們會把死去的祖先風乾成木乃衣，在
亡靈節、「翻屍節」等重要節日拿出來，穿著華麗的衣服游街，跟子孫同桌而食。研究印
加帝國的歷史學家說，印加政治領袖做重大決定時，會把祖先的屍體請出來一齊「參加會
議」，以示自己得位正、有政治合法性，而且象徵正就重大政治問題諮詢祖先：
「在重要的會議桌上，你把德高望重的祖先請出來跟你坐在一起——這是在宣布你的家系
、你的族譜。身為祖先的直系後代，這是你獲得權力的基礎。你不僅僅是你祖先的後人，
你還繼承了他們的智慧、權力和權威。跟祖先的知識持續保持聯繫——這是印加帝國菁英
分子的基本概念；所有首領在做重要的政治決策時，都會直接諮詢祖先的意見。」
所以紂王自己就是群巫之長。後來周公改制，要通過打擊宗教和巫師 (知識菁英) 階層來
中央集權，因此他們反向製造了傳說聖王、黃帝之子顓頊「絕天地通」的故事，以「托古
改制」；在這個工程裡面，女人地位也進一步被打壓；女人被杜絕「干政」，世界由母系
部落社會進入父系農耕形態。周人當權之前，女人可以是將軍、諸侯和政治家；而紂王的
其中一個大眾罪名是「寵信妲己」，然而女性當權在之前是常態，只是成王敗寇之下周人
不斷將其寫衰，以合理化周人奪權後的新政治秩序。
至於紂王是否萬惡？為甚麼留著姬昌這個臣子的命？戰國時的《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則
嘗試為紂王平反，說到紂王的臣下費仲曾經勸說主上要除掉姬昌，紂王卻說姬昌是有仁義
的人，不會殺之，最終引致自己的敗亡。
歷史上三次神權建構
周公改制表面上是壓制巫風，解放「人權」，但也是古代中國第一次中央集權。然而周公
的「人政」，也是皇帝信仰的起點；第二次大型中央集權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第三次是漢
武帝推出了宇宙論、神秘主義的「儒教」，將自己視為天命的代言人，亦即東方的教宗。
接下來就是一套天尊地卑、夫為妻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將神權、君權和父權一次
過融合。值得注意的還有漢武帝發明了「年號」，有說是「建元」、也有說是「元狩」，
但都有「元」字，象徵自己是萬物的開首。日本史學家岡田英宏談過年號的深層意義，就
是皇帝不只要統治萬民和天下 (空間)，而且連歷史 (空間) 都要掌控。西方用耶穌紀元
，因為他們認為神擁有時間的主權。而東方卻是以皇帝為上帝。於是在原始意義下的「皇
帝」，其實也是宗教領袖，他更是現實中的神。
那麼共產主義傳入中國之後，有瓦解神權嗎？在短期而言似乎有，作為君巫之首的毛澤東
死後，祭司群內部曾經想過用隔代指派、宗教委員會的方式，解決權力傳承和防止權力集
中的問題；但長期來說復辟還是必然。中國的神權土壤何其深厚，並不是區區共產主義能
夠改寫。作為後發展國家的趕超壓力，最終還是會令宗教委員會無以為繼，重新走向神權
模式和舉國體制。這也是伊朗重返神權之後的模式。
伊朗「絕不搞西方那一套」
最高領袖是終身制，政教也是合一，「絕不搞西方那一套」，也就是絕不搞三權分立和俗
世政治。最高領袖背後，是主要由神學士組成的專家會議、憲法監護委員會和確定國家利
益委員會。這些神權機構有「監督」所有政治環節的權力，可以駁回議會的動議，也可以
取消侯選人資格。這種政治體制，也因為伊朗作為後發展國、歐美帝國主義受害者而必須
「自強」，而獲得合理化。
第一任最高領袖霍梅尼被西方敵視，但他也被伊斯蘭世界的什葉派視為「伊斯蘭偉大復興
」的旗手。霍梅尼也有思想，就是「法學家的監護」，認為法學家有天命的授權去管治人
類，這就與中國的天子觀念非常類同。法學家的監護也分有限監護和無限監護，伊朗菁英
似乎選擇了無限監護，即法學家要盡量掌握公共事務，否則國家會陷入混亂；這與中國產
生的主權至上、全面管治權觀念亦相當類似，他們認為如果黨的權力自我設限，任由俗世
自治，國家也會陷入混亂和解體。
多年前，香港爭拗「由選舉委員會提名特首侯選人」是否「真普選」，有人稱之為「伊朗
式選舉」，雖然親俄親伊的人會跑出來說這是污衊，或者說回字有四個寫法，但大體而言
，這個預想中的體制也是十足神權。不只有委員會監督著整個選舉，何況怎麼選都好，特
首也不過是「世俗政府」的首長，上面還有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終身制領袖。等於伊朗總
理肯定沒有最高決斷權，中國總理也沒有。
神聖獨裁
而世俗形式的神權統治，在復興過程中，香港就自然最有感受。包括最近的事情。中方有
聲音要整肅法律界，要成立「量刑委員會」，觸發點似乎是有人不滿某些案件被輕判，但
大方向其實還是和應一場正在進行的「革命」：法律界的自治和遵從慣例，或香港本身，
本身就是對神聖權力的褻瀆（Blasphemy）；警察要擁有篩選何謂傳媒的資格，則是將聖
裁伸向「業界自治」的傳媒界。
香港正在經歷一次緩慢的 1979 年，而香港的未來和伊朗的過去其實也沒那麼遠。曾經德
克蘭也是相當西化，充滿書店、電影院、酒吧、搖滾樂、短裙、海攤上的比堅尼……這些
「生活方式」可以在短時間內毀於一旦。神權共和國，和具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 貌似
自相矛盾的觀念融合在一起，在西方模式之外另辟蹊徑，導致接受西方主義者基本上無法
解釋，也因此造成了思想界的怪現象，越期待民主自由人權的人，越無法理解為何民主自
由人權在某些地方無從發生。因為一開始就錯誤認為東方沒有神權，他們遺漏了周公，不
知道他很聰明地將神權用另一個形式實行。
例如他們使用「威權」這個字批判極權，就是似乎是預設了東方已經現代化，只是未走到
全面民主；其實可能是連現代化都是沒有出現，以聖制俗、政教合一能夠輕易復興，說明
文藝復興式的啟蒙並未真正大範圍發生，聖王統領時間和空間的觀念，還未被移出公共領
域。「自治」本身都是很激進的，就像如果拒絕使用皇帝的年號，就是拒絕神的主權，可
能會被炒家滅族。
西方面對的問題和東方完全不一樣，因為兩者處於兩個時間節點。西方的問題是上帝太過
遠離人的生活，以致價值飄移，不認識神聖以致對邪惡陌生，於是知識份子尤其迷戀波爾
布特、毛澤東和蘇聯；東方的問題是神王未曾被有效克制過，東方人就已經急著回歸神聖
傳統，急著要落葉歸根。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因為長期被東西方雙重殖民，是兩大集團的異鄉人，但也因此不受他
們影響，還保有常識和現代精神的處女地。當西方沉溺於綏靖政策和東方主義的時候，香
港在他們沒有關注介入之時，已經憑著本能打開局面，向東西兩邊陣營輸出了時間加速力
。2019 年 2020 年可謂是世界史的香港時刻，是一個兩面陣營都沒有真正認識的特殊時
刻。當然現在世界是搖搖欲墜，就像即將要進入神權至上的中世紀。也有很多人萬分期待
這個新時代，也有人抵抗著「寰宇一體」的個體末日。
世俗自主
以這個層次去看，香港的統治者千方百計防止下一次的內部動蕩，阻止香港人在肉身上集
結。然而他們在這裡做甚麼都好，都已阻止不了世界規模的時間流動。香港的處境好像伊
朗、也像捷克，但它的影響力更加廣，因為香港是世界的異鄉人；如果說猶太人是「明白
甚麼是神聖」的小群體，香港人就是「明白甚麼是世俗」的小群體；他們理性、分清公私
、響往自由、團結，現在還加上熱情，像 1789 年的所有精華，但沒有《雙城記》鞭韃的
殺戮；當然政治高熱帶來的鬥黃和陰謀論也是有，但遠比起西方的過去來得洗煉。
歐美若真正研究香港，他們會發現自己早已遺忘的精神，而覺得陌生。等於有美國人看香
港人，想起波士頓茶葉事件。這是傳媒不夠膽或不夠識見而遺漏的。就像中國儒生看日本
水戶學派的時候，有「禮失求諸野」的奇異感。香港的角色，就是守好自己的身份、公共
主義、理性和日常，這裡涉及鬥爭也涉及堅韌；等待光復的是整個現代世界。現代世界是
由分裂產生，道術裂開，才有「天下」。雖然有紛爭，但為方便而強求合一只是另一種托
古改制的暴力。
香港雖然備受折磨，但環顧東西，香港有真正取得現代化成果而又並未腐化、真正政教分
離但又不蔑視神聖的特殊精神。這種滲於百姓日用的精神，在東西方眼中看來都是特殊，
只是因為他們早已衰落，而香港只是首先為保存世俗、現代化精神而負隅頑抗。
4.附註、心得、想法︰
事實上
只有相對於世俗神聖才能凸顯
中國依再把自我形象打成神聖
但實際上早已從神聖應有的高地墜落
淪為比世俗更等而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