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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紀念堂」改為「歷任總統圖書館」可能不是好方案】
從2020年起，陸續有知名人士倡議將國史館的總統史料文物部門發展為「歷任總統圖書館
」，以此更新「中正紀念堂」名稱與內部功能，今年二二八前夕甚至出現九位社會賢達連
署背書，這些人皆認定這個替代方案有益於轉型正義，甚至有助於國族融合。容我分享一
些相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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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主時代總統普遍設立圖書館，全世界大約僅發生在美韓兩國。韓國數個皆私人機構，
國家無涉，僅在成立過程給予補助；美國則是由私人成立，後期十多個由官方接受捐贈後
納入國家文獻系統營運。兩國都沒有立法由國家主動成立總統圖書館，畢竟國家有責管理
總統檔案、文件與文物，但總統圖書館的功能超過了這個公共責任，它是一種有紀念、追
思、政治宣傳意義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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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於研究總統圖書館的美國學者Benjamin Hufbauer將之定性為「政治宣傳寺廟」，他
表示：「基本上，這些圖書館就像是一位總統的最後一次競選，試圖在大歷史中為自己打
造一個更佳的位置。」紐約大學歷史學教授Jonathan Zimmerman則比喻：「就像法老所做
的一樣，總統自己去建造自己的紀念堂。」韓國知道不能由國家負擔每位總統的慈湖式心
願，那是違反民主原則的公私不分；美國則容許國家經營個人崇拜事業，背後有其英雄主
義文化及健全民主制度在支持，並且國家每次在接受圖書館捐贈之前，會由國會先聽取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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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棟「歷任總統圖書館」不能視同為總統圖書館的歷屆累加，因為這個累加讓繫於特定人
物之上的起心動念，質變為繫於特定職位上。台灣並沒有美國的文化及政治條件，卻意圖
在完成個人崇拜之餘，還順便完成職位崇拜；從事個人崇拜還得向信眾遊說功績，職位崇
拜則不論功過、人人皆可慈湖，國會無權把關；我們能說這項舉世創發存在明確的進步性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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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不名為總統圖書館，以國史館總統檔案為基礎成立的超大型展覽教育機構仍是令人心
存顧忌的。公文檔案是一種國家系統生產的記憶模式，由它所出發的展覽與教育活動經常
是在鼓勵打造偏坦於權力者一方的記憶。以國史館所欲仿效的韓國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
為例，觀眾在這裏被迫學習以總統的視角來看待國家的歷史，其中「見證大統領的領導」
、「見證大統領的熱情」都是其常設展子題，真實存在過的社會批判消失不見。相信對於
討論「由下而上」歷史視角多年的台灣博物館界，很難從中看出這樣的展覽之於民主會有
什麼明顯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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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以上之言全屬多慮，我們還是見到「歷任總統圖書館」之議存在以下缺陷：思考現代
國家體制進入東亞後此島領導人這項職位的演進時，自然會排列出總督、全體主義期間總
統、過渡與民選總統三個階段，而檔案本身是一種馴化工具，將人們框限於體制內思考，
以致於規畫出一種只限後二者的圖書館，不知不覺地鼓吹一種具排他性的記憶工程，這將
加強台灣內部的泛華主義，不利於國族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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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也是因為檔案的馴化，我們便輕易地將後兩個時期混為一談，而突生一項反歷史教
育的風險：「歷任總統圖書館」讓國民誤解島上總統是一個性質穩定的職位，事實上這兩
類總統所代表的國族想像與權力內容都差距甚大，這個混淆將讓轉型正義更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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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從以上比較，我們發現「歷任總統圖書館」有著諸多反民主印記，那最為瓜田李下的
「中正紀念堂」的空間不正是應該能避就避？怎麼反成了地點首選？在此同時，全體主義
建築這樣蓋、那樣蓋都原有其意義，其硬體蘊含著大量的象徵暴力，而「歷任總統圖書館
」此提案將讓這些暴力的消減從此難以下手，畢竟歷任中就有五任屬於那位大銅像。總之
，就轉型正義的角度，結合「中正紀念堂」與「歷任總統圖書館」對彼此的轉型可能都是
最傷害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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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正紀念堂」地點之敏感、人潮之洶湧、量體之顯目、被供奉者之爭議，任何軟硬
體的變動都極具象徵意義，不可不慎；在一間大陰廟陸陸續續找民選總統來陪祀的過程中
，未來只要出現一位有骨氣的總統公開反對自己被強送作堆，他就是推了轉型正義一把，
那時「歷任總統圖書館」就成了轉型正義的反面案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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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附註、心得、想法︰
※ 40字心得、備註 ※
其實中正堂
應該拆除
把銅像融化
大理石改鋪路面
公開其生前一切
毀去一切其存在象徵只留暴行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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