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參考自王泰升，日治時期刑事司法的變遷與繼受西方法，國立臺灣大學法學論叢，第 2
7 卷 第 1 期，169-230 頁，1997年10月。
「日本人曾經屠殺台灣人」，這件事是事實啊，尤其是日本時代初期。除了有1896年的雲林
大屠殺之外，對於武裝抗日的台灣人，也都至少用下列三種手法屠殺殆盡：
（1）直接由憲兵或軍隊當場處理。
（2）誘騙、招降抗日份子後，再藉機一掃而盡，例如林少貓。
（3）利用《匪徒刑罰令》，大量判決死刑。
日本畢竟是講「法治」的國家，內地國會還是看不下去總督無限上綱總覽行政與立法權亂搞
，在台灣的法院人士也是（例如高野孟矩）。
基本上在噍吧哖事件過後，總督的立法權已經受到相當程度的節制了（三一法、法三號），
而台灣人也都改以和平政治倡議運動為主，日本政府對這些政治異議份子也都判不重，不要
太誇張的話，大部分都是一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已。除了在皇民化運動時期有幾次捏造案情構
陷入獄例如瑞芳事件以外，基本上都維持如此趨勢。
但百年爛黨國民黨可不如此，正所謂「狗去豬來」，國民黨在戒嚴時代可是大量判決政治犯
極高刑度的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甚至是死刑，而且蔣光頭還可以直接介入司法，更改被告刑
度，「判死可矣」，這可是日本時代前所未見的。
這個例子就可以作為參考：「壓不扁的玫瑰」楊逵，在日本時代就積極參與各種社會運動，
總計入獄十次，每次頂多幾十天或幾個月；但在國民政府統治時期，只因為發表一篇幾乎沒
什麼反動思想的〈和平宣言〉，就被抓去綠島關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