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qm21 ()》之銘言：
: 小燈泡知道王婉諭是厚臉皮政客嗎
: 靠幫小燈泡補社會安全網進政壇
: 社會安全網沒補好
: 整天發文罵黃國昌罵民眾黨
: 小燈泡應該氣到想跟她媽王婉諭說
: ：殺我的是王景玉不是黃國昌耶
當年的事，老早回不去了
就算如今要重新炒作當年的話題，理論上已經沒有任何用處，甚至要說此舉是白費心機的
表現，大概也不為過
畢竟王婉諭早已放下這個不堪入目的過去，並積極用當前的執政來推動民間問責、且拒絕
「歌功頌德」（或「歌舞升平」）的文化
更何況，死者不能復生
同時王景玉方面，在被長期囚禁的理由中，還獲得法院護航、道出各種不該處死刑的理由
使外界對司法信心盡失
最後一次第三審的判決內容：
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未逾越法律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
，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認被告本案所為係公政公約第六條第二項所指「情節
最重大之罪」，且被告無刑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所定之不罰或減輕事由；惟經審酌
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十款量刑事由及一切情狀後，量處被告無期徒刑，已詳述其理由。從
形式上觀察，尚無違法情形。次按，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固引進當事人主義之精神，以當
事人之立證為審理之中心，除新設交互詰問制度，強化當事人於訴訟上之地位外，且簡化
部分證據調查之程序。然因第一審之訴訟程序於第二審仍準用，且第二審法院仍應就當事
人上訴部分為調查（第三百六十四、三百六十六條參照），足見第二審訴訟構造之「覆審
」本質並未更易。亦即第二審若認上訴合法，即應於上訴範圍內為完全重複之審理，不僅
事實認定及法律之適用，即刑之量定，均有與第一審相同之職權，而不受第一審判決之拘
束。本件第一審法院以：依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十五條第二項之意旨，及該公約施行法
第二條之規定，法院對身心障礙者不得科以死刑。
原判決雖以第一審法院就此有誤解，然其對被告科處無期徒刑，實與第一審無異；且已敘
明：被告所犯雖為公政公約所定「情節最重大之罪」，量刑時仍應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
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及被告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精神障礙與犯罪有無因果關係，
而為判斷，非謂其所犯是「情節最重大之罪」，即應量處極刑等語。亦即原判決認第一審
判決有撤銷事由後，即得本於職權依法對被告量刑，不因前述之公約及其施行法之適用與
否與第一審法院不同，即應諭知較第一審為重之刑。且原判決除就刑法第57條各款所定事
由逐一審認外，並綜合劉英杰、吳建昌、沈勝昂及相關鑑定專業意見，說明被告現所罹患
之精神疾病病症，若能經專業醫學妥善治療，輔以正向、支持性的心理輔導、社會互動等
，尚非無矯正、改善之可能。有關被告再犯可能，亦於審酌陳若璋之鑑定訪談報告書、臺
大鑑定報告、警大心理評估報告書及施至醫師之證述後，認被告倘未能有效定期、長期服
藥，接受相當精神、心理治療，而保有安全適當照護與合理保護監控之協助，確有再犯類
似案件之高度風險；且依被告本身及其家庭成員之主觀認知與客觀生活環境，尚難期被告
出監後會主動持續就診及服藥控制病情，或設法積極改善其生活環境、家庭相處問題，以
及對傳宗接代之想望；若被告仍無法控制其妄念，再次實行無同理心、罪惡感之暴力犯行
，將可能會使全體社會再次暴露於重大暴力犯罪之風險中，且有鼓勵他人仿效的高度顧慮
，而無法達到刑罰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進而認不能僅處以自由刑。
就檢察官論告時主張：現行矯正系統不可能對被告有所幫助，或得以教化被告；以及被害
人母親希望對被告處以極刑之意見。原判決亦說明：刑罰兼有應報（處罰）及教化之功能
，僅對罹患精神疾病之被告施以刑罰，而無相關之治療、矯正、追蹤措施，無法產生預防
或嚇阻功能；併援用法務部之覆函，認為現行矯正機關對精神疾病之受刑人已設有相關之
治療、矯治等配套措施，對於患有精神疾病受刑人之假釋審查機制，以及假釋後受保護管
束人之處遇亦有相當之規劃，並已積極建置對精神疾病者之社會安全網，詳述量處無期徒
刑何以係適當之理由。
拖死人出來消費，不會顯得自己多完美
且「死了不能復生」亦是事實，搞不明白只會讓自己身陷更多麻煩，且無法從泥潭中逃出
來，後果只會更難以想像。
再者，黃國昌在辯戰時，根本沒提到小燈泡
因此搞這種三句不離本行的行為，理論上只會讓政壇更充滿火藥味，同時要「活著」離開
這種地方的可能性只會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