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以色列曲解了猶太復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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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傑·科恩 2014年07月31日
我曾祖父的兄弟邁克爾·阿德勒(Michael Adler)是一名傑出的拉比，曾於1916年在第一
次世界大戰的前線上編撰了《猶太水手士兵祈禱書》(Prayer Book for Jewish Sailors
and Soldiers)。作為「隨軍神職人員」，他在戰場上巡視，主持臨終聖禮。在戰爭結束
後，他提出一個問題：英國猶太人是不是盡到了自己的義務。
「國家已經在大約六十年前，向這些出自以色列家(House of Israel)的英國公民賦予了
同等的權利和同等的機遇。這些男男女女在戰爭的磨難中，有沒有盡到自己的義務？」他
寫道。「我的回答是明確、不容置疑的『是』！英格蘭的猶太人有充分的理由，對自己在
國內的參與、以及在前線奮戰取勝的投入感到滿意。那超過2300名陣亡英烈的記憶，就能
證明這一點。」
歐洲猶太人面臨的問題始終是相同的：歸屬感。無論是法國人還是德國人，即使是在經歷
瞭解放運動之後，也仍在擔憂，並未全心全意接納他們的基督教社會，有朝一日會與他們
為敵。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德雷福士(Dreyfus)事件期間，目睹了法國的反
猶太情緒。他認定了全面接受猶太人永遠不會實現，於是在1896年撰寫了《猶太國》
(The Jewish State)。
赫茨爾有先見之明。猶太復國主義產生於這樣一個不情不願的結論：猶太人需要一個家園
，因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清瘦的學者來到聖地(Holy Land)滿懷熱情地耕作。猶太
人再也不會溫順地面對殺戮了。
歐洲不接納猶太人的災難性影響長期存在。我在自己的家族內部就看到過，一名猶太婦女
的失蹤對其後代是怎樣的折磨。她是1941年在街頭被納粹擄走的。我理解以色列人內奧米
·拉根(Naomi Ragen)的憤怒，她的一位表親轉達了她的話：「我想到了歐洲的其他人，
他們曾不分男女老少，把我們的祖父母、曾祖父母和其他親人集中起來，用毒氣熏死，沒
人提出任何疑問。我想：他們如今居然成了自由世界的道德裁判？他們居然要求被他們殺
害的人們的後代，在其他反猶主義者想要殺死自己的時候仍然要老老實實的？」
那些反猶主義者就是哈馬斯了，他們正在以色列製造大量恐怖事件，他們的目的就是消滅
以色列。以色列提出，面對這樣的挑釁，沒有國家會不做出武力回應。以色列稱，如果說
有超過1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00名兒童），以及超過50名以色列人死亡，那也都
是哈馬斯的錯；而對於哈馬斯來說，在國際輿論的法庭上，巴勒斯坦受害者是反對以色列
的最有說服力的論據。
我之所以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是因為我祖先的經歷讓我相信，猶太人需要祖國，這是
在1947年聯合國181號決議中通過的，該決議呼籲在巴勒斯坦託管地建立兩個國家：一個
猶太國，一個阿拉伯國。我還相信以色列1948年的建國憲章中的話：這個新國家將建立在
「以色列先知設想的自由、公正與和平的基礎之上」。
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曲解，這種曲解見證了彌賽亞以色列民族主義不
可阻擋的抬頭，甚至要求獲得地中海和約旦河之間的所有土地；它在將近半個世紀的時間
裡帶來了對西岸另一個民族的長期壓迫；它導致了以色列定居點在任何巴勒斯坦國的西岸
土地的不斷擴張；它以分而治之的名義孤立了薩拉姆·法耶茲(Salam Fayyad)這樣的溫和
的巴勒斯坦人；它推行的政策讓猶太人的民主國家成為不可能；它追求的是戰術效益，而
不是兩國和平的戰略突破；它封鎖了加沙地帶，把180萬人關進監獄，然後震驚於囚徒的
週期性暴動；它做出了過度的反應，發動殺害了數百名兒童的襲擊。
這是我作為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不能接受的。猶太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知道什麼是壓迫。
幾千年來，孩子一直是猶太民族傳承的紐帶，以色列小說家阿莫斯·奧茲(Amos Oz)和女
兒法尼亞·奧茲-扎爾茨貝格爾(Fania Oz-Salzberger)曾說，猶太人傳承的目標是「用兩
代人之間的問答測驗確保火炬的傳遞」。無論是巴勒斯坦人的憤怒還是託辭，沒有任何理
由可以掩蓋大批兒童死亡所代表的猶太人的失敗。
以色列本可以為轟炸加沙找到無懈可擊的依據。如果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做出善意的努力，為實現和平與巴勒斯坦溫和派找到共同的目標，然後遭到拒
絕，就會是如此。但是他沒有。哈馬斯是邪惡的。我樂於看到它的毀滅。但哈馬斯也是眼
下這個局面的產物，以色列選擇去強化而非解決這個局面。
以色列對另一個民族實施的惡性控制，激發受壓迫者對當權者的蔑視，是對我仍然相信的
猶太復國主義的一種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