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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格局：小國不小
近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訪問越南，並將訪越視為職業生涯中的亮點；作為朝
鮮公佈綁架日本受害者報告的回報，朝鮮要求日本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並進一步放鬆對朝製
裁，朝日關系快速回暖。 這兩件事情看似不相關，但是卻凸顯了一個事實：東亞冷戰的
意識形態陣線已經徹底成為歷史遺產，具有重要地緣戰略價值的“小國”再次成為撬動東
亞格局的支點，這就可能會像冷戰期間的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一樣。
在陣營已經瓦解的東亞，中國的周邊外交原則與美國的機會主義的“補漏”政策為小國外
交提供了迴旋空間，而小國的有效迴旋則會讓地區局勢充滿更多變數。
那麽對於中美日這樣在東亞格局中仍在角力的大國，朝鮮和越南是誰的支點國家？
朝鮮與越南分居東亞的南北兩端，歐亞大陸伸向太平洋板塊的兩個支點，其地緣戰略價值
不言而喻，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分別在朝鮮和越南打了一場戰爭，尤其是越南戰爭
，成為撕裂美國社會共識的導火線。而美國打這兩場都有共同的誘因，即遏制共產主義主
義向南擴張，防止在東亞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而此後東亞的發展則證明民族主義、國家
利益要比意識形態更重要，美國結束越南戰爭、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及美蘇的核軍備談判逐
漸展開。
意識形態的紐帶的牢固性還是有限的，冷戰結束之前，中越就爆發戰爭，而“敵我”的概
念已經重組，中朝關系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的幾十年中也是波折起伏不斷。在很長一段時間
里，朝鮮、越南並不是中國的支點國家，反倒消耗了中國大量的戰略資源，朝鮮戰爭和越
南戰爭期間，中國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與物力， 但並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反思歷史，或
可得出以下教訓：
其一，朝鮮與越南曾經是中國的藩屬國家，朝鮮直到近代一直是中國鐵桿的朝貢國（至於
朝貢是為貿易而來，另當別論），從朝貢的等級關系向現代的同盟體系轉換需要一個過程
，那就是責任取代友誼，不計成本的朋友之情終歸抵不過利益的算計。同盟體系的主體是
在形式上平等的主權國家，需要劃定各自的責任與權利，但是等級式（家長式）的關系中
並沒有這種責任的劃分，大國與小國之間毋寧是一種購買忠誠與服從的關系。
其二， 冷戰期間，意識形態以及政黨關系的紐帶在形式上超越了國家關系， 但是這些國
家都需要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而民族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合法性資源，民族主義是對等級
式國際關系的否定，尤其是曾經的帝國徵服的歷史都會被重新鉤沉出來，作為民族認同的
資源，無論越南還是朝鮮都對中國保持戒心，甚至敵意。
其三，朝鮮、越南雖然是“小國”，但是一直心懷強國之志，並不甘於做大國的棋子，也
在事實上抗拒“支點國家”的身份，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棋手國家，參與大國的博弈之中。
但朝鮮和越南的近況反差則甚大，訪越的美國高官絡繹不絕，而朝鮮則仍處於被製裁和孤
立之中。美越關系在最近兩三年內突然熱絡起來，2012年時任防長的帕內塔訪問越南，並
且到金蘭灣一游，2013年國務卿克裡到訪，今年則是軍事主官鄧普西到越南，次一級的官
員、議員到越南也是家常便飯。美國政府也在考慮放開對越南的致命性武器出口，這使得
兩軍合作已經推進到破冰的前夜，越南大有成為美國的“支點國家”的架勢。原因大體有
兩點：越南可以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有力棋子，而越南可以以美國為靠山增強對華博弈的
籌碼；而越南政治改革的進程以及承諾“感動”了美國，尤其是越南這樣一個“社會主義
”國家向美國倡導的民主、法治靠攏的時候，“敵友”的陣線會很快模糊化。
同樣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值，朝鮮卻沒有越南那麽游刃有餘，幾次核試驗之後，朝鮮徹底成
為東北亞的孤兒，近期日朝接近應該是非常態下的權宜之計，日本安倍政府在領土、歷史
等問題上與中韓不和，東北亞的外交局面遲遲不能打開，朝鮮就成為安倍的突破口，同樣
處於孤立之中的朝鮮，就有了抱團取暖的需求。在目前的製裁框架之下，日本只能解除對
朝鮮的單獨製裁作為朝鮮在人質事件“合作”的回報。至於因朝鮮發射導彈、進行核試驗
而採取的國際製裁，日本很難有所突破，而朝鮮希望從日本打開製裁的缺口，聲稱發射導
彈並不是針對日本。換句話說，朝鮮還會繼續發射導彈，但不是以日本作為威懾的目標，
那朝鮮的目標是誰呢？朝鮮的中短程導彈根本到不了美國，那它的目標是韓國，中國？最
近中國政府將11名“脫北者”轉交給韓國，而中國也是對朝國際製裁中的關鍵一員，扎緊
製裁的鐵桶，迫使朝鮮棄核。假定朝鮮最後就範，中朝關系很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步中越
關系的後塵。顯然，朝鮮已經不再是中國的支點。
越南與朝鮮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也是冷戰在東亞的“熱戰場”，而現在越南已
經變成了中美博弈的風向標，成為美國制衡中國的楔子，擁核的朝鮮並不是中國可靠的朋
友，越南的經驗似乎證實，朋友一夜之間可以成為敵人。在中美博弈的格局之下，越南和
朝鮮可以有更大的施展空間，小國玩弄大國也並非不可能。美越關系熱絡，朝日關系趨緩
，人們第一反應或許就是“圍堵中國”，但在東亞目前的權力結構之中，圍堵有相當的難
度，就像卡爾‧施密特所言，政治首先要劃清敵友，現在的東亞很難出現陣線分明的敵友
。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東亞地區既有的意識形態陣營已經徹底瓦解，此前東亞地區的敵友也
出現轉換，比如中越戰爭、中蘇沖突，但是那都是在兩大陣營尚存的情況下出現的調整。
但美越在1995年建交之後，關系一直不溫不火，既有的意識形態依然影響著美國對中國、
越南等國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的褪色意味著地區合作缺少了理念的支撐，東亞地區尚未
出現一個可以界定地區特質和未來圖景的國家，就像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和20世
紀的美國一樣。東亞地區的合作主要集中於經濟領域，而穩固的地區合作需要共識與理念
的支撐。在儒家文化、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之後，東亞地區缺少主導性的共識。經濟合作
成為為數不多的具有持久性的紐帶，但經濟合作終歸是有限的，深入到金融貨幣領域還是
要依靠價值觀念的認同才能推進下去。
冷戰曾將東亞一分為二，社會主義陣營在冷戰結束之前就出現了多次內部沖突，多邊安全
機制根本沒有可能；而資本主義陣營一邊，美國採取了雙邊結盟的方式，與歐洲那種多邊
安全機制大有不同， 雙邊關系更多的是一種庇護與附庸關系，不像美歐之間更多的基於
一套透明的程序建立同盟關系。東亞這種破碎的雙邊同盟安全體系使美國獲得了更多的自
主性，也鼓勵了美國的機會主義做法。自希拉里在東亞外長論壇中提出重返亞洲之後，美
國的機會主義表現得尤為突出，當中國與周邊國家發生糾紛之際，美國便站在中國的對立
面，美越關系在幾年內急劇升溫就是證明。
美國這種補漏與鑽空子的做法並不能重塑東亞秩序，因為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已經分層且
互相交錯，敵友難分，這顯然也是美國機會主義的產物。首先，東亞地區逐漸形成了一個
統一的市場（朝鮮除外），在產業連接上相互依賴程度很深，雖然中日、中越關系時有緊
張，但是產業的合作依然繼續，越南在南海與中國有紛爭，但是其進口極大依賴中國，尤
其是在產業轉移的大背景下，越南很難與中國在經濟上脫鉤。其次，經濟增長一直是東亞
的亮點，而現在中國已經展現出重構東亞經濟合作網絡意願，亞洲投資銀行、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等遠景規劃都將為周邊國家帶來紅利，在這一點上，美國並不占優勢。相比於
TPP的高大上，RCEP可能更適合東亞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在領土爭端方面，美國試圖與越南、菲律賓等國“構建敵人”，但是又不願意為這些小弟
的“冒進”、“魯莽”買單，烏克蘭、中東的危機已經顯示出奧巴馬在外交的笨拙，最近
他不得不承認，美國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但是依然無法掌控一切。1993年的時候，布
熱津斯基已經斷言，在21世紀美國當不了全球警察，也當不了全球銀行家，甚至連全球道
德家都不算。20年前的斷言現在尤為恰切。奧巴馬堅定地相信美國有領導世界的能力和責
任，但是“領導”並不意味在已經漏洞百出的東亞安全百衲衣上再挖洞，而是要做一件新
衣服。
中國與周邊關系也在經歷一場變革，在此期間出現的種種紛爭也是這種變革的不適應症，
而周邊小國同樣也有不適應症。去年中國歷史性地召開了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將周邊外交
提升到一個新的戰略高度，這既是對目前周邊局勢的一種反應，也是對既往外交欠賬的彌
補。
一定程度上，在機會主義的美國重返亞太和中國周邊外交調整之下，東亞格局中的小國不
再是無足輕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