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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波利之戰與兩個國家的誕生
土耳其恰納卡萊——舊日的戰壕猶在，切割着狹長的加里波利半島(Gallipoli)上碧綠的
山坡。半島和港口城市恰納卡萊(Canakkale)隔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相望。海峽連
接着愛琴海和馬爾馬拉海，一直通向伊斯坦布爾。成片的墓碑，從近海的灘頭向內陸延伸
，紀念着近一個世紀前在這裡死去的年輕人們。他們當中有英國人、法國人、澳大利亞人
、新西蘭人，也有其敵對陣營中的奧斯曼土耳其人。
今天，這裡已成為受到良好保護的國家公園，橄欖樹園比比皆是，其間雜陳着種有番茄、
西瓜和向日葵的田地，為死者的安息之地獻上鄉間特有的寧靜。對前來瞻拜昔日戰場的訪
者而言，這裡是片神聖之地。他們大多來自土耳其或澳大利亞，前來緬懷奠定了國家基業
的先烈們。
近百年前，在這裡，一戰本將朝着有利於協約國的方向進展，結果此地卻成為那次世界大
戰最血腥的戰場之一。
1915年三月，僵持在歐洲戰壕苦戰中的西方協約國，決定採取時任英國第一海軍大臣的溫
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策劃的一步猛棋，即開發一道新戰線，以控制達達尼
爾海峽，並進一步佔領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從而讓新近加入戰爭的德國盟友土
耳其退出戰爭。計劃以炮轟土耳其沿達達尼爾海峽建起的軍事堡壘展開，此舉受挫後，英
方指揮官命令展開登陸進攻。在當時，這是戰爭史上最大規模的兩棲登陸行動。
九個月的慘烈戰壕戰下來，協約國折兵十數萬，卻沒有太多斬獲，只得撤兵。至此，英軍
戰死四萬，澳軍八千，土耳其軍死亡六萬。
近一個世紀過去了，加里波利之戰在歷史中的角色，超過了軍事範疇的普通意義。對於英
法而言，儘管它在歷史上留下了印記，兩國卻不乏更多、更重要的大戰役。但是，在土耳
其和澳大利亞人心中，加里波利這場惡戰的重要性被放大了，成為定義其當代國家身份的
基石。
除此以外，這場戰爭也對20世紀的兩位政治家影響深遠。一位是丘吉爾，因此次戰略實施
失敗而被貶職；另一位是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彼
時只是一名年輕軍官，因在加里波利作戰有方而開始聲名鵲起，最終成為了「土耳其共和
國之父」。
另外還有一人由此出現在歷史的鏡頭中，他就是基思·阿瑟·默多克(Keith Arthur
Murdoch)。他在採訪報道加里波利之戰的過程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也似乎預示了幾十年後
另一個姓默多克的全球級新聞大亨的出現，而那正是基斯·默多克的兒子，魯伯特·默多
克(Rupert Murdoch)。
1915年9月，加里波利之戰仍在血腥上演，而軍方的嚴格新聞審查使戰況新聞無法到達澳
大利亞本土。於是，基思·默多克在赴倫敦開設新的記者站以更好地報道歐戰的路上，特
意經停這個半島。他隨身帶了一封澳大利亞總理的書信，特派他調查戰士們的郵政服務待
遇。
魯伯特·默多克在一次採訪中說，這封信「我看多少是個幌子」。他的真實目的是親眼看
看那裡的戰況。觸目驚心的殘酷真相，讓他相信英國將領指揮無力，澳大利亞的戰士們在
奔赴前線白白送死。他於是同意將一位駐加里波利的戰地記者記錄戰況實情的密信帶到倫
敦。
當作戰總指揮、英國陸軍上將伊恩·漢密爾頓爵士(Sir Ian Hamilton)發現基思·默多克
這個違反了軍內新聞審查條規的計劃後，便將他扣留在法國的一個港口，並將信件銷毀。
當默多克輾轉到達了倫敦，他在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的一間小辦公室里，開始
自己撰寫關於加里波利的書信。
魯伯特·默多克回憶父親給他講述的這段故事，說，「他寫這封信的時候，《泰晤士報》
的總編在門口探頭問道，『小夥子，你在寫什麼？』」
基思·默多克如實地回答了他。魯伯特·默多克說，總編讀了信說，「這個我可要拿給老
大看看。」這個老大指的便是報紙的所有人北岩勛爵(Lord Northcliffe)。北岩勛爵讀了
信，將其轉給當時的英國首相H·H·阿斯奎斯(H. H. Asquith)。這封8000字的信，詳細
描述了基思·默多克所說的「我們歷史中最可怕的一章」，並作為英國政府文件發表，在
英國做出解職漢密爾頓將軍、撤離半島的決定中起到重要作用。
魯伯特·默多克評論說，「我父親確實在這個事件上起到了關鍵作用，他也很是引以為榮
。」
此後，基思·默多克遭到了來自英國的尖銳批評，譴責他違反新聞審查規定。包括丘吉爾
在內的很多英國當權人物，都對他耿耿於懷。魯伯特·默多克說，「但是他問心無愧。」
最近，維基解密的創始人、澳大利亞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還引用了這一歷
史事件，以表明自己繞過政府保密規定的做法是正確的。
遭受挫敗後，澳大利亞人萌發了如許多歷史學家所說的獨立於英國殖民統治之外的、關於
國家意識的星星之火。魯伯特·默多克說，「在我們今天看來，這便是澳大利亞人真正的
國家認同感的起點。」
近年來，歷屆澳大利亞政府大力推廣戰地遊覽活動，鼓勵專題紀錄片的製作，引發了年輕
一代澳大利亞人對加里波利之戰的關注，尤其在一戰百年紀念臨近之際，更是如此。近期
，澳政府通過抽籤方式選取了8000名民眾，參加明年在土耳其的海灘上舉行的紀念活動。
「當時，澳大利亞正在尋找一次『拋頭顱、灑熱血』的機會，以此為契機鑄就國家和民族
觀念，」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彼得·史丹利(Peter Stanley)說。他的解釋是，澳大利亞終
結英國統治、獲得獨立，不是通過戰爭，而是通過與英國談判和公投實現的。
他說，「但在那個年代，人們認為國家的獨立是用鮮血換來的。」
這場戰爭的勝利，讓土耳其人在帝國的邊緣地帶終結了奧斯曼帝國過去數十年中屢戰屢敗
的歷史，新的民族主義由此萌生。新的領袖也誕生了，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
人稱「凱末爾」，帶領土耳其在戰後走向國家獨立。彼時的凱末爾只是一名年輕的軍官，
帶領他的戰士們在登陸日迎擊了入侵的澳大利亞軍隊，贏得了軍事奇才的美名。
然而，近年來在土耳其，關於加里波利之戰的歷史評說變得複雜起來。在雷傑普·塔伊普
·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總理領導下的伊斯蘭政府，竭力淡化曾建立非宗教政
府的凱末爾的歷史影響。在土耳其政治風雲中曾起了重要作用的軍隊，而今在埃爾多安總
理的領導下被排擠到一旁。
加里波利之戰從而被重塑為一場聖戰，在宗教派和世俗派兩極分化的鬥爭中又添了一筆墨
跡。
常年擔任加里波利戰場導遊的凱南·切里克(Kenan Celik)說，「伊斯蘭主義者會說，『
我們戰勝了異教徒』；而凱末爾主義者會說，『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這是對戰爭截然
不同的詮釋。」
切里克說，在土耳其，很多保守派市政府都組織了免費的戰場游，由導遊向公眾宣傳，「
伊斯蘭有多麼偉大」。
他還說，近年來到此參觀的成批的信教遊客「都來自安納托利亞(Anatolia)中部。他們沒
受過什麼教育。聽到什麼就信什麼」。切里克說到這裡，面露不悅。
這段共同的歷史將土耳其和澳大利亞緊緊聯繫起來。1934年，凱末爾曾撰寫了一封著名的
書信給澳大利亞的母親們，信上說，「他們在這裡失去了寶貴生命，也就成了這片土地的
兒子。」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就築有一個凱末爾的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