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垚：是誰塑造了「攪局者」杜林普？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726-opinion-linyao-trump/
本屆美國總統選舉進行至今，無疑已跌破許多人的眼鏡。共和黨初選猶如一場大型荒誕劇
，擅用出格言論佔領媒體頭條的地產大亨杜林普（Donald Trump，川普）自參選以來，民
調一路領先，更於上週確定提名；黨內建制派大佬青睞的候選人們則一潰千里，先後黯然
退選。而唯一曾勉強有實力與杜林普周旋的，竟然是在黨內四處樹敵、令參議院同僚咬牙
切齒的宗教保守主義代言人克魯斯（Ted Cruz，克魯茲）。
反觀民主黨一方，桑德斯（Bernie Sanders）這位年前還是獨立人士、為取得初選資格才
臨時註冊入黨、平日以「社會主義者」自命的古稀老頭，居然喚起廣大年輕選民的熱情，
對希拉莉（Hillary Clinton， 台譯希拉蕊）窮追猛打。後者雖然最終獲得提名，在此過
程中，卻一直難以在代表票上拉開足夠差距、甩脱纏鬥，只能不斷將政策立場左移，以應
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擊。
種種怪象引人發問：為何各路極端主義思潮在今年選舉一同爆發？美國政治究竟感染了什
麼病症？人們經常論及貧富分化的加劇、全球化的衝擊、人口族裔比例的轉變、恐怖主義
的興起，或媒體形態的演化等原因；但在特定政治情境中，這些因素會被各路勢力引導往
哪些方向，其累積效應如何，卻取決於政治情境既有的歷史路徑與制度結構。
剖析美國這波極端主義思潮，首先得從當代共和、民主兩黨的意識形態構成說起。
一般認為，美國目前處在「第六政黨體系」階段。大蕭條之後，民主黨通過打造史稱「新
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的選民基礎，主導了「第五政黨體系」政局。但新政同
盟在六十年代民權運動中分裂，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第五政黨
體系也隨之瓦解。
其後的選民重組（realignment）過程，從1968年大選中尼克遜（Richard Milhous Nixon
， 尼克森）的「南方戰略」開始，直到八十年代初「列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
雷根革命）大獲全勝才告完成，兩黨的基本盤重新穩定下來。
儘管這輪選民重組始於對民權運動的反彈，但隨着種族平等理念的節節勝利，支持種族隔
離很快成了端不上台面的理由。「列根革命」成功的關鍵，就在於為共和黨找到了持續動
員南方白人選民的兩大秘訣：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二是「運動
型保守主義」（movement conservatism）對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
一、共和黨政治話術下的基本盤
「狗哨政治」與政治隱語
「狗哨政治」一詞，用於形容政客在政治溝通中運用某些「隱語」（coded language），
在不明就裏者耳中聽來平平無奇，不致反感，但傳到心領神會的目標受眾耳中，則話裏有
話。這就像是「狗哨」發出的高頻聲波，只有狗能聽見，卻無法被人耳接收。
隱語當然不是新發明：例如，民權運動以後，像「黑鬼」（nigger）這樣赤裸裸的種族歧
視詞彙已屬「政治不正確」。共和黨在動員南方白人時便改喊「減税」、「福利改革」、
「法律與秩序」等看似無傷大雅的口號，藉以挑逗聽眾腦中「黑人 =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
的懶鬼」、「黑人 = 混跡街頭燒殺搶掠的惡徒」的成見，刺激其為了「捍衞我們白人財
產與人身安全」而踴躍投票。
列根本人正是深諳此道的個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選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尼
肖巴郡農貿會」（Neshoba County Fair），發表關於「相信州權、崇尚社區自治、恢復
憲法本意、限制聯邦權力擴張」的演講。密西西比州正是對民權運動反彈最激烈的地區之
一，而尼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黨與地方政府聯手，綁架謀殺三位民權活動家、並長期阻
撓聯邦政府全面調查的「自由之夏謀殺案」（Freedom Summer Murders）的發生地。
1984年列根連任競選打出的電視廣告「美利堅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樣是狗
哨政治史上的經典之作。廣告基調樂觀向上而又充滿生活氣息，描繪了一幅欣欣向榮的圖
景；但從頭到尾，出鏡的全都是鄉村與城郊的中產白人，城市天際線只在遠景一閃而過，
黑人與其它少數族裔則根本不見蹤影，彷彿從未存在於美國社會，與「美國夢」毫無瓜葛
。鏡頭藝術的心理暗示，在此被用到了極致。
杜林普直面共和黨基本盤
只有深刻體會當代共和黨選舉動員對狗哨政治的依賴，才會真正理解，為何杜林普屢屢因
出格言論遭到口誅筆伐，卻還能在共和黨初選橫行無忌毫髮無損。自參選以來，杜林普左
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們輸送強姦犯」，右一句「對恐怖分子的家人應該連坐滅族」，今
天嘲笑同台競爭的女候選人年老色衰，明天貶斥在初選辯論中提出刁鑽問題的女主持人胸
大無腦。
許多人把杜林普支持者對極端言論的容忍（甚至歡迎），歸咎於民主黨。他們認為，正是
民主黨自由派多年來鼓吹營造的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氣氛，禁絕發
表帶有歧視、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論，讓普通民眾陷於自我審查和壓抑，不敢說出心裡話
。現在，終於遇到一個敢於打破禁忌、直言不諱的總統候選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趨
之若鶩。
然而，這種解釋其實是捨本逐末。杜林普打破的，不是什麼政治正確的禁忌，而是當代共
和黨內狗哨政治的潛規則。共和黨政客採用狗哨政治來動員基本盤，是為了避免引起中間
選民的反感，保持與民主黨對手的競爭力。但被動員的共和黨選民沒有這些顧忌；用不用
「隱語」，不影響他們接收到核心信息。
杜林普的做法，導致選民觀感的兩極分化。自其參選以來，全體選民中對其有好感的比例
，一直維持在30%上下；而惡感比則高達60% ~70%，可見大多數民眾都排斥杜林普的言論
。但在共和黨的註冊選民中，情況恰好相反——對杜林普有好感者比有惡感者多出二十來
個百分點。換句話說，容忍和歡迎杜林普出格言論的，大多數都是共和黨選民，亦即當代
狗哨政治的目標受眾。而一個易於被狗哨政治動員的人，本來就不會對「政治正確」有多
少認同。
共和黨建制派的尷尬
但另一方面，杜林普也把共和黨建制派推到了相當尷尬的位置。畢竟他許多出格言論，不
過是撕下共和黨多年來狗哨政治的包裝，把背後隱藏信息用更赤裸、更肆無忌憚的方式傳
達出來：
杜林普用不堪入耳的種族歧視詞彙，攻擊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黨總統提名戰
中，羅姆尼這位最後的勝者，也曾聲稱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
在日常生活中頻繁騷擾非法移民，使其無力安頓謀生只得主動離境。
杜林普的厭女症有目共睹。但今年的「温和派」候選人之一凱西克（John Kasich），多
年來反對同工同酬、反對墮胎權、鼓吹男主外女主內。其不久前還在競選演講中特地「感
謝女人們走出廚房來給我投票」。這樣的共和黨，也早已與女性選民離心離德。
杜林普吹噓上任後，將對涉嫌恐怖活動者實施「比『坐水凳』還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
布殊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備忘錄》（Torture 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
系列國際公認為酷刑的刑訊逼供手段，改稱為「強化審訊技術」（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藉此繞開法律監管。
狗哨政治必須以小團體內的默契為前提；當小團體內的默契被打破時，其便失去了用武之
地。當共和黨建制派被杜林普的瘋言瘋語嚇着，試圖與其劃清界線時，卻發現自己陷入兩
面不討好的困境。在共和黨選民眼中，杜林普說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做的；杜林普挑明
的，不過是本黨一直在暗示的；這些建制派精英們做了又不敢說，說了又不敢明說，可見
其奸猾懦弱。
而在民主黨選民眼中，共和黨建制派只反杜林普的出格言論，卻不反思自身長久以來性質
相似、只是包裝得更精巧的言論與做法，根本上都是一丘之貉。
二、保守主義的擴張與極化
運動型保守主義收編基督教右翼
列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訣，是「運動型保守主義」對基督教右翼勢力的收編。
運動型保守主義興起於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羅斯福新政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外交事務
上的鷹派反共產主義者，以及部分支持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至上主義者，形成的社會運動
同盟。保守主義者深入共和黨基層提前布局，在1964年總統初選中，出人意料地擊敗黨內
的商業温和派領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
）代表共和黨參選。但戈德華特在大選中大敗，黨務主導權也暫時回到尼克遜、洛克菲勒
等商業温和派手上。
列根曾為戈德華特助選，汲取其失敗教訓，意識到運動型保守主義必須擴大選民基礎。而
此前在政治上相對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這場運動天然的收編對象。內戰以後，南方各
州偏保守與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會，由於鼓勵生育，人口規模持續膨
脹，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成為美國最大的宗教群體。但出於美國內戰的歷史慣性，福音派
對聯邦政治顯得失語和冷感。儘管南方福音派與種族隔離主義者有較大重疊，但種族問題
本身對福音派整體動員力不足，後者投票意願不高，成為所謂「沉默的大多數」。
列根敏鋭地察覺到，與民權運動同時興起的性解放運動、第二波女權運動、反越戰運動、
同性戀平權運動等社會文化潮流，引發（包括新教福音派與天主教右翼在內）宗教保守人
士不滿。「列根革命」將這股傳統主義力量，毫無保留地招徠入黨，打出復興「家庭價值
觀」與「基督教精神」的牌，將反墮胎權、反同性戀等社會文化議題添進核心政綱，挑起
與自由派之間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在這個過程中，諸如 Moral Majority（
道德多數）等基督教右翼遊說組織也紛紛登場，藉機對共和黨施加更大影響，令其宗教色
彩與對抗色彩愈發強烈，為後來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金瑞契革命）、
茶黨運動，以及前陣子的克魯斯現象奠定基礎。
不過在列根時代，宗教保守派還只是共和黨內各路人馬中的一支，與商業温和派、市場原
教旨主義派、自由至上主義派、外交鷹派等並駕齊驅，難分軒輊。當然，這些派系間並沒
有嚴格界限；黨內同志在理念上也難免相互影響與合理化。宗教保守派（以及其它各路人
馬中的極端分子）能在黨內路線鬥爭中漸漸佔到上風，並不純粹出於偶然，而是得益於美
國當代政黨政治運作背後，兩大結構因素：
媒體的極化與反智
其一，是媒體監管規則的驟變，以及其所導致的，不同選民陣營所處的信息與輿論環境的
隔斷化與極端化。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
就執行所謂「公平原則」（Fairness Doctrine），要求廣播業者抽出一定節目時間，討
論與公共利益相關的爭議話題，並在播報時儘量平衡呈現對立觀點。
列根上任後，於1987年廢除了「公平原則」，令以特定黨派選民為目標受眾的廣播電台、
電視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將視聽傳媒市場瓜分殆盡。從此各個陣營都可以選擇收看收聽
、甚至直接訂製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電台電視節目，選民們不必再「被迫」接觸多元觀點
，更不必費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適的意見。公共輿論場域也被相應地，隔斷成若干壁壘森
嚴的區室。
其中，中西部與南部由於地廣人稀，當地人開車時經常收聽地方廣播電台的政論節目解乏
（消除疲勞），電台名嘴對地方選民的影響之大，外人難以想象。例如，今年初選杜林普
在威斯康辛州大敗，有人就歸咎於，他未能獲得當地電台主持人 Charlie Sykes 等的支
持。由於這些州本來就親共和黨，而黨派立場明顯的政論節目，為了競爭在本黨選民中的
收聽率，往往以大放厥詞、煽動陰謀論情緒為能事，同時也帶動當地共和黨選民的保守化
、極端化與反智化。
對電視產業而言，1996年則是廢除「公平原則」導致累積效應的分水嶺。當年先後成立專
為右翼選民量身定做的 Fox 新聞台，與主要訴諸左翼選民的 MSNBC，加劇了媒體為追求
收視率而極端化、又以自身極端化反哺選民極端化的趨勢。
2008年奧巴馬（歐巴馬）當選時，共和黨選民又已經過 Fox 新聞節目的新一輪洗禮，連
「奧巴馬是穆斯林」、「奧巴馬出生在肯亞」這樣的謠言都深信不疑。杜林普支持者中迄
今仍有 60% 堅信奧巴馬是穆斯林；而關於奧巴馬出生地的謠言傳播上，杜林普本人更扮
演關鍵角色。
2010 年國會中期選舉前後，共和黨草根極端勢力「茶黨」崛起，視民主黨為不共戴天的
寇仇、視膽敢與民主黨人合作的温和共和黨人為黨奸逆賊，採取毫無妥協的全盤對抗姿態
，不但對黨內建制派構成極大衝擊，也把國會搞得烏煙瘴氣，令聯邦立法機構幾近癱瘓。
而克魯斯本人正是趁着茶黨運動的東風，在2012年參議院選舉中獲勝，走上全國政壇。
「輸不起法」制度放大選舉極化
當代共和黨的宗教保守化，不完全是視聽傳媒黨派化的結果；另一個更加重要的結構因素
，是選舉制度的設計。選制細節上的若干失誤，不僅大大促進了兩黨極化，且限定了被極
化過程排斥在外的選民的可能出路，最終導致「杜林普現象」與「克魯斯現象」的孿生現
世。
美國聯邦與地方的立法機構選舉，採取的都是單選區眾數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
），每個選區只設一個議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選人當選。根據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能為小黨提供更多空間，單選區眾
數制則有利於形成兩大黨對峙的格局。
不同選制各有利弊，在設計上需要配套措施。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合设置政黨門檻，以
防止小黨叢生、政治碎片化；反過來，單選區眾數制則理應適當放寬對小黨的限制，避免
缺乏兩大黨之外的組織化挑戰，而令政黨體系陷入「超穩定結構」。
但是美國目前流行的選制設計，卻與這一目標背道而馳。從十九世紀末各州立法規範選票
印製開始，這類「選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就出現了對小黨與無黨派人士極
盡打壓的條款，比如嚴苛的政黨門檻、候選人聯署要求等等。在所有這些「選票列名法」
中，後果最惡劣的當屬「輸不起法」（sore loser laws）。
所謂「輸不起法」，顧名思義，就是怕候選人在競爭黨內提名失敗後「輸不起」、脱黨參
選，而立法加以限制。這類法律最早出現於1906年，但其真正流行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民
權運動以後。在1967年以前，全美只有15個州制定了「限制初選落敗者列名選票」的法律
；而目前存在相關規定的州，已經達到了47個。其中有半數是在七十、八十年代制定的，
恰與此後兩黨極端化的趨勢同步。
「輸不起法」剝奪了兩黨温和派候選人引中間選民為後援的渠道，放大了黨內極端選民對
初選的影響力，迫使兩黨政治人物分別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擠靠，導致制度內生的極化趨勢
。在民主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藍州」、共和黨佔據絕對優勢的「深紅州」、或者通過「
傑裏蠑螈」（gerrymandering）式的選區劃界操作得到的眾議院「安全選區」（safe
districts），由於缺少黨派竞争，「輸不起法」放大極端選民力量的效應就更明顯。
茶黨的興起
茶黨的興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輸不起法」所賜。
以克魯斯為例，在2012年德克薩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初選中，温和派候選人副州長
David Dewhurst 在第一輪投票中以 46% 比33% 領先於克魯斯，但在第二輪中以 15 萬
票的差距輸掉初選。在德克薩斯 2600 萬人口中，15 萬共和黨員只是滄海一粟，完全可
以在大選中通過拉攏中間選民來彌補。但由於德克薩斯實行「輸不起法」，杜赫斯特無法
自行參加大選，只能眼睜睜看着克魯斯在德克薩斯這個「深紅州」輕鬆擊敗民主黨對手，
當選參議員。
2010 年茶黨初次亮相時，就是照着這個模板，把黨內建制派打得潰不成軍，一舉奪下了5
個參議院席位和大約40個眾議院席位；2012年他們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魯斯等4名參議
員。
不但如此，就連極端派自己，也可能淪為「輸不起法」下黨派內生極化的受害者。比如眾
議院前任多數黨領袖 Eric Cantor，本是茶黨運動的發起人之一，在共和黨的意識形態光
譜中已趨極端。這位共和黨年輕一代的頭面人物，被廣泛視為眾議院發言人當然接班人，
卻在2014年競選連任時，意外慘敗於名不見經傳的黨內對手 Dave Brat，成為史上第一位
在初選中被淘汰的眾議院多數黨領袖。
Brat 之所以能夠勝選，關鍵在於把 Cantor 與國會民主黨人僅有的一兩次合作，宣傳成
「偽茶黨」的罪證，而把自己包裝成比對方更純粹、更不妥協的「真茶黨」，兜售給極端
派選民。Cantor 其所在維吉尼亞州的「輸不起法」所累，Cantor 對初選中這種「沒有最
極端、只有更極端」的生態無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別政壇，另謀生路。
「輸不起法」不僅提供制度推力，造成參選國會與地方公職的兩黨政客的極化，也讓既有
的單維政治光譜上越來越多的「中間」選民，對兩黨產生疏離。
迄今為止，共和黨受「輸不起法」極化的影響，要遠甚於民主黨。這種差異有多重原因，
既有運動型保守主義與基督教右翼作為曾經的「邊緣群體」（fringe groups），對六七
十年代社會劇變的強烈反動，也有前面提到的地方極端保守電台與 Fox 新聞台的推波助
瀾，更涉及到民主黨方面特殊的歷史流變、問題意識與黨務應對。
由於民主黨極化程度較低，因此沿着左翼極化的「桑德斯現象」，遠比沿着右翼極化的「
克魯斯現象」來得温和。然而在共和黨這邊情況便完全不同。本來「輸不起法」主要針對
國會與地方公職選舉，對總統選舉並無直接影響；但隨着極化效應的累積，到今年的共和
黨總統初選，終於出現了杜林普與克魯斯瓜分天下，黨內建制派、温和派人物望風披靡的
景象。
三、杜林普現象與本土民粹
傳統共和黨路線的偏離
對「列根共和黨」來說，杜林普至少在三個表層政策理念上，發生了重大偏離。
一、是對社會文化保守主義的心不在焉。在墮胎權、同性婚姻權、變性人如廁權等保守派
極其關注的議題上，杜林普出言反覆。他一會兒說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規劃親育」（
Planned Parenthood，專為女性提供包括墮胎等生育服務的機構）對女性健康出力甚多，
一會兒又說墮胎的女性全該受懲罰，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
他一會兒說上任後會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權的大法官，一會兒又說「禁止變性人按後天
性別選擇廁所」屬於歧視，然後過一會兒宣布自己從沒這麼說過。他一會兒宣稱自己熱愛
福音派，一會兒卻因背不出聖經段落而胡編亂造。難怪克魯斯攻擊說，杜林普骨子裏崇信
的是自由派的「紐約價值觀」，對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義與貿易保護主義。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國際事務上都以積
極參與為主流，區別只在於共和黨主流相對更為鷹派，更不忌憚採取單邊主義的軍事行動
維護「國家利益」，尤以小布殊任內的「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為甚；而民
主黨則相對鴿派，主張遵循國際法、通過多邊合作解決問題。
自由至上主義者如參議員保羅（Rand 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義者，但在共和黨內處於
邊緣地位；今年總統初選保羅僅僅拿到了可憐的 0.24% 選票，只好退選並宣布支持杜林
普。杜林普雖然宣稱要狠狠打擊「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但更多時候，是在抱怨美國在
國際事務上投入太多，讓北約及日韓等盟友搭美國的順風車。他提出要放手讓日韓裝備核
武器，自己去應對朝鮮軍事威脅的訴求；後來乾脆直接撿起了「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這個二戰時期著名的孤立主義口號，作為競選的主打文宣。
同時，他（和桑德斯一樣）也否定當代共和黨極力支持的國際自由貿易，認為美國在全球
化與外貿協議上吃大虧，應該採取高關税等重商主義手段，減少貿易逆差、挽回國內就業
。
三、是對小政府主義理念的放棄。杜林普早在列根時代就反對其減税方案──不過其反對
理由是這些方案「阻礙創新」，而不是民主黨批評的「讓富人不當獲利、拉大貧富差距」
。在本次初選中他雖像其他共和黨人一樣，不時宣稱食物券等救濟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務
勞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數族裔）大規模濫用，卻迴避表態削減社保，以及老年人、殘疾
人醫保的經費投入，頗有點九十年代初「克林頓民主黨人」的味道。
單看這三點，或許不覺得杜林普在意識形態上有何極端之處。除了孤立主義明顯較為邊緣
，杜林普在社會文化議題與福利國家議題上，甚至可說比當代共和黨建制派更顯得温和、
更趨於「中間」。然而問題在於，深埋在這三點表面政策差異之下，並將其緊密聯繫起來
的，是在「杜林普現象」中作為核心意識形態而得到激烈表達的本土主義（nativism）。
經濟不平等，推動本土主義
本土主義在美國歷史上並不鮮見，從十九世紀中期反德裔、愛爾蘭裔天主教移民的「無知
黨」（Know-Nothings）運動，到之後的排華浪潮，再到二十世紀初對黑人、猶太人、天
主教徒一鍋端的「第二次三K黨運動」──每當社會經濟條件不如人意時，本土主義者便
會興風作浪，將新近融入美國社會的族群當作「本土正宗美國（白）人」吃苦受累的代罪
羔羊。
杜林普是史上第一個，完全以本土主義作為核心訴求、而能獲得兩大黨之一提名的總統候
選人。儘管這一結果，有前面所說從「輸不起法」到「聯合公民案」，再到共和黨初選規
則的種種制度因素襄助，但仍可以由此看出，這波本土主義浪潮的來勢洶洶。
這和美國社會目前的政治經濟大環境有直接關係：
政治上，國會近年黨爭無休與一事無成，令民眾厭倦。許多人無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
只能一股腦兒地對聯邦政府及兩黨建制精英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帶來大刀闊斧的改革。
經濟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復甦並非雨露均沾。從帳面數據來看，美國經濟
彷彿不斷好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從 2009 年的負增長，恢復到 2015 年的2.4%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在2015年達到 3.4%；失業率從 2009 年的 10% 峰值，降到
2016 年初的 5%，相當於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然而，這些復甦絕大多數來自服務業（在
2014年佔美國工作崗位的 80.1%），而製造業仍在持續萎縮。與此同時，多數民眾並未
感受到經濟復甦的好處，認為美國經濟體系過分偏袒富人，對中產與底層不公。
1980年以前，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與經濟生產率的增長基本同步，但八十年代以後開始不
斷拉開差距，二十一世紀後，前者更是停滯不前。1971年美國中產與低收入階層的比例分
別是61%和 14%，到了2015年分別變為 50% 和 21%；收入前 1% 人口所佔全國收入比例，
則從七十年代的 10% 上升到 20% 左右。
對部分選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白人）來說，這種經濟焦慮又與身份焦慮緊密糾纏
。美國近年來拉美裔人口增長迅速，而白人比例則緩慢下降，預計將在未來數十年內減少
到 50% 以下，令美國成為不存在「主體民族」的多元族裔國家。由於低端行業的崗位可
替代性較高，從事相關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來自拉美裔新移民的競爭壓力，並將不
景氣的就業狀況遷怒於「跑到美國來搶奪我們（白人）的飯碗、顛覆我們（白人）的文化
」的後者。
杜林普的「美國優先」
杜林普正是敏鋭察覺到瀰漫在白人選民中的這些焦慮，才會從參選一開始就高調宣稱「要
在美墨邊境建起高牆阻擋非法移民」，將拉美裔移民與墨西哥作為首要的攻擊對象。對杜
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國優先」的口號，也就在外交孤立主義的「美國內政事務優先」
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層含義：「本土美國（白）人的利益優先」。
從本土主義的訴求出發，杜林普與「列根共和黨」的政策差異便都順理成章。深陷經濟焦
慮中的選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棄社會福利。這些選民對自由貿易協定不抱好感；對
國際事務的介入，在他們眼中同樣是浪費美國資源，政府應該先把財力和精力投入到國內
經濟問題。當然，對「伊斯蘭國」和恐怖主義還是要狠狠打擊的，但是必須讓北約盟友多
出錢出人出力，不能讓他們繼續佔咱們美國的便宜。
與此同時，既然穆斯林喜歡搞恐怖主義，那就乾脆全面禁止他們入境，省得美國人操心。
本土主義選民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樹立為威脅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敵，令其「正宗
美國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確認。
杜林普這個怪胎的誕生，本身就是當代共和黨多年孕育的結果。他在共和黨中能有如此廣
泛的選民基礎，本土主義能在共和黨初選掀起巨大浪潮，可追溯到共和黨過往歷史──例
如列根革命的「狗哨政治」；列根主義經濟學對收入不平等的加劇；小布殊政府以莫須有
的理由發動的、既空耗國帑又令國際社會離心離德的伊拉克戰爭；共和黨極端派這些年極
力煽動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福音派在社會文化議題上的冥頑不靈
，和登峰造極於茶黨的對抗主義。
美國當代右翼極端主義政治的並蒂惡花——「杜林普現象」與「克魯斯現象」——自第六
政黨體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