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百豹齊放：美國黑豹黨為何熱愛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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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為反動派而死就比鴻毛還輕；為革命而
死就比泰山還重。」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創始人休伊·P·紐頓(Huey P.
Newton)在他1973年的回憶錄《革命自裁》(Revolutionary Suicide)開篇寫道。紐頓希望
自己能像巍巍泰山一般不朽，他還說，「我並不指望自己能活到我們的革命成功那一天。
」
毛是紐頓的偶像，他在50年前的1966年10月15日與他人一起創立了黑豹黨，那一年毛在中
國發起了文化大革命。這個充滿爭議的激進組織在鼎盛時期有成千上萬的追隨者，為革命
和反革命而死者，皆不乏其人。有的在與警方的槍戰中陣亡。有的死於派系鬥爭和內部的
殺戮。有的死在獄中。1969年一次著名的警方突擊行動中，14名芝加哥警察打死了兩名年
輕的黑豹黨員，一個大陪審團後來發現，警方射出了76發子彈，對方的還擊只有一槍。
和毛不同的是，紐頓沒能推翻他的政府。但是黑豹黨也並非一事無成：他們在警察暴力面
前保護了人民；呼籲改善黑人的教育、住房和工作機會；通過「兒童免費早餐項目」
(Free Breakfast for Children Program)促使政府為全國兒童提供學校早餐。但也有一
些不太光彩的事蹟，他們強迫店舖老闆「進貢」，濫用暴力，還有報導稱他們和賣淫團夥
有牽連。貫穿著這一切的，是作為黑豹哲學指路明燈的毛澤東思想，以及馬爾科姆·
X(Malcolm X)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等其他楷模。
紐頓初次接觸到毛的著作是在上世紀60年代初，那會兒他還在梅裡特學院(Merritt
College)讀書（當時叫奧克蘭城市學院）。「我[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是很徹底的，」他在
閱讀了四卷本《毛澤東選集》後寫道。「毛和[革命哲學家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
、切·格瓦拉都清楚地看到，人民被剝奪了天賦的權利和尊嚴，而且這是在槍口的脅迫之
下，並非在某種哲學或單純的言語作用下發生的，」紐頓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他們被
匪徒攔路搶劫和強暴了，對他們來說，贏得自由唯有以暴制暴。」
紐頓和他的同班同學巴比·希爾(Bobby Seale)對他們在大學期間涉足的許多團體都心存
不滿：從馬列社團進步勞工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再到黑人團結組織非裔美國
人協會(Afro-American Association)、注重民權的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以及社
會主義黑人民族主義團體「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他們覺
得有必要去爭取「街頭的弟兄們」，也就是紐頓所說的沒上過大學的窮人。他們拿起了槍
；他們當起了「警察糾察」：只要看到警察在盤問某人，他們就會手持散彈槍在附近徘徊
，時常大聲朗讀法律教科書，鼓動人們持槍反抗壓迫。
要擴大隊伍就需要更多的槍。要槍就需要錢。他們的籌款手段就包括售賣惡名昭彰的《毛
主席語錄》，英語世界通常稱之為「小紅書」(Little Red Book)。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
中國，這是一種隨處可見的護身符。據希爾在1990年的紀錄片《六〇年代的柏克萊》
(Berkeley in the Sixties)中所說，創立黑豹黨幾個月後，紐頓和希爾去了舊金山的中
國書店，以每本20美分的價格買下約一百本《語錄》，在柏克萊校園以每本一美元的價格
出售。他們用銷售所得去進了更多的書，最終賺來的錢用來添置霰彈槍。
槍是黑豹黨的營銷工具，但他們同時還致力於宣傳教育，他們發行了一份報紙，分發紐頓
寫的《急救律師手冊》(Pocket Lawyer of Legal First Aid)，同時傳播毛的教誨。西雅
圖分隊長阿倫·迪克遜(Aaron Dixon)記得自己1968年在19歲的時候，甫一加入黑豹黨就
開始學習毛語錄。在2012年出版的回憶錄《我們站起來了：一名黑豹黨隊長的回憶錄》
(My People Are Rising: Memoir of a Black Panther Party Captain)中，他說自己飛
到奧克蘭，去希爾的住處找他，對方問道：「你有紅書麼？……給你一本。我們來學習毛
的紅書。我們的思想和革命原則就是從這裡面來的。我們每天都學習。」還有一位名叫馬
蒂拉巴(Matilabah)的同志也來了，於是就開始了迪克遜入黨後的第一次學習，「我們坐
下來，馬蒂拉巴開始朗讀[紅書]：『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60年代末，為響應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號召，黑豹黨人開始在貧困社區運作社會項目
，包括免費診所、救護車服務、法律諮詢和探監接送班車。到1969年底，黑豹黨人在全國
19個城市每天向兩萬名兒童提供免費早餐。1972年，他們在奧克蘭一座音樂廳裡分發了一
萬袋免費食品，「每個袋子裡都有一隻雞」。連FBI局長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都在1969年取締該組織的命令中稱之為「服務於人民的項目」，並指責這些活動
給了黑豹黨人一種「正面形象」，「在天真的民眾中」喚起了「心照不宣的支持」。
這些項目的確讓黑豹黨——以及毛澤東——更加受歡迎，尤其是在黑人社區。「在60年代
末和70年代初的紐約哈林，『小紅書』……似乎是人手一本的，」史學家羅賓·D·G·凱
利(Robin D. G. Kelley)和貝西·埃舍(Betsy Esche)在1999年發表於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靈魂》(Souls)雜誌的文章《黑色若毛：紅色中國與黑人革命》
(Black Like Mao: Red China and Black Revolution)裡寫道。有時候，「黑豹黨的支持
者會在街角買小紅書，為黨籌款。打扮成中國農民模樣的年輕黑人激進分子走在街上也不
奇怪——當然，捲曲的頭髮和太陽鏡除外，」他們寫道。
兩位作者認為，毛主義之所以能贏得黑人激進派的青睞，是因為它把馬克思主義變得適用
於有色人種了，否則馬克思主義似乎更對白人新左派的胃口。很多黑人左派人士認為自己
身處白人美國的一片第三世界殖民地中，許多黑人士兵在越南戰爭期間經歷的種族隔離和
歧視，加劇了他們的這種感受。「中國給黑人激進派帶來了一個『有色的』，或者說第三
世界的馬克思主義模式，讓他們可以對白人和西方版本的階級鬥爭構想發起挑戰——這是
一個他們根據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現實進行塑造和重塑的模式，」凱利和埃舍寫道。
黑豹黨信息部長艾爾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在1968年的一本小冊子中就是這
麼說的。「隨著1948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馬克思
列寧主義被注入了某種新的東西，不再是一個狹隘的、僅限於歐洲的現象，」克利弗寫道
。「金日成同志和毛澤東同志將馬列主義的經典原則運用到本國的境況中，從而將這一思
想體系變成了對人民有用的東西。」黑豹黨也從共產黨那裡取得了有益的東西，將其應用
到黑人的鬥爭中，並拋棄了其他的內容。
毛本人對非裔美國人的影響力也起到了作用。1959年，著名民權活動家、NAACP創始人之
一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北京度過了自己的91歲生日。「到中國、非
洲來，四處看看，」杜波依斯在北京的一次廣播演講中說。「中國是有色的，我們知道，
在這個現代世界裡，有色的皮膚會帶來什麼。」在1963年8月的「向華盛頓進軍」到來三
週前，毛髮表了一份聲明說，「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
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1968年4月，針對小馬丁·路
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遇刺，毛再次強調了非裔美國人和全世界反「美帝國主義
」和「壟斷資產階級」人民之間的聯繫。他宣告：「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
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1971年9月，紐頓與黨員依蓮·布朗(Elaine Brown)和羅伯特·貝(Robert Bay)前往中國
大陸（途經加拿大、東京和香港）。他們和周恩來總理、毛的妻子江青見了面，在宏偉莊
嚴的人民大會堂參加招待會，到全國各地的工廠、學校和公社參觀。
當然，黑豹黨人看到的是一個經過精心安排的中國。這個國家正深處災難性的文化大革命
之中。在過去五年裡，數百萬人遭到人稱「紅衛兵」的准軍事學生組織的批鬥、虐待和殘
殺。中國陷入了癱瘓——正如毛引以為豪的那樣，是「天下大亂」。這些是黑豹黨人看不
到的。「能親眼看到一場革命這樣全速突進，真是不可思議的經歷。看到一個沒有階級的
社會在運轉令我此生難忘，」紐頓在回憶錄中寫道。
1971年之行並非布朗唯一一次訪問中國。在1992年出版的回憶錄《領略權力》(A Taste
of Power)中，她描繪了1970年與克利弗去北京時所感受到的「中國人民的熱情」：
「老少隨時都會發表充滿感情的證言，讚美社會主義，就像浸禮會的信徒。似乎，有個句
式總能聽到：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我這輩子也不可能住在一座磚房裡……
要不是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我這輩子也吃不上肉和菜，我自己和我的孩子也不可能讀上
書，沒有自來水、醫院……
他們斷言，如果不是革命，他們不可能過上像樣的生活。」
曾經流亡阿爾及利亞的克利弗計劃將黑豹黨國際化，並變得越來越好戰。在布朗和克利弗
的中國行五個月後，紐頓和克利弗在一次錄製電視節目的時候，因為政治上的分歧而發生
爭吵，紐頓將克利弗開除出黑豹黨。他認為黑豹黨應該「淡化槍，強調社會項目，擴大人
民的視野」，布朗在回憶錄中引用紐頓的話說道。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毛的啟發。
「我們必須讓同志們明白……本質上講，有了槍並不一定就是革命。法西斯也有槍。槍的
使用合理與否，要看背後的動機，」布朗引述紐頓說。「當然，毛說過，『不要槍桿子必
須拿起槍桿子。』我們相信這一點。但是我們必須強調，我們的想法是放棄槍桿子。」
黑豹黨在1973年再次出現意外轉變，開始進入正統政治領域。希爾參加了奧克蘭市長競選
，布朗則競選市議會。（兩人都落選了）布朗在回憶錄中說，他們是受到了中國加入聯合
國的啟發，這個消息讓當時美國的強硬左派很是失望。對此布朗在回憶錄中做出了回應，
「中國前不久加入聯合國，這既沒有背離中國推翻美帝國主義的目標，也沒有否定革命的
原則。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一種策略。」同樣，黑豹黨人稱他們進入主流政治也是革命之
舉。
和毛的革命一樣，黑豹黨人也深受派系鬥爭、分裂和許多錯誤決策的拖累。他們留下了毀
譽參半的名聲：克利弗在1971年被開除導致幾乎整個紐約分隊及其他許多人退黨，並且在
紐頓和克利弗的支持者之間引發衝突，最終導致四人死亡。紐頓染上了可卡因毒癮，性情
越來越反覆無常，甚至在1974年一次用藥後把希爾也開除出黨。同年，紐頓被控謀殺，逃
往古巴待了三年。1969年，胡佛宣佈黑豹黨是對美國「國內安全的最大威脅」。此後幾年
裡，FBI臭名昭著的「反情報行動」(COINTELPRO)對左翼團體展開抹黑，通過炮製不實報
導，偽造黨員間的通信，誘使他們捲入漫長的官司，成功地醜化了黑豹黨的形象。
到70年代末，大多數黑豹黨人已經退黨或被開除，80年代中期，這個黨已經徹底消失。然
而，許多前黑豹黨員仍然致力於政治行動主義。布朗在2008年參加了綠黨總統候選人的競
逐，迪克遜在2006年以華盛頓州綠黨身份參加聯邦參議員競選。克利弗摒棄了自己的革命
歷史，成為一名共和黨人：他多次參加加州地方政治競選，直到1998年去世。（三次競選
皆以失敗告終。）
在毛時代的許多駭人事實大白於天下後，很難想像今天的改革派年輕人會以中國共產黨為
榜樣。試想一下，「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的活動人士引用起習近
平主席的話，該是怎樣的情景。
毛於1976年去世，到了70年代末，外界開始瞭解到文革的可怕。一心想要死得「重如泰山
」的紐頓最終沒能如願：他在1989年8月一次因毒品而起的衝突中被槍殺——也就是天安
門廣場屠殺過後兩個月。
然而，故事完全可能有不一樣的結局。紐頓在回憶錄中提到，在1971年訪華期間，北京方
面說可以向他提供政治庇護。他因為1967年一樁弒警案入獄，繳納保釋金後出獄，回國後
還要第三次出庭受審。「但是，」他寫道，「我對他們說我必須回去，我的鬥爭在美利堅
合眾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