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民主的危機與煽動家的逆襲
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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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民主政體的本質，是一種受諒解和制度制約的爭鬥，它不會保護民主本身。煽動
家越是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為專制統治。
2016年的政治動盪——英國退歐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是民
主的勝利還是對民主的威脅？民主政體必須對合法的抱怨做出回應。實際上，有能力和平
回應是它們的長處之一。但煽動家利用此類抱怨的做法威脅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經出現
了這種情況。認為西方民主政體不會受影響將是愚蠢的。
2016年，擔憂和憤怒主導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最重要、穩定、悠久的民主政體的政治情緒
。擔憂是圍繞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變遷，而憤怒是針對移民和冷漠的精
英。它們匯聚為捲土重來的民族主義和仇外主義。一些英國退歐派人士和共和黨人相信絕
對自由市場理念，但這種理念不會讓英國退歐或者讓特朗普當選總統。擔憂和憤怒要深刻
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對民主主義者而言，此類原始情緒的爆發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們很難遏制。民主政體
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內戰。它是一種受諒解和制度制約的權力爭鬥。
諒解是贏家永遠不會拿走一切。反對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達觀點而且權力受到限制。
公民價值觀是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必須發自內心地明白，通過操縱選舉、打擊異
見或者騷擾反對派讓臨時權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麽“人民”，這是想象出來的
實體。只有公民，而他們的選擇不僅可能、而且必然會改變。盡管必須找到方法整合公民
的觀點，但始終會有缺陷。最終，民主政體或者民主共和國為不同觀點乃至不同文化的人
們提供了較為和諧地比鄰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樣重要，因為它們設定了游戲規則。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國選舉人團制度
已經在兩方面失效。它促使特朗普當選不僅與選舉中的投票數不符，而且也沒有反映出亞
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種對候選人德行的判斷。這位開國之父
指出，選舉人團既會防範“外國勢力想在我們議會中獲得不當影響力之心”，又會確保“
總統之位永遠不會落到並非具備必要素質的傑出者那種人手裡”。對俄羅斯黑客行為的指
控以及特朗普在經驗、判斷和性格上的明顯缺陷表明，選舉人團制度沒能佐證漢密爾頓希
望的那種保障作用。現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國會、法庭和媒體）以及公民
。
煽動家越是熱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為專制統治。煽動家是民主的軟
肋。現在甚至還出現了標準的煽動劇本。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標榜自己是反精英
的大眾代表和不合適的局外人，並作為魅力領導人與追隨者密切聯系，他們往往通過彌天
大謊來操縱這種聯系，用以謀求自己的進步；他們威脅既有的行為準則和約束性制度，把
這些準則和制度描述為他們所代表的民意的敵人。特朗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煽動家。英國
獨立黨(UKIP)前領袖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遜一疇，就是因為事實證明攻破英國
基於黨派的制度比美國總統選舉更難。
然而，英國退歐運動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動因素存在相似之處。對兩者而言，反對派是敵
人而非觀點不同的同胞。兩者都宣稱代表反對外國人和賣國賊的人民。
煽動家的運動自然導致了專制統治——多數人的暴政掩蓋了一個人的暴政。由於制度是在
專制統治下制定的，那麽反對派就會被迫反叛或者順從。獨裁者利用前者作為鎮壓的藉口
，利用後者要求絕對服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系列通過煽動攥取權力的例子。
貝尼托‧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動家變身
獨裁者的經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從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到歐爾班‧
維克托(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
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體（尤其是作為20世紀民主旗手的美國）現在要走的路嗎？答
案是肯定的。即使是這些地方也可能走這樣的路。民主政體的核心制度不會保護民主政體
，保護它們的是理解並珍視民主價值觀的人民。政治必須對促使特朗普上臺的擔憂和憤怒
做出回應，但不能向它們屈服。它們不能成為毀滅共和政體的藉口。
總統權力非常大，足以在國內造成很大的破壞——尤其是如果受到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支持
的話。總統也可能憑借一己之力發動災難性的戰爭。一個右翼煽動家執掌全球最具影響力
的民主價值觀寶庫是災難性的事實。仍有待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熟知的世界能否幸免於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