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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成：足球世界盃與當代俄羅斯體育的政治經濟學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體育和政治從來都無法做出徹底的切割。體育的歸體育、政治的歸
政治作為一種理想的應然狀態似乎永遠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標。在現實的政治和體育
世界中，我們更多的是看到二者的相互嵌入和相互滲透。這是我們討論2018年正如火如荼
地在俄羅斯舉行的足球世界盃與當代俄羅斯體育的政治—經濟邏輯的前提。
體育榮譽與政治資源
2010年12月，莫斯科意外戰勝了包括英國在內的其他候選國。時任總理但實際上依然掌握
著俄羅斯最高權力的普京沒有像英國首相卡梅倫等一樣前往蘇黎世參加最後的拉票。但當
勝利的消息公佈後，普京立刻興沖沖地飛赴蘇黎世，承諾將通過世界盃的承辦向世界展示
一個開放的、透明的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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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世界盃球迷感受和體認最大的舒適和最積極的情感，一向以簽證制度嚴苛出名的俄
羅斯選擇在這一時間段為世界各國球迷提供免簽待遇。
如果說，政治考量從一開始就是俄羅斯申辦世界盃的重要因素，那麼，隨後的烏克蘭危機
及迄今的俄—西方關係都在反覆驗證著體育即政治的道理。
烏克蘭危機的爆發深刻地，甚至是永遠地改變了後冷戰時期的俄—西方關係結構，從而讓
取消俄羅斯的世界盃舉辦權一度成為和取消俄羅斯G8資格同等效果的“巧制裁”議程的核
心內容之一。這種把體育和政治摻雜到一起的做法對俄羅斯來說絕對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
。
2014年索契冬奧會，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專程趕去參加閉幕式外，西方發達國家清一
色地選擇了抵制。更久遠的蘇聯時期，蘇聯承辦的1980年夏季奧運會也曾經因為蘇軍入侵
阿富汗受到了很多國家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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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
俄羅斯本身近年來不斷增加在體育方面的投入，在本屆足球世界盃之前俄羅斯還先後承辦
了冬奧會、世界大學生運動會、游泳世錦賽等一系列大型國際賽事。在一定意義上，這可
能也是蘇聯時期傳統體育政治在後蘇聯時期的歷史性回歸。在當年美蘇兩極對抗格局下，
體育競賽也被賦予了極其重要的政治內涵。
與蘇聯足球曾經獲打入世界盃半決賽、一次獲得歐洲盃冠軍、三次獲得歐洲盃亞軍的成績
相比，今天的俄羅斯有點兒漸行漸遠的趨勢。相反，倒是前南斯拉夫的克羅地亞和塞爾維
亞仍擁有堪稱世界強隊的男足，在冷戰結束後的競技成績也遠好於俄羅斯隊。
因此，當下普京政府對體育的重視似乎更像是一種傳統的再發明。從體育運動中獲得榮譽
進而轉化為政治資源的邏輯，在二十多年的轉型期過後還在發揮作用。可能正因為如此，
揭幕戰以5:0狂勝沙特隊後，包括普京在內的俄羅斯人大概希望俄羅斯隊在本屆世界盃上
可以走得更穩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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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往歷屆世界盃一樣，足球場上總歸幾家歡喜幾家愁，傳統的足球強隊被淘汰出局和所
謂的黑馬昂首挺進其實是一種常態。但每每都能聽到一些陰謀論的解釋，俄羅斯世界盃也
不例外。個別球隊個別場次的勝負甚至被解釋為西方國家有意識地制裁俄羅斯的手段。昔
日超級球隊的失意被腦洞大開地解釋為要借此降低比賽的觀賞性，壓低轉播收視率，減少
俄羅斯的盈利空間。這大概可以被視為足球政治的低配理解版本，此類認知本身從另一個
側面論證了體育和政治的不可分割性。
世界盃經濟效益的政治含義
接下來，我們需要仔細討論一下，俄羅斯世界盃所反映出的當代俄羅斯體育背後怎樣的一
種政治經濟邏輯。
2010年獲得世界盃舉辦權時俄羅斯的考慮可能主要是在於營建一個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大國
形象，這和2004年起克里姆林宮力推的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工程頗有類似之處。但形勢
比人強，當時的俄羅斯人顯然沒有預見到新冷戰的幽靈會再度在歐亞大陸徘徊，也沒有想
到俄羅斯在這八年內離躋身世界經濟五強的夢想反而越來越遠。曾任普京的助理、政治學
家蘇爾科夫前一段時間甚至發出俄羅斯注定百年孤獨的感慨。
可以說，國際、地區和國內層面上的形勢變化都深刻地影響了俄羅斯的世界盃議程，也決
定了莫斯科必須要打好世界盃這張牌，從中謀求最大化的政治—經濟等利益。
首先，經濟增長持續乏力、進口替代戰略取得部分但仍較為有限的成果、走出宏觀經濟危
機但始終未能解決結構性弊端的俄羅斯對世界盃經濟學有足夠期待。俄羅斯主管經濟的政
府高官認為世界盃可以給俄經濟帶來2％的增長，並且在未來十年都能夠發揮持續效應。
在普京第四任總統任期開端之年，世界盃能帶來多大的經濟效益無疑具有重大的政治含義
，若真的如同克里姆林宮評估的那樣成功，則可以為普京未來六年內執政贏得更為有利的
政治—社會環境。
某種程度上，對本屆世界盃的高度重視以及對其經濟效益的美好預期跟烏克蘭危機以來俄
羅斯總體上不斷惡化的經濟形勢密不可分。
2017年，俄羅斯經濟終於走出了“零/負增長陷阱”，但這並不意味著俄羅斯從此告別了
被部分經濟學家批評為“有增長無發展”的舊模式。中長期內俄羅斯經濟幾無可能重歸普
京頭兩個總統任期內的高速增長，低速增長的大趨勢很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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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普京第三次競選總統時曾在媒體發表7篇長文作為施政綱領，重提2007年由普京親
信格列夫牽頭制定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中GDP提升至世界第五這一最核心的指標。
普京今年3月1日發表國情咨文再次重複這一願景，但落實時間再度推遲，且被外界普遍認
為很難達成預期目標。
當然，我們注意到，普京今年以創紀錄的高票贏得第四次總統大選的勝利，克里米亞效應
體現得淋漓盡致。此前十八年內以經濟發展換取政治支持的普京權力公式開始被經濟和政
治分離的規則所替代。某種程度上，普京已經完成了執政正當性來源的轉換，收回克里米
亞使嵌入俄羅斯政治傳統的領袖評估和認知模式重新發揮作用，使得他可以無需過多倚賴
經濟因素。
與此同時，普京政府還是很重視經濟議程。如果新的總統任期內，俄羅斯經濟上表現出足
夠的活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對普京來說一定可以提供更紮實的民眾滿意度和支持度。
由此，普京本人對本屆世界盃十分看重，希望借此拉升處於頹勢的俄羅斯經濟。
近年來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主辦大型賽事，尤其是必然需要的基礎設施更新升級，很難在
短期內實現投資成本的回收。相反，虧本倒是主辦方面臨的常態。即便如此，俄羅斯此次
還是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世界盃對俄羅斯經濟的正面貢獻，這本身就是當前最大的政治。
創造新、老“近衛軍”的獲勝集合
第二，主辦本屆足球世界盃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用另類的方式部分消解特定政商關係結構中
的尋租弊端，提供給各路精英新的分利機制，使普京體制的穩定性得以加強。
近年來克里姆林宮開始啟動精英更替的政治工程，一部分曾經在普京團隊中發揮過關鍵作
用的“老近衛軍”慢慢淡出政治舞台，“新近衛軍”接班上崗的態勢已經形成。新團隊中
部分人屬於政治新人，但更多的還是在克里姆林宮序列中慢慢成長起來的成熟技術官僚和
一部分子承父業的二代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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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舊精英的漸進式轉換同樣意味著尋租利益集團的局部調整，也必然帶來一定範圍內的利
益重組。
由於權力—產權共佔同構的傳統政商關係結構在普京時代同樣發揮著作用，普京的親信和
朋友在不同戰略產業內都擁有足夠的話語和實際權力。被評論界稱為普京政治局2.0版及
與之匹配的更大範圍內的政治-經濟精英組合的更新升級，必然帶來安撫舊精英和穩住新
精英的雙重任務。
對於克里姆林宮而言，儘可能地減少新舊轉換可能帶來的局部動盪、重新分配內部的資源
和紅利、最大限度地創造獲勝集合（win-set）自然而然地變成了最大的政治。
換而言之，普京要想繼續長期執政，做大側近人士及更廣泛意義上的分利集團的紅利蛋糕
，成為了必然選項。
總投入足夠大的足球世界盃和以往俄羅斯先後承辦的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世界大學生運
動會、游泳世界競標賽，和2012年曾經承辦過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樣，
都可以扮演一種特殊的分利工具功能。
索契冬奧會曾因昂貴的造價引致俄羅斯國內外的無數詬病，其中包括造價驚人的城際鐵路
等項目。但對於莫斯科來說，與其縱容俄羅斯精英集團不斷借住政府的攫取之手為己謀利
，還不如用承辦大型國際活動的方式巧妙地加以引導，既滿足政—商界的分利訴求，又至
少可以通過基礎設施建設給俄羅斯經濟奠定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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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納瓦利內大肆批評的腐敗鏈條，克里姆林宮更在乎的是秩序和穩定。
在此前提下，130億美元的投入只要發揮了上述政治功能就絕對物有所值。用俄羅斯朋友
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絕非最有選擇的政治決斷，但這種次優選擇實際上一方面可以通過一
種類似贖買的方式，為克里姆林宮贏得了政治—經濟精英的忠誠和支持，另外一方面至少
給民眾留下了目前仍有相當不足的基礎設施。
調節地區發展不平衡痼疾
第三，借舉辦足球世界盃的東風部分調節地區發展極端不平衡的痼疾，給俄羅斯地區發展
提供新動力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考量。
廣袤無垠的空間及附屬於其上的豐厚資源儲藏既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羨慕嫉妒但又無法恨的
俄羅斯的比較優勢，又是俄羅斯快樂並痛著且難以跳脫的影響其發展路徑的比較劣勢的根
源所在。研究資源能源經濟的國際學界所百般詬病的“資源詛咒”和“荷蘭病”現象在俄
羅斯都有所體現，日本一橋大學久保亭真彰甚至直接將俄羅斯過於依賴資源、結構性調整
因此困難重重的病灶及其表徵命名為“俄羅斯病”。
應該說，這種發展悖論跟俄羅斯幅員遼闊的地理特徵及其必然帶來的治理效率難題有一定
的關聯性。僅僅因長距離運輸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物流成本，就讓每一個進場的市場玩家
都望而生畏。空間因素大概是為什麼自沙俄以降市場經濟模式和理念在俄羅斯始終頗為水
土不服的根腳所在，這完全契合了秘魯經濟學家狄索托首先使用的“布羅代爾鐘罩”概念
所指向的市場經濟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發揮有效配置資源的認知。
俄羅斯有句俗諺稱“莫斯科不是整個俄羅斯”，描述的恰恰是這種地區發展不平衡現象。
俄羅斯共有十五座百萬以上人口的城市，第三名新西伯利亞才160萬，最末的伏爾加格勒
只有10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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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如此，從沙俄到蘇聯再到當代俄羅斯，我們可以觀察到兩種極具歷史穿透力的常態
：一是三個俄羅斯都始終面臨地區發展不平衡的治理難題；二是俄國中央政權始終都想通
過一種非市場的手段試圖調節和化解地區差異問題。歷史上的軍事總督制和當代的財政聯
邦主義都可以歸入此類措施。
普京執政以來，轉移支付較為有效地緩解了欠發達地區的財源不足以及隨之而來的發展乏
力問題。因此，克里姆林宮本次選擇了十餘座城市來承辦不同階段的不同場次比賽，其背
後的原因之一可以儘可能地通過世界盃組織資金的分配和再分配部分調整日益加大的發展
不平衡難題。11個世界盃舉辦城市中，既有伏爾加格勒、下諾夫哥羅德等基礎設施和整體
經濟發展都很落後的地方，也有薩蘭斯克和索契這樣人口不足50萬難以具備規模效應的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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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一次克里姆林宮出人意料地只選擇了其歐陸部分的城市，而沒有把遠東等邊遠地
區納入。但這不妨礙世界盃安排的地方維度的解釋力。世界盃是系統工程，而不僅僅只需
要考慮中央-地方關係一個層面。
歐陸部分單位基礎設施相較於邊遠地區總歸要更好，對於經濟實力有限的莫斯科而言有更
高性價比；相較於整個遠東只有625萬人口，俄羅斯歐洲部分城市的規模更大，更能發揮
集聚和乘數效應。橫跨十一個時區的國土決定了集中安排在歐洲部分對球隊和觀眾都會更
便利。
概而言之，莫斯科本次的選擇考慮到了地區不平衡的因素，130多億美元的整體投入可能
會成為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的增長點。
大國地位與愛國主義
第四，足球世界盃還是克里姆林宮高度重視的民族/國家構建的一部分，足以在精神層面
上推動民眾愛國主義情感的生成和穩固，給普京政府提供新的民意基礎。
對於大國地位的追求已經被鐫刻到俄羅斯的民族基因上。普京在葉利欽轉交總統權力的前
一天於《獨立報》發表的長文就警示俄羅斯幾個世紀以來首次有淪為二流三流國家的風險
。俄羅斯學術界和決策圈都認可的一種對俄—西方關係在烏克蘭危機後降至冷戰結束後的
最低點的解釋是，俄沒有被西方視為平等夥伴而更多被當做小跟班、依附者所帶來的民族
屈辱感。
在克里姆林宮看來，大國地位除了在國際安全事務當中俄羅斯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獨特作
用外，俄羅斯還必須在軟實力等並非自己的傳統強項上下功夫。俄羅斯用於指導對外關係
的行動指南——《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等重要文本的最新版都納入了上述思想。
由此，足球世界盃的主辦具備了兩種不同層面的價值：
對外，除了展示俄羅斯在申辦之初的開放透明形象外，西方發達國家一度威脅採用類似將
俄羅斯踢出“八國集團”的方式剝奪俄的主辦權賦予了俄在反霸權主義方面的帶頭大哥角
色，這又會被自動轉換為俄大國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內，克里姆林宮無論如何都可以獲得足夠多的正當性加分。足球世界盃成功舉行，尤其
是如果俄羅斯男足獲得較好的戰績將必然點燃繼克里米亞“回歸”後的又一輪民族激情。
此前，俄羅斯將包括平昌冬奧會俄羅斯運動員只能以個人身份參加比賽當成了西方藉機懲
罰俄的陰謀。二者對比之下，俄羅斯的愛國主義，包括對普京本人的擁戴在本屆世界盃舉
辦過程中及隨後較長一段時間內可能會達到一個新高度。
從目前公佈的信息看，世界盃閉幕後的第二天，普京將在赫爾辛基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
元首峰會。這一時間點和地點的選擇都表明，俄羅斯期待把主辦足球世界盃的價值用到極
致。
試想一下，如果赫爾辛基峰會延續以往三次蘇美、俄美峰會所帶來的緩和效應，普京的威
望必然還會提升。在第三國舉行雙邊會晤所帶來的俄孜孜以求的平等性、對等性，至少對
俄而言絕對意義重大。
總而言之，當代俄羅斯體育，尤其是競技體育，不僅成為國際政治運動場權力博弈的重要
目標，也事關俄羅斯國內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具體議程安排。對於莫斯科而言，世界盃遠遠
不止是一項大型體育盛會，而是一種具有多重作用的政治-經濟—社會系統工程。
即便外界對此次世界盃的成本—收益比多有質疑，但至少克里姆林宮更在乎的是其作為普
京長期執政的正當性提供者的功能。足球世界盃因此成為了俄羅斯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
克服新舊精英嬗遞的分利機制，調整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補充手段和民族/國家構建的重要
組成部分。
在此意義上，俄羅斯政府圍繞足球世界盃的所有安排都充滿了政治維度，這也是俄羅斯歷
史的路徑依賴在當代的時間層面和體育的議題領域的一次隆隆的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