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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與抽籤的歷史淵源
王紹光
“民主”是個極其時髦的詞，人們幾乎每天都見到它，聽到它。說到“民主”理念的實現
方式，人們首先聯想到的恐怕是一人一票的選舉，是自由的、不受約束的、競爭性的、多
黨之間的選舉。在很多人的理解中，民主與選舉幾乎是同義詞：民主就意味著選舉，選舉
就表明有民主。
然而，在被很多人奉為“民主發源地”的古希臘雅典城邦，民主不僅沒有採取一人一票的
方式進行選舉，而且選舉根本就不是古希臘城邦實現民主的主要方式。古希臘城邦實現民
主的主要方式是隨機抽籤！
在剛出版的《抽籤與民主、共和：從雅典到威尼斯》（中信出版社，2018年）一書中，我
試圖用詳盡的史料展示，民主、共和與抽籤（而不是選舉）原本有極大的、久遠的關係。
從公元前六世紀直到十八世紀末，在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抽籤在民主與共和制度中扮演著
極為關鍵的角色；缺少了抽籤，古希臘城邦民主就不是民主了，羅馬共和國、佛羅倫薩共
和國、威尼斯共和國也就不是共和了。
對大多數讀者而言，這種說法也許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可能感到有點不可思議。在他們看
來，抽籤是非理性的、荒唐的、不負責的，此書告訴大家，如果擺脫20世紀以來流行的“
民主”、“共和”觀念，回到民主、共和的本源，在政治中運用隨機抽籤，實際上是很有
道理的、經過深思熟慮的、有助於實現民主和共和理念的。在現代世界，對診治漏洞百出
的西式代議民主，重新啟用抽籤恐怕不啻為一劑良藥。
不過，在19世紀以後的兩百多年裡，隨著“共和”、“民主”的呼聲增大，民主與抽籤綿
延兩千多年的內在關係卻被剝離、割斷了。抽籤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以至於現在絕大多
數人，包括絕大多數學者幾乎完全不知道，在民主、共和的傳統中，抽籤曾經扮演過舉足
輕重、不可或缺的角色。
取而代之的是，曾被歷代思想家看作寡頭政治標誌的“選舉”成為“民主”的標誌：爭取
“民主”就是爭取選舉權、爭取擴大選舉權、爭取普選權。
選舉說到底就是挑出一批精英來治國。“民主”不再意味著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平民自己
直接當家作主，而意味著人民拱手將治國理政的權力交由一小撮獲得較多選票的精英打理
。民主的實質被抽空了，換上華麗的外套；偷樑換柱之後，民主已變為選主。而抽籤之所
以被腰斬，也許正是因為作為民主、共和的利器，它過於鋒利，危及了那些對民主口是心
非的統治精英。
普選權的實現與代議民主的危機
經過底層民眾一百多年的爭取，到20世紀60年代，普選在歐美各國終於基本實現了。這時
，有人開始意識到，即使完全實現一人一票的普選，代議民主也未必是真正的民主。
從1840年前後，普選權（Universal suffrage）曾在100多年的歷史中是各方關注的焦點
。不過，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隨著普選權的實現，人們對它的關注迅速消退。與此同
時，人們逐步意識到，雖然代議民主在理論上賦予每個人相同的政治權利，現實政治卻始
終牢牢把握在極少數“政治精英”或“權力精英”手中；熊彼特津津樂道的精英集團內部
競爭絲毫無助於削弱政治中的“精英主義”。
1956年，當賴特·米爾斯出版《權力精英》一書、揭開美國民主面紗背後的軍事、經濟、
政治精英網絡時，他曾遭到不少批評家的嘲諷，認為他的研究不夠專業。但4年之後，謝
茨施耐德（1892-1971）出版了《半主權的人民》一書，從另一個角度揭示出相同的事實
：民主、共和兩黨的動員對象主要是社會的中上階層，忽略了人口的另一半——幾千萬不
參與投票的選民。他對風行一時的多元民主理論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指出：“那種認為有
壓力集團的存在就可以自動代表所有人的看法不過是個神話”；“多元主義天堂的問題在
於，在天堂合唱中，上層階級的音調太響亮”。
20世紀60年代末，這樣的出版物多了起來。1967年，心理學家威廉·多姆霍夫（1936-）
出版了《誰統治美國》；1969年，政治學家西奧多·羅伊（1931-2017）出版了《自由主
義的終結》；前一本書十分暢銷，後一本書引起學界熱議；兩本書都再次對多元民主理論
產生巨大衝擊。的確，雖然社會中存在種種利益集團，但它們之間並不存在多元民主論所
說的平等競爭。相反，在政治影響力的角逐中，某些有強大財力做靠山的利益集團佔據壓
倒性的優勢地位：它們可以僱傭專業遊說人士，可以為選舉提供金錢支持，可以用種種方
式對政府決策施加影響（比如威脅政府把投資移往別處）。這些強勢利益集團也許會擺出
一副追求公眾利益的姿態，但那不過是掩蓋其尋租行為的幌子。利益集團之間這種不對稱
的競爭，根本不是民主，只會導致公共政策的議程設置被少數人綁架，使政府成為特定階
級的工具。
也許是意識到票選內在的侷限性，一些人群開始通過動員的方式推動體制外活動，由此形
成了一輪政治參與高潮和所謂“新社會運動”的高潮，如反戰、反核、環保、女權、少數
族群、社區等運動。投身社會運動，使一大批民眾迸發出參與政治的極大熱情，展現出非
凡的能動性。一波接一波的遊行、示威、靜坐、抗議、佔領，突破了西方既有體制的束縛
，將一系列以往被遮蔽的經濟、社會、政治問題提上議事日程。
當時佔統治地位的代議民主理論對蓬勃興起的參與熱潮無法作出內恰的解釋。如此一來，
新社會運動的興起不僅造成社會運動理論生機勃勃的局面，也激發一批理論家開始反思代
議民主理論，提出一些倡導民眾直接參與政治的新理論，如“直接民主”（
Directdemocracy）、“參與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後來出現的“協
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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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歷史的黃粱夢
突破代議民主框框的政治參與，對現有經濟、社會、政治秩序構成巨大挑戰，引起保守思
想家們的憂慮、甚至恐慌。他們認為，在常規政治之外，各個社會群體的“非常規”政治
活動（即選舉投票以外的活動）對政府提出了“過多”的要求，導致政府管的事越來越多
，政府財政不堪重負。更嚴重的是，這些“非常規”政治活動嚴重削弱了政府的權威，人
們對政治領袖與政治體制的信任度急劇下滑。保守派在學界的代表人物塞繆爾·亨廷頓（
1927-2008）於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用“民主瘟疫”來形容當時的局面，他確信，“60
年代展現出來的民主活力給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統治能力（governability）的問題”。
同一年，亨廷頓與一位歐洲學者、一位日本學者代表美、歐、日三邊委員會提供了一份報
告，題為《民主在危機中》。報告第一段話為西式民主描繪了一個近乎四面楚歌的圖景。
雖然報告聲稱對“民主制度”仍有信心，但它所說的“民主制度”有特定的含義。亨廷頓
駁斥“治療民主罪惡的唯一處方是更多的民主”之說，他堅信在當時情況下，用這個處方
只會火上澆油，造成更糟糕的局面。在他看來，當時各種問題的根源是“過度民主”；其
處方只能是用兩種策略對民主進行限制：一是很多問題不必政府管、不必用民主的方式處
理；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運作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淡、需要一些人與一些社會集團不參
與政治。如果實在做不到第二點，他希望所有社會集團都能自我約束；顯然，這無異於緣
木求魚。
很快，隨著撒切爾夫人於1979年擔任英國首相、里根於1980年贏得美國大選，一場新自由
主義風暴席捲全球。打著“私有化”與“自由市場”的旗號，新自由主義實行的就是亨廷
頓推薦的第一種策略：“讓國家縮水”。這實際上就等於“把民主私有化”，“讓民主縮
水”，“消解人民”，“民主的終結”。亨廷頓推薦的第二種策略無法大張旗鼓地推行；
作為替代，歐美各國（尤其是美、英兩國）採取了一種以攻為守的策略：向全球推銷西式
民主（亦即代議民主），其潛台詞是告訴本國人民：你們擁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爾所說
的“唯一的、最不壞的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初起，創立於1941年、預算主要來自美國
政府的“自由之家”開始變得空前活躍起來；1983年，美國政府又新設了美國國家民主基
金會。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內產生了效果。從圖1我們可以看到，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整
個80年代，關注“直接民主”的人減少了，對“參與民主”的討論沒有再增溫。
在那個年代，撒切爾夫人有一句口頭禪：你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據
有人統計，她在講話中使用這個口頭禪達500多遍，以至於有人給撒切爾起了個綽號，就
叫TINA。她所謂“別無選擇”是指，除了經濟上的私有制、自由市場，政治上的代議民主
，世界已別無選擇。
1989年初夏，美國國務院日裔官員福山把撒切爾“別無選擇”的說法上升到了歷史哲學層
面，發表了一篇題為“歷史的終結”的論文。在這篇名噪一時的論文中，福山說：“20世
紀開始時，西方對自由民主的最終勝利充滿了自信；到20世紀接近尾聲時，似乎轉了一個
圈又回到了原點。結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預料的那樣，出現了‘意識形態的終結’或資本主
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趨同，而是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完完全全的勝利”。在福山看來，人
世間已不再有關於“大問題”（例如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鬥爭與衝突；人類社會已
抵達意識形態演化的盡頭，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無可爭議地變成各國獨一無二的選擇。此
後人類面臨的唯一問題是實施這一制度的技術細節。在文章的結尾，福山幾乎難以掩飾自
己的得意，但卻故意流露出一絲勝利者不再有對手的失落感。據他說，歷史終結以後的世
界將會變得非常無聊：不再有藝術與哲學；只有在博物館裡才能看到它們的痕跡。
福山的文章發表後不久，蘇東前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發展中國家也紛紛踏上了“民主
化”的道路。一時間，“民主化”成為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顯學，歷史似乎真的走到了盡
頭：雖然代議民主不能盡如人意，但它彷彿已是人類的唯一選擇。
代議民主的頹勢
慶祝西式民主最後勝利的狂歡很快被證明不過是一枕黃粱夢。
首先，全球的“民主化”障礙重重。“民主化”開始僅僅幾年後，就有一批國家遭遇了“
民主崩潰”（democratic breakdown）或“民主逆轉”（democraticreversals）。剩下
的轉型國家雖然每隔幾年就會來一場轟轟烈烈的競選，但選舉的過程與結果讓西方怎麼看
怎麼彆扭，出現了一大批非驢非馬的“民主制”。於是，西方學者不得不煞費苦心為這些
“民主制”加上前綴修飾詞，如“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有限民主
”（limi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restricteddemocracy）、“受控民主”（
controlled democracy）、“威權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新世襲民主
”（neo-patrimonialdemocracy）、“軍人主導的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半民主”（semi-democracy）、“低質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
）、“偽民主”（pseudo-democracy）等等，不一而足。後來發生的幾場“顏色革命”不
僅沒有挽救“民主轉型”的頹勢，反倒加劇了人們對“民主轉型”的疑慮。近年來，這種
失望已擴散至大眾媒體。《經濟學人》2014年3月的專輯“民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引起
了全球媒體的廣泛注意。到2015年，以推動全球民主化為己任的美國《民主研究》（美國
國家民主基金會的官方刊物）推出了一組7篇特邀文章，標題是“民主衰退了”？雖然標
題中故弄玄虛地帶了一個問號，但這家刊物的兩位共同主編都承認，全球民主確已陷入低
潮。
在全球“民主化”躑躅不前的同時，西方自身的代議民主制度也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危機。
這表現在四個層面。
第一，代議民主實際上不是“民主”而是“選主”。代議民主不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
由人民選出精英來為自己做主。我在2008年出版的《民主四講》一書中把代議民主稱作“
選主”。
第二，代議民主選出來的“主”不是全體人民選出的，不是“民有”（of the people）
，而是小部分選民選出的。 在35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投票率最低的
為38.6%，最高的為87.2%；投票率最高的5個國家中，3個實行強制投票；在35國中，美國
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低於60%。這裡的投票率是全國性關鍵選舉的投票率；其它類型選
舉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可以說，代議民主制下選出的“主”幾乎沒人能得到超過半數
合資格選民的支持，是少數人而不是多數人選出來的“主”（rule by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
第三，表面看來，選民手中的選票可以決定誰當選、誰落選；實際上，只有極少的人可以
成為候選人；選民只能在特定候選人中做選擇。在代議民主制下，候選人幾乎都是通過政
黨推舉出來的。謝茨施耐德的經典著作《政黨政府》開宗明義在第一段話中便說：“政黨
創造民主；沒有政黨，現代民主是不可想像的”；類似的話，還有其他不少著名政治學者
重複過。他們這麼說的言下之意是，選舉需由政黨組織；沒有政黨，選舉無法進行。當政
黨制度運作正常時，選民要麼支持台上這個黨的候選人，要麼支持幾年前下台那幾個黨的
候選人。選民其實沒有多少選擇的餘地；無論他們怎麼選，其結果都是精英統治。麻煩的
是，歐美各國政黨制度的運作越來越不正常，其最明顯的標誌是，認同政黨的人越來越少
。1972年以前，超過七成美國人要麼認同民主黨，要麼認同共和黨。此後，對兩黨都不認
同的“獨立人士”（independents）越來越多，但依然少於兩大黨中至少某個黨。2009年
以後，美國政黨政治出現重大變化：“獨立人士”的比重既超過了共和黨，也超過了民主
黨。假如他們構成一個單獨政黨的話，它已是美國第一大黨，佔美國民眾的45%左右；但
在美國那種“贏者通吃”（winner-take-all）的選舉制度下，這些選民支持的獨立候選
人當選的機會微乎其微；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手中的選票都成了廢票。同樣，歐洲的政黨
制度也開始衰落，其表現形式是各國登記為政黨黨員的人數大幅下降，各黨黨員佔選民比
重大幅下降，使得幾乎所有歐洲政黨都不得不放棄繼續維持大眾組織的假象。政黨的邊緣
化被不少觀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臨重大危機的證據之一。2013年，當代歐洲最著名的政黨
研究學者彼特·梅爾（1951-2011）的著作《虛無之治》，副標題是“西式民主的空洞化
”。在梅爾看來，今天政黨已變得無關緊要，公民實際上正在變得毫無主權可言。目前正
在出現的是這樣一種民主，公眾在其中的地位不斷被削弱。換句話說，這是不見其“民”
的空頭“民主”。
第四，由於兩大支柱（選舉制度與政黨制度）都有嚴重的內在問題，代議民主必然是一種
“不平衡的民主”、“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數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
for the people）的政體。近期一份在西方引起很大輿論震動的研究，分析了美國政府在
1981-2002年間制定的1800項政策，其結論是“經濟精英與代表公司的利益壓力集團對美
國政府政策有顯著的影響力，而代表普通民眾的利益集團與一般老百姓的影響非常小、甚
至完全不存在”。主持該項研究的學者相信，在美國，政治影響力分佈得如此不平衡、不
平等，它的政治體制實際上已不是民主制，而是寡頭制。這也正是研究古典民主那些學者
的結論。丹麥學者漢森在其2005年發表的著作中說：“就政治制度而言，美國已不再是民
主制，而是寡頭制”。劍橋大學古希臘史學者保羅‧卡特利奇（1947-）2016年出版了《
民主：一部生命史》一書，對代議民主的評論更是一針見血：古希臘人絕不會把所謂“現
代民主體制”認作民主，因為它們全都是“寡頭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數
人有、少數人治、少數人享。
西方政治制度已病的不輕，這一點幾乎沒人可以否認。但不少人還是只願承認這國或那國
出現了這種或那種“病症”，卻不願承認代議民主本身已是沉痾難起。最近的一項研究給
了這種幻覺致命一擊。利用“世界價值調查”（World ValueSurveys）1995-2014年間獲
取的數據，這項研究發現，在歐美各國，人們不僅對他們的領導人越來越不喜歡，他們對
作為一種政體的代議民主制也越來越疑慮重重，越來越不相信自己能對公共政策產生任何
影響，甚至越來越傾向否定代議民主制、接受與代議民主不一樣的政體。尤其是在越年輕
的人群中，這些趨勢越加明顯。項目主持人的判斷是：在千禧一代（指1981年後出生的人
，到千年期結束時達到成年）中，民主的合法性正遭遇著全面危機。
抽籤浴火重生
正是在代議民主逐步陷入危機的過程中，更嚴肅的思考者開始試圖跳出選主的框框，重新
審視一些在他人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如民主的含義到底是什麼？選主到底是不是實現民
主的唯一方式？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已提出了種種代議民主的補充
方案或替代方案，抽籤也趁勢浴火重生了。
抽籤上一次有可能成為代議民主替代是在約一個世紀之前（如圖）。在19世紀最後十幾年
，曾出現過一批與抽籤有關的出版物，其中既有學術性研究，也有政論小冊子。在這些出
版物中，有的直截了當地呼籲用抽籤代替票選；有的用抽籤作為區分古典民主制、共和制
與現代代議制的一個指標；還有的會指出抽籤的長處、票選的短處。此後半個多世紀，幾
乎沒有人再談及抽籤在現代政治中可能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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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最早倡導抽籤的人，可能是黑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C. L. R. 詹姆斯（1901—1989）
。他於1956年發表了一篇鼓吹直接民主的論文，標題是“每一位廚娘都可以治理國家”
，副標題是 “古希臘民主研究與其對今天的意義” ，詳細討論了抽籤在雅典民主制中的
作用，他確信這種機制同樣適用於當代，因為他完全贊同列寧的理念：經過學習，普通勞
動人民也具備治國理政的潛質。不過，由於詹姆斯的激進身份，他的觀點並沒有在主流學
界和政界引起廣泛的注意。
1970年，在西方政治學界、尤其在是民主理論領域佔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羅伯特·達爾出手
了。他出版了一本小書題為《革命之後？美好社會中的政治權威》。該書指出，代議民主
（達爾稱之為“多頭政體”Polyarchy）與理想民主的距離必須以光年（light years）計
，它有三大問題：資源分佈嚴重不平等，大公司權力巨大、所謂民主政府權力巨大。為了
進一步推動多頭政體的民主化，達爾認為至關重要的是重啟抽籤這種機制。他建議，為多
頭政體裡每一位重要官員（市長、州長、眾議員、參議員、總統）配備一個顧問委員會；
這些官員每年必須定期與其顧委會見面，回答他們的問題，聽取他們對重要議題的辯論，
考慮他們提出的政策建議。每個顧委會由幾百位抽籤產生的成員組成，任期一年，不得連
任；如果成員是窮人或失業者，可以為參與顧委會活動獲得津貼。達爾深知，在抽籤與有
關抽籤的討論消失近200年後，很多人會對他的提議感到震驚。因此，他書中涉及抽籤的
部分主要是為了回應各種可能的疑問。
他最著名的著作是《民主及其批評者》一書（1989）。這本書的一個基本論點是，民主在
歷史上已經走過了兩次轉型：第一次轉向民主城邦，第二次轉向共和主義、代表制與平等
。該書在最後一部分“邁向第三次轉型”中，達爾勾勒了一幅民主的未來圖景，抽籤是其
中一個關鍵機制。他認為，克服代議民主下政治不平等的一個有效途徑，是用抽籤的方式
在立法機構之外創造出一個可以代表大眾的“微型大眾”（Minipopulus，簡稱“微眾”
）。其具體建議是，在全體公民中，隨機抽取大約1000人，組成“微眾”，它的任務是就
某一個政策議題展開為期一年的商討，並最終公佈其政策建議。這些人可以借助現代通訊
工具“碰面”。可以設想，由一個“微眾”設置政策議程，另設多個“微眾”，每個“微
眾”專就政策議程上的某個議題進行商討。各級政府都可以設置這種“微眾”，也可以選
派一些學者、專家、政府工作人員為這些“微眾”提供諮詢服務。“微眾”還可以召開聽
證會、委託研究機構提供背景報告，對民眾關心的政策問題展開討論與辯論。由於“微眾
”是隨機產生的，在達爾看來，它們完全可以代表全體公民；它們的判斷就是全體公民的
判斷。不過，達爾並不主張用抽籤取代選舉，它只是對現行政治體制的補充。
世紀之交的轉折
在達爾之後，20世紀70年代對抽籤進行研究的主要不是政治學者，而是經濟學者、歷史學
者、統計學者、決策學者，且這些研究基本上是純學術性的，不涉及對現有政治體制的改
革。唯一由政治學者撰寫的書呼籲美國人不再參與毫無意義的選舉，投身於一場憲製革命
：取消參眾兩院，代之以一院制的國會；國會議員的50-60%應由隨機抽取，其餘40-50%的
議員仍由選舉產生。這是比達爾更為激進的主張；也許正因為如此，這本書沒有產生任何
影響，幾乎被人忘卻了。
在接下來的80年代，情況的確發生了變化。幾位思路開闊的人士不約而同地提出，應該用
抽籤替代或補充票選。
一位是從天主教教士轉化為社會主義者的澳大利亞哲學家約翰‧本黑姆，他於1981年發表
了兩篇題為“統計民主”的文章，曆數票選的弊端，建議用隨機抽籤的方式構建決策機構
。幾年後，他出版了一本書，標題是《民主是可能的嗎？選舉政治的出路》，更系統地鼓
吹抽籤，並把這種在統計意義上具有代表性的民主改稱為“抽籤民主”（Demarchy）。
20世紀80年代中期，本傑明·巴伯出版了一本影響很大的著作《厚實民主》。他把代議民
主稱作“淺薄民主”（Thin democracy），把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其運作的政治體制稱作“
厚實民主”（Strong democracy）。該書的最後一章提出改造代議民主的十二條方案，其
中至少四條都與隨機抽籤相關。
1988年，一位政治學者敏銳地捕捉到了新的時代氣息，他在一篇對幾本新書（包括本黑姆
的《民主是可能的嗎》）的書評中指出，民主理論正在開闢“新的方向”。果然，達爾在
次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評者》中再次闡揚抽籤的民主潛質。兩年後，費希金出版了《民
主與商議》，力推帶抽籤環節的商議式民調，把它看作“民主改革的新方向”。從圖3可
以看到，20世紀80年代的確是抽籤重生的轉折點。其間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達136件，
是70年代相關出版物的兩倍多，相當於1749-1969年這220年間同類出版物的總量！
進入20世紀最後10年，如圖1所示，商議民主理論異軍突起，引起了學術界內外的廣泛注
意。大多數讀者對此的注意似乎集中在“商議”過程上，但值得關注的是，參與商議的人
如何產生？能否用抽籤的方式產生？抽籤具有何種優勢？同樣，其它各種替代或補充代議
民主的方案似乎也可借助於抽籤，使得這十年中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再上一個台階，達
到近200種（如圖），其中一些現在已成為該領域的經典。
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9/03/04/20190304092528403.jpg
抽籤理論：從邊緣到主流
21世紀剛剛過去了16年，但我們已經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將是抽籤重生的世紀。圖3很
直觀地告訴我們，本世紀頭10年，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接近此前20年的總和；而過去7
年有關抽籤的出版物數量幾乎相當於此前260年的總和！最近一些年，涉及抽籤的理論探
索大幅增加。有出版社已推出了“抽籤與公共政策”系列叢書，現已出版9本專著。一些
大學與研究機構舉辦了相關的研討會，如2005年，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舉辦了有關公
民大會的專題研討會； 2008年，普林斯頓大學舉辦了研討會，討論“超越選舉：新型代
表的民主正當性”；巴黎政治大學（Sciences Po）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分別於2008
年、2011年與2012年舉辦了三次有關抽籤的研討會；愛爾蘭的都伯林三一學院於2012年10
月舉辦了研討會討論“作為民主體制的抽籤”。另外，一些學術刊物出版了與抽籤相關的
特刊，如《星座：批判與民主理論國際季刊》（Constellations: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and Democratic Theory）於2010年出版了有關抽籤的專刊，其中
包括當代著名政治理論家菲力普·佩蒂特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又如《美好社會》（Good
Society）於2011年出版了8篇評論約翰‧麥考米克《馬基雅維利式民主》一書的專輯。
20世紀90年代以前，除個別例外，參與抽籤討論的多是學術界的邊緣人物；但隨著巴伯、
費希金、曼寧、麥考米克等人加入，越來越多學術界主流人物也開始參與其中。2010年以
前，討論抽籤的場合往往是小型研討會，難以引起廣泛注意；現在這類討論已開始登堂入
室、進入大型學術活動。在美國政治學會的2011年大會上，主席卡羅爾·佩特曼的年度演
說談及了抽籤在民主參與中的作用。一年後，擔任同一職務的簡·曼斯布里奇也對抽籤很
有興趣，她在自己的年度主席演說中再次提及抽籤對民主的意義。到了2016年，美國政治
學會的年度大會不僅專門安排了一個圓桌討論，關注“抽籤與民主理論轉型”，還有多個
小組討論涉及與抽籤相關的議題，這在以前是從未出現過的。
最近參與關於抽籤討論的學者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敢於跳出主流民主理論的無形緊箍
咒，探索在現代條件下重新啟用抽籤這個民主、共和利器的必要性與適用性。抽籤可以從
哪些方面彌補以選舉為特徵的代議民主的弊端？抽籤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實現更高質量的代
表性？抽籤與商議應如何結合？從認識論角度看，抽籤有何種價值？這些價值對人民當家
作主有什麼意義？抽籤適用於哪些領域？只是特定領域，還是可以適用於所有決策領域？
抽籤適用於哪些層級？只是基層、地區、全國，還是也包括像歐盟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由
抽籤產生的機構的商議結果應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府最終決策？它們是只具有參考價值，
還是應具有約束力？這些都是他們試圖回答的問題。儘管他們看法不盡相同，但努力的方
向卻是一致的，即必須進一步開發抽籤的民主潛能。
抽籤逐步擺脫邊緣地位、引起越來越多主流學術界人士的關注，這說明代議民主框架內的
思考已近枯竭，有必要另闢蹊徑、探索民主新路。同等重要的是，一大批學者試圖發展與
抽籤相關的理論，這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從古希臘到古羅馬、再到意大利城邦共和國
，抽籤之所以被採用，往往沒有任何理論的引領，幾乎都是為解決實際問題不得已而為之
。政治思想家們對它基本上視而不見；即使對它有所評論，往往不過是隻言片語，導致有
關抽籤方式無法系統化、理論化，難以隔世流傳。結果，威尼斯共和國於18世紀末消亡後
，抽籤在政治中的應用便從人們的記憶中徹底消失近200年。也就是說，缺乏相關理論大
概是抽籤長期一蹶不振的重要原因。反過來，抽籤理論的逐步繁榮也會促進抽籤在實際政
治的復興。
抽籤實踐：遍地開花
在對抽籤的理論探索一步步深入的同時，抽籤試驗也遍地開花了。從20世紀70年代起，各
國出現了一系列抽籤/抽籤的實踐。如德國的“計畫單元”（PlanningCells）、丹麥的“
共識會議”（Consensus Conference）、英國的“公民審議團”（Citizens' Jury）、巴
西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等等。這些試驗的共同特點是，除了
都包含著參與、商議的成分外，這類活動的參與者都是經過抽籤挑選出來的普通民眾。與
古希臘和中世紀城邦不同，這時的抽籤已經沒有了宗教的神秘主義意含，挑出的人不再被
看作神的選民。經過歐洲與俄羅斯統計學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探索，無論在操作上還
是在理論上，隨機抽樣已被確定為在人口中挑選出有代表性樣本的方法。因此，隨機抽籤
出來參加這些活動的人具有了代表人口整體的正當性。在20世紀的最後二十來年，世界各
地基於抽籤的試驗在代議民主的大池塘中引起了陣陣漣漪。
進入21世紀後，抽籤方面湧現出兩大類最引人注目的試驗。一類是“商議式民調”（
Deliberative Polling），另一類是“公民大會”（Citizens'Assembly），兩種試驗已
經遍佈各國。
商議式民調的主要推動者是詹姆斯·費希金，這種民調與普通民調的相同之處是從人口中
抽取統計上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不同之處是，被抽籤出來的人要集中起來對某個議題進行
深入討論（商議），之後才對他們進行調查，其意見可以作為政策建議。換句話說，商議
式民調就是抽籤與商議的結合物。到目前為止，已有十幾個國家進行過商議式民調，而中
國是試點最多的國家，包括浙江的溫嶺、台灣、香港和澳門。
公民大會的大規模試驗始於加拿大的兩個省。英屬哥倫比亞省於2004年、安大略省（加拿
大最大的省）於2006-2007年舉辦過有關選舉制度改革的公民大會。其參與者都是從本省
各個選區以抽籤方式挑選出來的，每個選區一男一女，他們都是普通公民，不是職業政客
。選舉制度的改革之所以不讓選舉產生的議會攪和，是因為議員們都各懷鬼胎，讓他們改
革自己從中受益的選舉制度，無異於與虎謀皮。讓沒有既得利益的普通民眾討論選舉改革
，結果才會更客觀、更公正。公民大會經過反覆商議，形成的改革建議最後需要經過高門
檻的全民公投批准。
與以前的試驗相比，近年來的抽籤試驗適用範圍更廣、影響力更大。抽籤的理念開始引起
越來越多國家政治人物的關注。
在法國，2006年總統大選時的社會黨人候選人塞格琳‧羅雅爾（Segolene Royal）許諾，
如果當選，她將組建一個由抽籤產生的市民議會；市民議會將與現存的國民議會一道參與
修憲的討論，最後拿出草案提交全民公決。
在荷蘭，2007年全國性的選舉制度改革採取了加拿大模式，由142位由抽籤選取的公民經
過大半年的討論、最後向議會提交改革建議。
在冰島，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其銀行體系的崩潰，由此引發了民眾對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2010年，議會決定啟動修憲，但不允許政黨染指新憲法的準備與起草過程。作為替代，
冰島設立了“國事論壇”(the National Forum) ，即由計算機隨機選出950個18歲以上的
公民，提出他們認為應該被列入新憲法的議題，並且將討論結論公開於網絡上。而制憲會
議（the Constitutional Assembly）的25成員不是來自體制內的政治精英（議會成員不
得參選），而是從522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普通公民中選出，包括教授、記者、學生、工會
工作者、物理學家、牧師等。這25人起草憲法的過程完全透明，時時與民眾溝通。雖然這
次修憲因程序問題（實質是政治精英的抵制）並未最終完結，但它被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
勞倫斯·萊斯格稱之為全球憲政史上最民主的修憲過程。
在芬蘭，政府也考慮借鑑冰島的經驗，讓集體智慧在未來決策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在愛爾蘭，2011年設立的制憲大會（the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借鑑了加拿大模式
，它的100位成員中，66人是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33人是政黨推選的政客，主持人由政
府任命。制憲大會共提出18項憲法修改建議和20項對其它法律的修改建議。為了應對另外
幾項極具爭議性的政策議題（如墮胎、公投、議會任期限制、氣候變化），愛爾蘭於2016
年設立公民大會，其成員由99位隨機抽取的普通公民構成，外加一名政府提名的最高法院
法官擔任主席。公民大會最終會向議會提交修法建議。
在英國，早已有人建議用抽籤的方式改造上議院，區域性的公民大會也已有先例，現在議
會上、下院已開始認真討論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國性的制憲會議。
除此之外，美國加州也曾有人提議為選舉制度改革設立公民大會。
從過去四十餘年的演變可以看出，一度失傳的抽籤現在已失而復得。它在20世紀末還只是
激起一陣陣漣漪，現在已經擴展為一波波潮湧。未來，它有可能形成排山倒海的巨浪嗎？
讓我們拭目以待！
本文不是為了證明抽籤是實現民主理念的唯一正確方式；也不是為了證明選舉一無是處。
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實現民主理念也許可以採取很多種、甚至無數種
方式，根本不存在某種唯一正確的方式，選舉不是，抽籤也不是。推進民主應該多輪驅動
，不應單輪驅動。如果這有助於釋放大家對民主理念實現方式的想像力，我們的目的就達
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