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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高壓下，掙扎求生的香港獨立出版商
新聞來源: (須有正確連結)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90605/hong-kong-publishing-tiananmen/zh-hant/
香港——即使1997年回歸中國之後，這座城市也依然保持著一項傳統：為北京天安門事件中喪生的抗議者舉行規模最大的年度守夜活動。這裡還有唯一一個紀念1989年事件的博物館。
但隨著中國政府影響力的增強，這些記憶最大的儲存載體之一——香港的出版業——正面臨危險。在天安門事件30週年之際，記錄天安門事件和中國歷史上其他重要時刻的人擔心，他們很快就會被趕出這個行業。
「獨立出版已經淪為一種非營利性的活動，目的是保存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回憶錄和回憶，」新世紀出版社創始人鮑朴說，「否則它們就會消失。」
香港曾出版過大量關注中國近代史和共產黨政治的書籍，其中既有使用筆名、沒什麼事實依據的粗製濫造之作，也有知名作家備受尊敬的分析研究。香港的書籍和雜誌往往是共產黨高層人士洩密的首選地點，被解職的大陸官員也會在那裡推出回憶錄。
多年來，香港出版商在中國大陸讀者中找到了一個現成的市場，這些讀者想讀到在大陸找不到的書，並且偷偷帶回去。但由於邊境檢查更加嚴格，香港經銷商和零售商店在大陸控制下的合併，以及獨立書商的失蹤和監禁，該行業已出現下滑。
「作者害怕出版。出版商害怕繼續做生意。經銷商也在害怕，」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中國研究員王亞秋表示。「書店正在減少，那裡的人們也感到害怕。當然，買家也是如此。這是對出版業的全方位攻擊。」
新世紀出版社上週出版了《最後的祕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六四」結論文檔》一書，是共產黨在1989年的決策過程中的聲明與講話集；還有一本資深記者戴晴對最高領導人鄧小平的分析；以及參加了天安門絕食的學者周舵的一本回憶錄。這三本書對鮑朴來說特別重要。現年52歲的他1989年在北京讀大四，他的父親是因支持政治改革而入獄的最高級別共產黨官員。
「我在天安門遇到了很多人，」鮑朴說。「這件事真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它確實改變了我的生活。」
鮑朴說，新出版的三本書——該社今年只出版了這三本書——需要付出非同一般的努力。他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再出這樣的書。
鮑朴說，出版社以前每月都能出版一本書，但是由於各種阻礙，它已放慢了步伐，包括失去在香港長期合作的印刷商宏亞印務(Asia one)，該公司於2016年切斷了同新世紀的關係。
「沒有直接的解釋，他們就說，『我們不想再跟你合作了』，」鮑朴說。宏亞董事總經理劉文邦(Peter Lau)否認有任何政治壓力，但表示不記得該公司為何停止與新世紀的合作。自那以後，新世紀一直與香港以外的印廠合作。
中國對外部出版物採取的行動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發生後，它立即對來自香港、台灣和其他地區的資料進行打擊。當前這項名為「南山計劃」的工程始於2010年。邊境檢查加強，防止旅客攜帶書籍。被抓到的人會被沒收書籍並受到警告。
中國聯合出版集團在香港控制著三家連鎖書店，佔香港出版市場的70%，該集團的最終控制者是中國財政部。公司否認財政部在其決策過程中會施加政治影響，但在他們的書店裡，批評中國領導層的書籍要麼被藏起來，要麼根本不存在。
人民公社書店是尋找這類書籍的中國大陸讀者的港灣，它的街頭招牌上印有毛澤東戴解放軍軍帽的形象。去年，它試圖將自己重新包裝為咖啡館，但以失敗告終，最後書店也關閉了。店主鄧子強(Paul Tang)否認受到任何外部壓力，將書店關門歸咎於顧客和出版商推出的新書都在減少。
過去幾年裡，中國官員逮捕或拘留了幾名香港媒體工作者，其中包括2013年被捕的出版商姚文田，以及2014年被捕的雜誌記者郭忠孝和王建民。
2015年，出版有關中國政治八卦書籍的巨流傳媒及其關聯零售商店銅鑼灣書店的幾名員工失蹤。
中國當局表示，這些人是自願前往大陸協助調查的。但另一位被拘押的書商林榮基在獲准返回香港後透露，他曾遭單獨監禁，並被迫承認非法銷售圖書。
今年4月，林榮基逃離香港，前往台灣，因為他擔心，根據香港政府正在考慮的新引渡法，自己可能會被遣送到中國大陸。
「我非常害怕，」他在台灣通過電話表示。
香港新聞自由組織對引渡規定的修改提出了批評，稱這將使香港記者和出版商面臨大陸方面有政治動機的指控，進一步侵蝕香港言論自由的基礎。
不過，王亞秋說，像鮑朴這樣的人還在繼續工作，一些香港出版商不打算悄悄離開，這讓她感到鼓舞。
「我看到那種精神還在，」她說。「這個體系更加強硬，但是不管看起來有多麼無望，人們仍在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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