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神非魔的民粹主義-“歐爾班現象”的社會轉型視角分析
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https://m.sohu.com/a/330169232_618422
李家懿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博士研究生
[內容摘要] 自2010年歐爾班擔任總理以來，匈牙利採取了一系列頗具 “民粹主義”色
彩的政策，歐爾班政府借此在國內維持了高支持率並實現了 “三連任”，在國外卻遭到
歐盟的強烈批評甚至制裁審查。這種國內外反差鮮明的 “歐爾班現象”是匈牙利自劇變
以來社會轉型的直接產物，不應被過分 “神化”或 “妖魔化”。三十年來，匈牙利政治
、經濟、外交等領域均形成和積累了一些結構性問題，需要一個強勢政黨主導的政府對轉
型進行一定的 “矯正”和“回調”，儘管有些做法受到了 “矯枉過正”的質疑，但仍是
在西方式的民主制框架內和歐盟制約下運作的。
歐爾班領導的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 ( 簡稱 “青民盟”) 是中東歐民粹主義政黨的代表。
自 2010 年青民盟領袖歐爾班擔任總理以來，採取了一系列頗具 “民粹主義”色彩的政
策，從經濟、政治、外交等方面對過往的轉型進行 “矯正”和 “回調”。歐爾班政府的
“民粹主義”政策使其在國內維持了高支持率並實現了 “三連任”，卻遭到歐盟的強烈
批評甚至制裁調查，形成了獨特的 “歐爾班現象”。現有評論對此呈兩極分化趨勢。“
神化”歐爾班者認為，青民盟上台後大刀闊斧的改革有效地改善和解決了諸多弊病，對內
提振經濟、改善就業、降低政府債務和赤字，對外 “頂住”歐盟難民攤派壓力、開展新
型外交戰略; “妖魔化”歐爾班者認為，青民盟破壞了匈牙利自轉型以來建立的民主和市
場機制，重塑威權政治，導致匈牙利陷入歷史的 “倒退”，甚至成為民粹主義的 “旗手
”。“歐爾班現象”為何出現，為何人們對它會作出截然不同的評價，這些轉型中的問題
亦應該從轉型中去尋找答案。
1.“歐爾班現象”之經濟成因
與其他中東歐國家相比，匈牙利轉型之前的經濟形勢相對較好，消費品種類豐富，人民消
費水平較高，是 “漸進式”經濟轉型的代表。但轉型以來，經濟領域逐步暴露出一些問
題。
首先匈牙利經濟在轉型和發展中逐漸形成了高度依賴外資、高財政赤字、高債務負擔的局
面。匈牙利的重點行業在市場化和私有化過程中注入了大量外資,如電信、能源、銀行和
金融業等。到 2000 年左右，匈牙利經濟轉型基本完成，雖然在外資投資總額上低於波蘭
，但在維謝格拉德集團中佔據了最高的人均外商直接投資額，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約
230 億美元，其中通過私有化引入的外資為 72． 2 億美元。匈牙利電信公司超過 60%
的股本屬於外資。若干電力和燃氣企業、發電廠等也被出售給外商。到 2001 年，外資控
股銀行的數量已佔到全部銀行的 60% 以上。外資和外企隨著市場的開放湧入國內，充斥
著匈牙利人生活的各個方面，甚至在許多影響國計民生的領域佔據主導本國的經濟獨立性
受到削弱。國際貿易方面，大量外國商品的湧入使貿易總額連續多年出現逆差。
與此同時，匈牙利自社會主義時期就是中東歐舉債較高的國家，這種局面在轉軌後並未得
到改善，其人口結構、社保政策使得匈政府只能依靠高額舉債來維持運行。由於本國貨幣
福林的貸款利率較高，居民和公司多選擇歐元、瑞士法郎等外幣借貸。匈牙利的債務水平
多年來也持續高於鄰國( 見圖 1) 。作為典型的外向型經濟體，金融危機中的外資撤出、
福林貶值和作為主要經貿對象的西歐國家經濟低迷，都對匈經濟產生了巨大衝擊。2007
年匈牙利經濟增長 率 陡 降至 1% ，2008 年為 0． 6% 。2009 年，國內生產總值下降
6.8% 。眾多企業陷入危機和破產，失業率激增。
其次，轉型以來的歷任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普遍採用 “對內嚴苛、對外寬鬆”的稅收政
策，造成國內企業的競爭劣勢。相較於外企,匈本土企業在技術、人員結構等方面本就缺
乏優勢，又受限於政策約束，發展舉步維艱。經濟學家埃裡克·端內特 ( Eric Ｒ
einert)曾就此評論: “一些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企業在還沒有設立起會計部門、學會怎麼
算成本之前就已經倒閉了。”經濟的私有化也使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由於銀行、電信、能
源、媒體等重點行業大都被外國資本壟斷，匈牙利個人財富榜前列幾乎都是外國商人。在
2008 年經濟危機中，製造業、汽車、基建等提供大量就業崗位的行業受創最為嚴重，直
接導致普通民眾的失業率飆升,2010 年就業機會減少了 30% 。在失去了工作機會的同時
，中下層人民大多還面臨沉重的貸款負擔，生活水平明顯下降，對貧富差距的直觀感受也
更強。
在這種背景下，歐爾班政府的經濟政策可謂 “有的放矢，一一攻破”。重點行業的再國
有化解決過度依賴外資、缺乏自主性的問題; 中小企業扶持項目提升民族產業的競爭力，
改善了以往 “對內嚴苛、對外寬鬆”的政策環境，也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大型基建
類公共項目和經濟復甦的宏觀環境使就業率從 2010 年的 54． 6% 提高到 2017 年的 67
．5% ，超過歐盟平均水平。稅制改革、養老金和重點行業的國有化，一方面抑制了外企
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增加了財政收入,養老金國有化一項就為政府帶來了約 140 億美元
的資金緩解了金融危機後嚴峻的赤字和債務負擔。為了緩解外匯債務和福林貶值給匈牙利
家庭帶來的巨大壓力，歐爾班政府 2011 年通過立法使大約 17 萬個擔負外匯貸款的家庭
能夠將這些債務轉化為匈牙利貨幣福林結算，還幫助一些困難家庭與銀行達成了較低的 5
年期固定利率。此外，歐爾班政府在危機後對水電氣煤等實施限價，這些能在日常生活中
直觀感受到的惠民政策加固了青民盟的支持率。2013 年匈牙利從衰退中復甦，當年GDP
增長率為 2． 1% ，2013 至 2017 年保持平穩增長，失業率持續下降，財政赤字佔 GDP
比重從 2011 年的 5． 4% 下降至 2017 年的 2% 左右。
實用主義滲透在歐爾班經濟政策的諸多方面，意識形態模糊、取悅於民是最主要的特徵。
以社保政策為例，縮減提供失業補助的時長、減免提前退休者的養老金是典型的新自由主
義的做法。但與此同時，啟動工作福利制 ( work fare)並開展基建等公共就業項目又是
偏向國家主義 ( étatism) 的做法，這些看似矛盾的措施都是針對匈牙利國情的實用之
計。匈牙利轉軌後的勞動參與率較低，一些群體長期依賴社會福利生活，求職意願較弱。
社會黨執政時的補貼政策向就業困難的少數族裔和失業者傾斜，使一些子女多的少數族裔
家庭在失業狀態下甚至能獲得比普通職工家庭更高的收入，尤其是在部分低收入地區，在
經濟和就業形勢惡化時激化了工作群體的不滿。因此歐爾班政府縮減失業保險、取消提前
退休金，一方面能夠與公共就業項目配合以鼓勵就業，促進經濟活力; 另一方面緩解了工
作人群對於政府補貼長期無業者的不滿。
在國內外爭議頗多的養老金國有化是歐爾班政府實用主義的另一表現。這一變革並非匈牙
利的 “創舉”，包括匈牙利在內的中東歐國家自 90 年代以來都經歷了持續的養老金私
有化。在經濟危機後嚴峻的財政形勢下，政府債台高築，無力承擔養老金繼續私有化的改
革成本，這成為中東歐國家的共性問題。為了緩解壓力，大部分政府將繳存至私有養老金
中的資金臨時或部分轉至公共預算賬戶,而歐爾班採取了更進一步的國有化手段。為瞭解
釋再國有化等政策的合法性，歐爾班強調上述 “非正統手段”是政府在危機背景下不得
不採取的緊急措施。這些 “特殊手段”依靠青民盟在政府和議會中的多數地位才得以實
施，收到了正面成效和民眾支持，又反過來助推了歐爾班政府權力的進一步集中。
2.“歐爾班現象”之政治成因
1990、1994、1998 年的三次議會選舉，匈牙利先後經歷了中右翼政黨民主論壇 － 獨立
小農黨 － 基督教民主人民黨聯合政府、左翼的社會黨 － 自民盟聯合政府、青民盟 －
獨立小農黨 － 民主論壇聯合政府的輪替執政。2002 年匈牙利第四次議會選舉，社會黨
和自民盟再度組閣，這次競選和 2010 年競選中的一些反差體現了匈牙利轉型後 “民意
”的變化過程。有評論認為，社會黨選舉獲勝的部分原因在於青民盟競選宣傳的 “反作
用”( back-fire) 。在此次競選中，青民盟再度聚焦在社會制度的改變上，有意將投票
渲染成為選民在社會黨代表的舊體制和青民盟代表的新制度之間做出選擇。民眾對制度轉
型這一老舊政治措辭已經反感削弱了青民盟的支持度。同時，歐爾班在競選中還使用了一
些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傾向的措辭。這一時期匈牙利經濟平穩增長，人民在對外開放的過
程中受益，期待著加入歐盟能帶來更好的生活，對民族主義的政治話語並不買賬。然而到
2010 年議會選舉時，昔日不受歡迎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卻成了青民盟最吸引選民
的 “有力武器”，立場更為激進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 ( Jobbik) 也在議會選舉中不斷獲
得更多席位，說明選民的傾向和訴求都在悄然轉變。2006 年，社會黨 － 自民盟聯合政
府憑藉前一任期內推行的社保政策、公共部門加薪、經濟平穩增長取得了轉型後的第一次
現政府連任。但連任後由於經濟危機再度選擇緊縮財政，加上醜聞曝光，民眾對聯合政府
的不滿情緒激烈，青民盟的支持率在競選前的民調中就 “一家獨大”，在 2010 年的議
會選舉中以顯著優勢再次和基民黨聯合執政。
匈牙利轉型後的幾次選舉呈現較為明顯的規律性: 第一，選民對現任政府的不滿導致社會
黨和青民盟輪替執政;第二，保持了 “去碎片化”的政黨發展趨勢，議席越來越集中在主
要黨派，到 2002 年，青民盟和社會黨在議會選舉中已佔據了全部議席的近 90% 。
匈牙利自轉型以來的幾屆政府有較強的共性。執政黨無論 “左右”都推行同質化的政策
。經濟上堅持市場化、自由化，政治上維護議會民主制，降低政府管控和干預。尤其是政
治圖譜中處於左翼的社會黨往往通過競選中 “改善民生、加強福利”的口號上台，執政
後卻採取與競選口號相悖的緊縮政策。這一方面是轉型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達到歐
盟在財政赤字、政府職能等方面的要求。轉型之初匈牙利保留了大量社會主義時期的福利
，但匈牙利的生育率較低，人口結構類似於西歐發達國家，收入水平卻遠低於西歐，這對
匈牙利的社會保障和公共財政都形成了較嚴峻的挑戰，轉型後的政府面臨轉變社保和福利
體系的客觀壓力，在醫療、就業、養老、社保等民生領域的預算出資較社會主義時期降低
。儘管橫向比較，匈牙利社會保障支出佔 GDP 的比重在中東歐國家裡位居前列，但從人
民的角度，公共服務的成本開始從政府轉移到個人身上，負擔感加重。匈牙利在社會主義
時期的經濟和社會福利基礎較好，民眾原本期待在加入歐盟後各項生活指標能夠迅速接近
西歐水平。然而從失業率數據可以發現，2000 年以來的十年間匈牙利的失業率不斷攀升
，私有化、市場化形成了顯著的貧富差距。普通民眾並非經濟發展和市場開放的受益者，
一方面追逐西歐的期待落空，另一方面經濟危機後的資本撤出和社會黨的緊縮政策，都讓
普通民眾深感自己才是危機的真正 “買單者”。
除了就業和民生負擔等 “全民性”的問題，匈牙利轉型以來的社會內部分化也沒有緩解
，甚至呈惡化的趨勢。這種分化不僅體現在貧富差距，還體現在民族和地區之間。轉型以
來的社會內部分化和族群矛盾也反映在政黨政治中，帶有反猶、反羅姆主義和反歐盟色彩
的極右翼政黨尤比克在議會中得票不斷增加，而且在匈牙利 30 歲以下的年輕人中支持率
很高，這也側面印證了近三十年來匈牙利在族群等問題上積累的矛盾。青民盟政府在宗教
上強調基督教的傳統教義和家庭形態，在政策導向上也不再強調保護作為少數的底層貧困
或失業人口，比如無業的羅姆人家庭，而是選擇響應多數的訴求，緩解了主流匈牙利人對
政府側重少數族群、增加社保負擔的抱怨。儘管少數族群的融合將是匈牙利長期面臨的一
項挑戰，少數族群生活境遇的惡化也可能導致一系列社會問題，但歐爾班政府的政策幫助
青民盟在選舉中贏得了更多的選票。
面對慘淡的就業市場和貸款負擔，對社會黨等傳統政黨的不滿和失望情緒不斷發酵。失去
了民心的傳統政黨不再具有代表性，陷入政黨政治的困局，普通民眾亟需一個能夠代表自
身權益的政黨。
總體來說，歐爾班領導的青民盟應運而生把握並回應了多數選民的訴求，這是歐爾班政府
保持支持率的直接原因。貫穿 20 世紀 90 年代的社會轉型始終被自由主義的政治語境引
領，倡導政府干預的最小化。傳統政黨作為精英階層的代表，未能在執政中履行對選民的
承諾，卻在轉型和全球化過程中憑藉自身的資源優勢成為寡頭和受益者。普通人在愈發顯
著的貧富差距下產生強烈的落差感，又未能從經濟開放中獲得預期的生活水平提升，加深
了對傳統型政黨的失望。“歐爾班”式政治人物的崛起，可以看作是 “多數”訴求的回
歸，不僅是從經濟層面，也是文化、價值、宗教等領域全面回調的訴求。當經濟危機和難
民潮撼動了歐洲此前二十年來自由主義政治正確的基礎，“多數的”訴求便開始以民族主
義、民粹主義等方式呈現。2010 年議會選舉前夕匈牙利民眾對社會黨政府的不滿情緒已
經十分普遍，選民期待一個強有力的新政府帶來改變和新的發展機會。讓人們不滿的不僅
是屆時的執政黨，也是轉型本身。在 2009 年的歐盟調查中，匈牙利是中東歐對轉型最不
滿意的國家，超過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生活在改制後並沒有變好。正如克勞斯·奧弗
( Claus Offe) 曾預言的: 經濟形勢惡化和生活水平降低會破壞民主制度在人們心中的
合法性基礎。歐爾班準確把握了這些不滿情緒，在競選中宣稱匈牙利的傳統政黨只是打著
“轉型”的名義把昔日的專制權力轉化成了自身的經濟利益，還以兩位社會黨總理都在
私有化中積累大量個人財富作為佐證。2010 年高票當選後歐爾班政府通過合法的、議會
的途徑修改憲法、管控媒體、把持重要崗位以不斷增強和鞏固自身權力。就這種現象近年
來出現了不少術語將之形容為 “臨界民主” ( borderline democracy) “瑕疵民主”(
flawed democracy) 等，指轉型國家儘管保持了民主制度的立法程序和形式，內涵上卻實
施威權手段來鞏固權力。歐爾班政府雖然不乏 “離經叛道”之舉，但修改憲法等權利仍
是選舉和選民賦予的，在選民和歐盟的約束下運作，目標是在下一次選舉中謀求連任，而
非徹底改變匈牙利的政治制度。一旦政府試行了有爭議的政策，學界和國內外也會有廣泛
的批評甚至抗議，形成輿論和社會壓力，促使政府做出調整。
3.“歐爾班現象”之國際成因
匈牙利民眾在轉型後一直對加入歐盟報以很高的呼聲和期待，然而加入歐盟後並沒有為民
眾帶來期待中的正面效應。相反，為了滿足歐盟的各項要求，匈牙利社會在經濟、政治、
外交、族群關係等方面都付出了不小的社會代價。經濟私有化和市場開放使得銀行、電信
、能源、媒體等行業幾乎被外國資本壟斷，許多國內企業在競爭中被淘汰。《馬斯特里赫
特條約》對成員國赤字低於 3% 、債務不超過 60% 的要求，匈牙利歷任政府在轉軌後基
本都採取緊縮的財政政策，使得民眾在教育、醫療等領域的壓力不斷增大。在歐盟和北約
的壓力下，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進行了長期談判，就邊界和跨境民族問題達成和
解。在少數族群保護方面，為了達到 《哥本哈根標準》，匈牙利在教育、就業、社會政
策、法律保護等多方面出台保護羅姆族權利的長期政策。對於匈牙利等國而言，加入歐盟
不止意味著市場和資源，還有歐盟主導的規則和範式。對於認同歐盟的人來說，加入歐盟
意味著現代化，在這種觀點裡，現代化幾乎是沒有負面效應的。這是歐盟視角和匈牙利視
角的認知錯位所在。在匈牙利國內，很多人認為過去二十年來破壞性的、負面的問題就是
“現代化”導致的，而現代化的 “化身”就是外資銀行、外國大公司、歐盟和從屬於歐
盟的國際金融機構。到 1998 年，匈國內 70% 的 GDP 是私營部門創造的，其中 49% 是
本國所有，21% 是外資所有。經濟危機發生後民眾將福林貶值、個人負債和失業率飆升都
歸咎於外資和歐盟，認為歐盟只強調統一市場，維護資本，卻忽視甚至損害了民眾的利益
。在 2010 年世界銀行發起的歐盟成員國年度民調中，匈牙利有超過 60% 的受訪者將危
機歸咎於歐美等西方國家，對民主和市場的支持率也較 2006 年時大幅下降。
伴隨著加入歐盟和市場開放，匈牙利也呈現出地區發展不均衡的趨勢。首都和西北等與西
歐地理距離近的地區受益較多，其他地區相對落後，匈牙利的 7 個區劃中有 4 個位列歐
盟最貧窮的 271 個地區。此外，一些原來的重點產業受到了顯著的衝擊。以農業為例，
從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末的一百年間，匈牙利的農業和食品加工業都處於地區領先位置
，馬扎爾人曾自詡 “為歐洲提供早餐”。曾經繁榮的肉類和穀物等產業作為勞動密集型
產業吸納了大量就業人口，但隨著加入歐盟後低價農產品進入市場，農業地區的稅收、就
業和社保等都遭受了較大的衝擊。這些變化讓許多人開始懷念入盟前的匈牙利，認為自身
的利益在入盟後受到了損害，生活水平甚至不如從前。因為，匈牙利等新成員國在歐盟內
部一直處於邊緣地位，經濟和生活水平與歐盟老成員國依然差距顯著。全球化和入盟在帶
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地區差距的對比和落差感。從人均 GDP 來看，匈牙利、波蘭等
國在入盟後與法、德國以及歐盟人均 GDP 的波動方向一致，表明經濟愈發受到國際環境
的影響，但並沒有呈現出差距縮小的趨勢 ( 見圖 3) 。對比 2006 － 2010 年世界銀行
在歐盟的民調，匈牙利是成員國中生活滿意度最低的國家之一，72% 的匈牙利人認為自己
經濟方面的處境還不如社會主義時期。
在這種背影下，匈牙利儘管各政黨在 “返回歐洲”的立場上基本一致，但青民盟與社會
黨在入盟前對本國的身份認同和獨立性存在分歧和爭論。歐爾班在 2002 年競選時就明確
反對超國家主義的歐洲，堅持同布魯塞爾正面談判，為匈牙利的利益 “討價還價”，而
社會黨則主張全方位的配合歐盟。匈牙利付出了較大的社會代價向歐盟靠攏，在各領域適
應歐盟的規制，然而入盟並未達到民眾預期願景，經濟危機又進一步磨滅了民眾對歐盟的
期待和對社會黨的信任，不滿情緒在難民問題中釋放，表現為民眾要求匈牙利作為民族國
家的權力回歸。近年來崛起的極右翼政黨雖然不能代表匈牙利社會的主流觀點，但也是這
種不滿情緒的佐證。歐爾班政府在外交立場上把握匈牙利大多數民眾的態度，倡導“強大
的歐盟是由強大的成員國構成的”，這種在歐盟框架下偏向本國利益的立場，迎合了更多
選民的想法，在對外關係層面尋求 “回調”，從對歐盟的 “亦步亦趨”轉向更強調本國
權益的立場。從價值觀念的層面，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選擇，與西歐國
家缺乏價值認同的基礎。匈牙利一方面希望享受歐盟的資源和援助，另一方面又想最大化
本國的利益，不願意承擔共同的責任或者西歐國家提出的要求，所以試圖從內部改變歐盟
的遊戲規則，聯合其他中東歐國家呼籲 “成員國更多的自治”，弱化自由主義和人道主
義的色彩。這也解釋了近些年匈牙利、波蘭聯合與歐盟在難民攤派、預算等問題上共同的
強硬立場。歐爾班政府近年來積極探索歐盟以外的合作機會與戰略夥伴，發展與俄羅斯、
中國、中亞和東南亞等國的關係，尋求更廣闊的發展路徑，是出於國家發展的實用主義戰
略，但匈牙利的根本立足點始終是依託於歐盟，正如歐爾班曾經比喻的， “我們坐在歐
盟的船上，但需要來自東方的勁風”。
4. 結語
東歐劇變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中東歐國家盛行的是對 “複製”西方模式和返回歐洲的
樂觀，主流的西方理論和中東歐領域的學者們將轉型描述成一種 “進化”過程 (
evolutionary process) ，而忽略了制度在形式上的轉變與社會鞏固 ( social
consolidation) 之間的矛盾。此外，轉型國家的政治被新的經濟精英主導，這部分人將
財富同權力和政治影響結合在一起。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國內外的精英階層成為最大受
益者，與普通人的差距日益凸顯。精英和建制對普通民眾逐漸失去了公信力，塑造了新民
粹主義的 “黃金時代”。傳統型政黨意識形態和思想理論日益模糊，面臨新的經濟環境
時束手無策，腐敗對自身形象的損耗以及新媒體出現對傳統政黨活動模式的衝擊，都為新
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匈牙利在轉型過程中缺乏針對自身國情的及時調整和適
應，在經濟等多個領域形成一定的結構性缺陷，傳統政黨作為既得利益者失去了在人民中
的代表性,對外關係層面為了加入歐盟付出了社會代價卻沒有達到民眾預期的願景。這些
累積的問題在經濟危機的觸發下集中體現，渴望由 “歷史清白”的新政黨和強有力的新
政府對過往路徑進行 “糾正”和 “回調”，非 “神”非 “魔”的歐爾班成功把握了多
數選民的訴求，實行取悅於民的實用主義政策。因此，“歐爾班現象”和歐爾班式政治人
物的出現都有很強的必然性，無論將之描述成帶領匈牙利脫離經濟泥潭的英雄，還是顛覆
破壞制度的狂人，都有失公允。
除了匈牙利的青民盟和歐爾班，新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多個國家競選中都相繼成為執政黨
，如波蘭的法律與公正黨、2017 年聯合組閣的奧地利右翼政黨人民黨與自由黨、2018 年
初意大利聯合組閣的主張反建制的五星運動黨與極右翼政黨聯盟黨。在民粹主義和右翼力
量席捲歐洲的風潮下，歐爾班並非孤例。概括來說，中東歐和西歐的新民粹主義都反映了
底層民眾對現狀的不滿。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導致勞資關係對比的新變化，全球貧富分化
加劇。民粹主義的出現正是平民力量向資本力量反攻的結果。然而，相對於西歐來說，中
東歐的民眾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更強，因為他們還深刻感受到社會轉型的劇痛。與此同時
，相較於經濟發達社會福利優越的西歐和美國，中東歐並非移民的主要 “目的地”，遭
受到外來文化和宗教的衝擊較弱。因此，中東歐民粹主義的議題中關於宗教的和文化的內
容較少。儘管中東歐民粹主義語境也包含 “排外”的內容，但 “矛頭”更多指向國內的
已有的少數民族和歐盟，前者是歷史長期遺留的問題，後者則代表轉型中作為“掠奪者”
的西歐資本和歐洲大國的霸凌、歐盟的 “壓制”。
以青民盟為代表的中東歐民粹主義政黨的興起，反映了這些國家結合自身國情而對西方政
黨政治模式甚至是社會發展模式的一些改革訴求。適合西歐的，並不完全適合中東歐，就
如同蘇聯模式之於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模式是不存在的。然而，中
東歐所處的地緣政治決定了它們的自主探索是有邊界的命運或許也如同它們在20 世紀 50
、60 年代改革蘇聯模式的行為一樣。它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在大國為其規定好的範圍和
程度上進行，跨越 “紅線”的嘗試注定會遭到懲治。歷史上如此，現實也是如此。差別
只在於西歐國家比起蘇聯來說，更有彈性。因此，中東歐民粹主義政黨的叛逆現在看只能
是 “雷聲大，雨點小”，其走向何方，依然取決於西歐政治的發展方向。